感动世界的教育家 中国人却不知道他(图)


清代学堂前的合照。(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清朝末年1838年,山东堂邑县武家庄(现属山东冠县柳林镇),有一个叫武宗禹的汉子,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几亩薄田难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紧巴又不顺心,甚至给第三个刚出生的儿子起名的兴趣都没有了,“他在叔伯兄弟们中间排行老七,就叫武七吧!”武宗禹敷衍道。

长辈们的敷衍给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一个不正式的名字,但武七(武训)从小就对读书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望,无奈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无力供读。八岁时,山东闹大灾荒,武七的父亲去世,一家人本已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

此后的日子,他常随母亲外出要饭。十五岁那年,武七到邻村的一个亲戚家当长工,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勤勤恳恳,挑水、割草、喂牲口、犁地、推碾子……什么粗笨的活儿都干。但换来的却是打骂,还没有工钱。“我收留你,给你一口饭吃就算是莫大的恩惠了,还要什么工钱?”这是这个混蛋亲戚的理论。

武七两年后便离开这个亲戚雇主,到馆陶县东北薛店村大地主李廪生(外号李老辫)去打工。同样勤恳干活的武七,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更惨了。一个新年前的除夕,李老辫叫他去贴春联。因为不识字,他把本该贴到猪圈上的春联贴到了大门上。李老辫发现后大怒,不仅对武七一顿拳打脚踢,还罚他不准吃饭、睡觉。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武七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还是因为不识字,武七在李家打工,每年的工钱是十七吊,三年未预支过,也没有结过账。有一天,武七母亲病了,想借点钱回家探母。李老辫欺他不识字,拿出一份伪造的账本说:“某月某日你支取了几百文,又某日支用了几十文。总之,这年的工钱你已经用完了,在我这里没有存款了。”这一笔糊涂账在武七听来如晴天霹雳,他据理力争,李老辫当即恼羞成怒,反诬陷说武七是讹诈,叫来家奴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并推出大门不再理会。

遭到欺凌的武七在薛店村东头的一个破庙里沉睡过去。有人以为他失踪了,还有人以为他忧愤而死。三天后他却走出了破庙,似乎变得疯癫起来,嘴里嘟嘟噜噜念个不休:“扛活(即打工)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谁也不知道武七在破庙中的三天究竟想了些什么,那年,他二十一岁。从此,临清、馆陶、堂邑县等地街头多了一个衣衫褴褛、背着褡裢,手拿铜杓的乞丐。

武七一边讨饭,一边还到处吆喝:“出粪、铡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管钱多少。”他为了避免再次被欺骗,对自己的劳动明码标价,而且总是提前声明。这么做,全是为了赚钱,积攒起来“修个义学院”。

此外,他还玩杂耍——两手扶地,头向下,两腿挺直向上,来一个竖鼎,或者用手代脚在地上学蝎子爬,同时嘴里唱着说:“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得多,钱也多,谁说不能修义学。”为了吸引别人的眼光,多赚取一点钱,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剃成了和尚头,只在额角上留一块短发,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唱着说:“左边剃,右边留,修个义学不犯愁;左边留,右边剃,修个义学不费力。”他还在地上爬,供孩子骑耍赚钱。他甚至当众吃蝎子、蛇、砖瓦等,以这种自虐的方式博取大家的好奇,得一点点赏钱。

有时候,他讨到了好一点的食物就转手卖出去,自己吃那些霉烂的和糟糠菜根等。有人劝他何苦这样呢?他答:“吃得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因为武七总是“义学”不离口,乡邻们都以为他得了“义学症”,所以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绰号,他却不以为然:“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31岁那年,母亲崔氏去世了,武七和两个哥哥分了家,分得三亩地,转手卖了120串钱,加上原来的100多吊钱,他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存起来放贷生息,为义学积攒更多的资金。多年的讨饭生活让他瞄准了一个人——馆陶县娄家头村的武进士娄峻岭,但娄峻岭笑他是个乞丐,不愿替他存钱放贷。

于是武七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在武进士门口跪了一天一夜,终于感动了娄峻岭。钱可以生钱了,离办义学又近了一步,这更激发了武七讨饭、挣钱的热情。同时,他挣钱的渠道也不断拓宽。他走街串巷,接触的人很多,就给人家说媒,每撮合成一桩婚事就会得到一些喜钱。他还捡拾妇女做针线活遗弃的破布废缕,拈成线绳,或缠成线蛋卖。在别人看来,武七非常抠门,为了钱他可以不要尊严,不顾亲情,但有时他又非常大方,大方得令人吃惊。

