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到香港 但香港不是悲剧！(图)
原标题：从天安门到香港
香港“反送中”游行中的“黄雨伞”（图片来源：中央社图fl11fl）
【看中国2019年6月26日讯】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30周年。从伦敦到悉尼，从多伦多到波士顿，从纽约到东京，从台北到巴黎，世界各地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讲座、研讨会、纪录片、音乐会、雕塑、展览、集会游行、出版书籍，香港更有18万人参加维园烛光晚会，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全球主流媒体也倾力报导，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持续关注，这是过去30年间相当罕见的。
原因不仅在于天安门屠杀本身的惨烈，也不仅在于30这个整数年。更重要的是，天安门没有结束。
每到六四前后，天安门戒备森严，天安门母亲被失踪、被剥夺悼念孩子的权利。六四死难者的亲人们有些抱憾离世，有的甚至绝望自杀。诺奖得主、“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屡次入狱，并死于监禁之中，这已胜过纳粹一筹：在狱中的记者奥西茨基获得诺奖之后，纳粹政府迫于压力将他转送医院治疗，并在半年后释放。
天安门没有结束，中共的人权记录一直在全球最差之列，对人权的迫害变本加厉。网禁更加森严，知识分子被消声，民间机构纷纷被关闭，冤狱遍地，腐败横行。大量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被投入监狱或被失踪，教堂被拆毁，十字架被焚烧，强制拆迁导致无数人失去家园、甚至家破人亡。2009年以来，为了抗议中共对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残酷迫害，150多名藏人自焚，这是无比惨烈的一幕，是人类史上永远的伤口。200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关入集中营，被洗脑、受酷刑、被强迫放弃信仰，并有越来越多的被关押者被强奸和酷刑致死，这是今天仍在肆虐的、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
天安门没有结束，中国比1989年离民主更远。习近平修改宪法、大搞个人崇拜，把共产党的集体独裁变成了个人独裁。中共运用先进的数据技术、监控设备、互联网科技、生物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建立起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极权体制”。尤有进者，中共开始向外输出专制模式，文化渗透，收买媒体，经济统战，玩弄联合国人权机制，操控外国政治，甚至从事跨境绑架。
而今天的香港，正是天安门没有结束、中共专制仍在横行的最好的例子。
1989年5月28日，150万港人上街声援天安门民主运动，不论游行人数还是全民参与率，都创下历史记录。2019年6月9日，100多万香港人再次上街，却是为了捍卫自己岌岌可危的法治和自由。6月16日，更有200万（200万01人，这01人是为了纪念游行前夜牺牲的梁先生）港人身穿黑衣上街，刷新了游行人数和全民参与率的历史记录，恐怕也是世界记录。2019，天安门和香港均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中英联合声明》发布不到5年，六四屠杀发生。把自由香港交到一个刽子手政权手里，这件事全世界竟然几乎没有人质疑。六四屠杀之后仅仅8年，1997年7月1日，中共建党76周年的日子，香港的主权被中共接管。这一出被演成喜剧的悲剧，恐怕也注定了日后香港命运的曲折和抗争的艰难。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见证了一部历史悲剧：天安门如何从抗争的百万人潮、民主女神带来的希望，变成了枪声四起、鲜血横流；中共又如何从屠杀之后的全球谴责和制裁中站稳脚跟、日益壮大，成为对全球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胁，并把天安门变成了“屠杀有理、镇压有效、凶手免责”的象征。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另一部政治痛史：一个自由度全球领先的东方之珠香港，如何被交到全球最大的专制政权手里，又如何一点点地被侵蚀、蹂躏，而全世界竟然眼睁睁地看着香港的自由被剥夺、民主被压制、而独立司法也岌岌可危！
中共为什么要扼杀香港？
因为香港有自由。成熟的公民社会，开放的市场，良好的市民教育，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独立而专业的司法体系，都足令港人自豪。“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不仅是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自由口岸，也是世界知名的信息中心、新闻出版中心、电影工厂和文化中心。
自由是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尤其当邻居的自由受到剥夺的时候。中国南方一些省份一度可以直接收看香港节目，香港的音乐和电影给了中国大陆无数青年人以思想的启蒙，中国不能报导的新闻在香港报导，中国不能出版的大量著作在香港出版，中国禁止的书籍、杂志、电影从香港购买，在中国无法召开的会议在香港召开。
从清末开始，香港就有着“革命”基地和“颠覆”基地的传统。有论者（林滴蓝）称，“香港这个看似是弹丸之地的小城市，每次中国有大事发生，必有香港这个小孩插手其中，清末革命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亦如是。坦白说，假如过去一百多年没有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中国近代史可能便要就地改写。”近三十年来，香港对中国民主运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以八九民运为例，港媒连篇累牍的报导，源源不断的送来帐篷、各种物资和捐款，传授运动经验，「民主歌声献中华」接力音乐会，百万人游行，支联会的成立以及屠杀之后的黄雀行动，每年一次大规模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等，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之后又有声援刘晓波和天安门母亲，声援赵连海和结石宝宝，要求调查李旺阳死亡的真相，声援维权律师，声援因言获罪的记者作家，根本无法数清香港有多少次、有多少人为了中国的人权而上街吶喊……港人一直用自己的自由为大陆那些被杀戮者、被囚禁者和被消音者发声。甚至可以说，香港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大规模、有组织和公开反抗中共暴政的地方。
