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少将谈最坏香港人 原来因为他们看到这事(组图)
中共少将徐焰评价香港三种人，称香港人有“三分之一的是最坏的”。（视频截图）
按：近日，香港大游行牵动了世界的心。与此同时，中共少将徐焰评价香港三种人的话被网民曝光。徐焰说：“香港可不一样，1997年我们接管时，当时分析成分，居民成分是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受港英教育，他有点傲气但对你大陆没什么怨恨，三分之一是最坏的，1949年、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过去的，对你刻骨仇恨（很多人），再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困难（大饥荒）挨饿，偷渡（到香港），他对你（大陆）印象好得了吗？”
徐焰所说的三分之一最坏的人，他们为什么“最坏”，他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呢？
讲述人：胡祖暖（1940年生）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我祖先是从江西移民来的。听长辈说，在清朝前，这里只有极少数的苗民，到处一片荒凉。清政府实行移民政策，把这里居住的苗民赶走，从江西省移民数万来秀山，我祖父的祖父两兄弟就是这样来到秀山的。
他们来后一无所有，靠挑脚（下苦力）为生，后来炸油粑粑卖，然后又改行磨豆腐，由于豆腐做得好，生意红火起来，慢慢就有了些积蓄。他们又用这份积蓄做烤烟生意，当时秀山是生产烤烟的产地。
以前民间有种说法，“家不分不发”。我祖父的父亲，就是太祖父，秉承这句古训，对他三个儿子说：“祖宗千辛万苦才创下这份家业，现在分给你们，你们要好好珍惜，各自为业，为老祖宗争光。”这样，我祖父就带着他分得的一份财产移居到现在的官桥小教场居住。
我祖父精明强干，经过多年的打拼，胡家在我祖父那一辈达到了鼎盛。祖父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父亲胡传宗是最小的。那时我祖父非常注重教育，他看到国家衰弱，认为只有科学救国才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培养几个儿子发奋读书。我大伯父胡光爵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到中央财政部工作；二伯父好像是武汉大学，他婚后生了三个女儿就去世了；三伯父胡光伦考上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秀山担任了财政局长；四伯父胡光楣读的天津大学，毕业后回乡当了乡长。祖父的五个儿子中，只有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没有离开秀山。祖父把他留在身边，读的私塾。
民国初年，五兄弟都相继结婚生子，每家都是儿女成群，三伯父多达14个子女。父辈们都秉承祖父的训示，送儿女们去读书，所以我们胡家的几十个堂兄堂姐中有不少大学生，最低的都是初中文化。（注：胡祖暖因为遇到土改，只读了小学）到1949年时，我们这几家的人丁发展到42个。其中男的20人，女的22人。
我父亲头脑很灵，他觉得我家在那个偏僻山乡不会有大的发展，要发展必须兼营商业，因此，他就搬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石耶镇。石耶当时虽然没有公路，但有条梅江河，经流酉水、沅江、洞庭入长江。秀山当时也没有公路，农村出产的桐籽、茶籽的销售和加工很困难，而石耶正是这些物资的集散地。父亲看到这一点，着手创建了一个集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商号“瑞发恒”。他建厂房，修码头，安装榨油机（木制土榨），搞桐油加工。桐油加工就是从桐油中提炼一种叫锈油的高纯度油，用来油漆船舶和机器。油用船从门前的梅江河运出去，一直运到上海。我父亲发了财，担任了地方上的乡长，还兼任石耶区的民团团长。
在1949年前，我们胡家在秀山是一个旺族。
大伯在南京政府当了个副科长，他干了一段时间，很想回乡搞实业，那时也提倡乡村经济，于是他就回到秀山官桥。当时在国民政府干事，走人时是没有什么退休金的，更没有什么子女接班，这种作法就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我大伯回到乡里，并没什么钱，但是他有知识有文化，他和我三伯这种人，就是当时农村的精英分子。大伯带回了不少种子，比如西红市、西瓜等等，交给农民种。还有，那时秀山的盐很贵，要从外地运，有“斗米斤盐”的说法，就是一百斤米才能换一斤盐。我大伯从酉阳的龚滩运盐回来，全部按成本卖，不赚一分钱，就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时的人都喜欢购置田地，为什么呢，金银财宝可能被强盗偷，被土匪抢（我们这儿是四川、贵州和湖南的交界处，土匪多）。但是，田地抢不走，所以人们都愿意保留田土，可以靠出租田土收益。当时一般是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和五五分成的，一般由租户和佃户协商。我家与佃户是两种，一种是按四六，佃户六成，我们四成，有些很贫穷的就是三七开。1948年我曾经跟我哥哥去收过租，谷子一打了当场就分，假如是10挑的话，我们就得4挑。佃户要把这4挑谷挑到我家。交租时家家都备有凉水和甜酒，佃户挑一挑来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谷子之前要做几大坛甜酒。记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户家吃的饭，当时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是相当融洽和谐的。
二、土改来了！人，杀了；财产，分了
土改来了，那就是暴风骤雨呀！