1875年,鲁西北平原大旱,农民都种不上庄稼,饿死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卖儿卖女。武训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四十担高粱用于救济灾民。1885年夏,冠县城北张八寨张春和的母亲有病想吃肉。张春和外出十几年毫无音信,家里穷得连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买肉?儿媳妇竟然割自己的肉给婆婆吃。武七听闻,慷慨地赠送给她们十亩良田。

武训积攒的钱财越来越多,但娄峻岭却无法帮助他兴办义学,于是武训又把目光瞄准了堂邑县柳林镇的进士杨树坊。

1886年,武训把全部财产230多亩地和2800多吊钱交给杨树坊打理,并在杨树坊的帮助下一步步向理想迈进。有钱了,下面的任务就是选校址。杨树坊劝武七把义学就建在武家庄,却被他断然拒绝了。武七担心:“武家庄房舍狭小姑且不说,学校也有可能被武家的后代霸占,还是建在柳林镇吧,那里交通便利。”

1887年,柳林镇开明地主郭芬、穆云捐出3.87亩土地。这年冬天,武七筹建的第一所义学终于落成。为了这一天,他从21岁一直乞讨到50岁,其中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义学取名为“崇贤义塾”,共有瓦房20间,大门二门各一座,加上四周的垣墙,共用去了4787吊钱,除了武七自己积存的2800吊钱,其余都是杨树坊和当地士绅捐助的。

另外,武七230多亩学田每年地租收入368吊,除去交漕粮70吊,还盈余290多吊,这些都作为义学的经费。有了学校,还要有老师啊!武七亲自到寿张县请来当时著名的文举人崔隼,又到聊城聘请了进士顾仲安。学生共有50多名,共分为经、蒙两个班。

开学那天,武七宴请老师,请来几名士绅作陪,他却一个人站在门口,等到进酒进菜的时候,他就向来客磕头致谢。杨树坊、崔隼等人请他入席,他却说:“我是乞丐,不识字,不敢与先生同席。”武七和学生一样分到一碗菜和几个馒头,他却悄悄地拿到外面换来几块新砖,自己仍然吃些残羹冷炙。

更让人感动的是,尽管有了足够的校舍,武七却不肯占用一个房间,自己仍然睡在走廊里。一天上午,武七发现太阳已经出来很高,学生都已到齐,老师崔隼却没来上课。他就悄悄走进崔隼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流泪。崔隼醒来,感到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懈怠。

有时候,他看见学生在教室内嬉戏打闹,或者有学生旷课,他就跪在学生面前,流着泪劝说:“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读书不用心,回家无脸见母亲。”

崇贤义塾的校风在武七的感召下非常之好,很快引起了县官府的注意。堂邑知县郭春煦到义学视察,发现武七的衣服破烂不堪,便给他十两银子,让他添置些衣服。开始他坚决不要,后来在知县的一再要求下只好收下,但他又把这笔钱投入到义学中。

第一所义学成功兴办起来,这仅仅是武七的一个开始,他仍然没有停止乞讨的脚步。

1890年,武七在馆陶县杨二庄和僧人了证师父创办了第二所义学。这一年,武七已经五十三岁了,有人劝他娶妻生子好养老,他却不在意:“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武七雅名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赏穿黄马褂。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1891年,武训在临清一带乞讨,发现穷人家失学的孩子特别多,就决定在临清创办第三处义学院。直到1895年年底,第三处义学院竣工,取名“御史巷义塾”(今山东省级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1896年春天,御史巷义塾终于开学。

59岁的武训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1896年4月,武训病倒了。他静静地躺在御史巷义塾的房檐下,不吃饭、不服药,每天只喝几口清水,但他一听到学生的读书声脸上就会浮现出笑容。

4月23日,在御史巷义塾的房檐下,武训带着微笑走进另一个世界,《清史稿》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吏乡绅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发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泪如雨下。

清廷赐谥号“义学正”,授“乐善好施”匾额。

10年后(1906年),清廷将其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敬尊称为“义乞”、“乞圣”。

武训受到世人钦敬,近代许多名家题词。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影响深远。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然而,今天的国人,竟少有人知武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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