1997年之后，共产党先是遮遮掩掩，后来便凶相毕露。中共高官多次公开叫嚣，“不容许香港在民主的幌子下，变成颠覆大陆社会主义政权的基地”（周南）。2003年企图推行23条立法，2012年准备推行国民教育；之后，对香港的控制加快了脚步：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发布“一国两制白皮书”，实际上撕毁了一国两制；进而镇压雨伞运动、推行一地两检、剥夺议员资格、取缔香港民族党、给政治活动家定罪、铜锣湾书店事件，到了2019年又要修改《逃犯条例》，一步一步把香港人逼到墙角。与其说，中共害怕和仇视香港，不如说中共害怕和仇视自由。
于是世人看到了香港人的绝地反击。“我们走出来，不是因为觉得有希望，而是没有希望也要走出来。”“有人说，面对中共，只有三个选择：认命、逃命或革命。不，还有另一选择，就是抗命”（李怡）。 张洁平在描述6.12游行时写道，“示威者已经确知，这是一个不会被民意撼动的政府，百万人在街上大合唱也没用，国际媒体形象也没用，想要改变它，已经没人知道具体的办法，只知道「尽做」。而经过了过去五年，民间「泛民/和理非」与「本土/勇武」路线的大撕裂，两条路线的领军人物均被判刑……威权主义已经开始。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只是要尽最后的努力，去阻止这一局面的出现。”无论是游行示威，还是公民抗命，港人的勇气、团结、友善、节制，都足以令人动容。
6月12日晚，有香港朋友私下说，“今晚可能是香港的六四。”暴力和流血发生了，警方将示威定性为“骚乱”，一些参加者被逮捕；但是类似天安门屠杀的事情没有发生。一个星期后的6.19，香港200万人反送中游行队伍里，出现超大横幅“痛心疾首”四字，让人想到1989 年5 月21 日，香港《文汇报》决定以开天窗形式，刊出只有“痛心疾首”4 个字的社论，抗议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从天安门到香港，历史的回声一再响起。
有人说，香港的情况表明，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和法治。这话对了一半。“不民主”有几种情况，可能是威权，或开明专制；或民主国家的殖民地，比如1997年的香港。中共1949年后的恐怖统治、英国的民主传统、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等等，都使得香港在1997年前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法治”成为可能。
但还有一种不民主的形式叫做极权。当香港的主权被中共彻底收回，虽有“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的约束，有“一国两制”、“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但香港已经厄运难逃。中共不是英国，前者是野蛮恐怖的极权政权，后者是最早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政体。任何庄严承诺，在中共那里不过是废纸一张。中国宪法里写着大量漂亮的基本人权与自由条款，但那只是用来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幌子而已。中国与西藏签署十七条，那不过是城下之盟和屠杀前的准备。中国政府加入了数十项国际人权条约，但他们加入条约的目的不是遵守条约，而是操控条约和欺骗世人。李卓人说，“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在公民抗命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至今仍在香港坐牢的戴耀庭教授则说，没有民主，要抵抗越来越厉害的对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会是困难的。
2014年港人争取普选时，中共喉舌称：你们回归前的总督也不是你们一人一票选的啊，是英国派来的。港人回复说：可英国政府是民选的啊，你们北京如果也是民选政府，给我们派特首也行啊。这形象地说明了香港争取民主的大环境的截然变化。英治时期，自由法治有保障，争民主动力不足；但到了中共手里，争民主似乎是与虎谋皮。中共不但不予兑现普选承诺，而且连香港本有的自由和法治都要挤压和侵夺。
事实上，英国早在1950年代，已经有意在香港推行某种普选制度，但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阻止。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向英国表明，只要英国替香港引进任何自治方式，一概会被认定是“不友善的举动”或“阴谋”，时任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更威胁说，假若英国坚持改变现况，便会采取行动解放香港。香港民主化进程于是搁置。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立刻着手推动香港民主化，在立法局大幅引进民选成分，结果触怒中方。邓小平警告撒切尔，如果在香港提升民主程度，中方可能会推翻此前的协议。
香港的例子表明，极权之下不可能存在真正自由的政治特区。但香港不是悲剧，而是希望。他们说，生于乱世，有种责任。他们说，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香港人已经展示了震撼人心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仍在抗争，他们仍将持续战斗。
在可以看得见的方面，他们和中共的力量相差悬殊；但在正义和人性尊严方面，他们必将得道多助。这种情况下，也许下面两种国际力量的对比，将对香港前途产生巨大影响：一个是掩耳盗铃、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见利忘义的国际力量；一个是坚守自由人权、要求遏制专制扩张、积极促进中国民主的国际力量。
自由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一个任务。香港的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某种程度上打乱了、至少延缓了北京控制香港的步骤。香港感动着世界，也似乎在唤醒全世界对中共的迷梦；它有无可能成为撬动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支点？我们不能拭目以待，我們要站在香港人这边，就像1989，我们站在坦克人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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