他们首先挑动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第一步是宣传，开群众大会。当时我11岁多，记得听他们说：我们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共产党来实行土地改革。为什么要实行土地改革？因为我们是解放穷人的，是为了让穷人不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把穷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政府。几千年你们为什么穷，为什么受剥削，你们想过没有？就是你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你们的劳动果实被地主全部剥削走了。你们穷了，他们富裕了，这是一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一种吃人的社会。我们今天就是要帮助你们站起来，就是要斗争地主，要揭露地主的罪恶，要把他们的财产全部夺过来，因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你们的，是被他们剥削走了。以前，由于国民党是支持地主打压穷人的，所以你们不敢出声，今天不同了，我们是来扶持你们解救你们、让你们翻身作主人的，所以你们要起来，同地主阶级作无情的斗争。只有把他们打倒了，你们才能翻身。
怎么打倒呢？先开会诉苦，比如说，你们农民要种地，要出种子，可收成只得一半，地主不劳而活，坐享其成，这合理吗？这就叫剥削。我们要打倒地主，当枪毙的枪毙，当劳改的劳改，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全部夺回来，因为这原本就是你们自己的东西……
通过一系列的煽动挑拨，把农民的仇恨激发起来。
仇恨煽动起来了，好，把地主拉出来，批斗！
土改干部坐在台子上，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封建势力！”下面群众也跟着喊。然后划成分，哪些是地主，哪些是富农，当时只要家里有五挑田就是地主。这个标准是相当低的，我们石耶有好几家，那算个什么地主嘛。有一家五口人才一二十挑田，他们只能算是自耕农，维持生活都困难。比如孙兴雄家，六口人，二、三十挑田，家里很穷，平时还要做面去卖才能维持生活，也把他家划成地主。
为什么要这样划？原因是划的地主越多，他们分的土地和财产就越多，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共党也就越得人心。我们这个村，共划了二十多家地主，其实够地主标准的只有我们胡家、吴家和鲁家等，充其量有十家，结果划了二十多家，这还不包括富农，你说可笑不可笑，又可怕不可怕？
紧接着就是杀人，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是同时进行的，杀地主和杀反革命也是同时进行。那些天，三天两头开会，公审，一公审就拉出去枪毙。我们石耶的镇志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石耶一个乡就枪毙了36人。
他们三人就在离尸体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锅里爆炒，然后拿出瓶酒，边喝边把杨卓之的心子吃了。（网络图片）
我先说我家被枪毙的亲人吧。
我爸爸和我四伯的儿子胡署东是同一天枪毙的，那是1950年冬月初一，地点在石耶大桥下的河边。胡署东以前是老师，他同他妻子陈翠云都在石耶小学教书，他是校长，因为他有文化，就叫他来当了乡长。他当乡长没几年就被杀了。
我大伯、三伯、四伯同一天拉出去枪毙，就在我们余庆村鸭子河坝。四伯父最惨，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枪毙，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胡署东，另一个叫胡蒙元，曾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师长。抗战结束后，他到四川宜宾当了县长，刚解放他就被枪毙了。他是1909年出生的，我有他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刘湘办的干部训练班照的。
我的祖父1947年死后埋在官桥，他们三弟兄被枪毙后抬回去已经没有地方可埋了，因为土地已经分了，只有埋在我祖父的旁边，一块板板、一床席子都没有，因为财产也全部被分完了。他们三弟兄埋在同一个坑里。三中全会后，我去给他们立了碑，现在我每次去给爷爷上坟时，也给三个伯父挂青。我想，如果我爷爷地下有知，知道他的三个儿子睡在一起陪伴他，而且个个都是血淋淋的尸体，不知他会如何感想。
我再讲讲我看到的一些杀人场面。
土改时我虽然只有十多岁，但胆子很大，只要听说杀人，只要是在方圆30里之内，我都要跑去看，所以我目睹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杀人场面。比如杀杨卓之，我亲自到现场观看，目睹了难忘的一幕。
1952年的3月2号，秀山枪毙了一个叫杨卓之的名人。杨卓之是秀山民团的团长，共产党来后，他进山当土匪，后来被抓住了。他当然是被杀的对象。不过，当年对秀山人民，他应当说是有功之臣，如果没有他，秀山人吃盐会很困难。当年盐要从自贡经长江进乌江，到酉阳的龚滩上岸。从龚滩到秀山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土匪多，但杨卓之在酉阳、秀山、甚至贵州的松桃一带名声很大，只要说是杨卓之押送的盐，土匪就不敢动。
公审大会是在秀山飞机坝中山纪念堂开的，会完后把他押到现在粮食局那个地方枪毙了。在杨卓之的脚还在一抽一抽时，上去了三个人。一个手提一把菜刀，另一个拿了一个小锅和一个菜板。他们把杨卓之翻过来，撕开衣服，用刀剖开他胸膛，一把将他的心脏拉出来。他们三人就在离尸体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锅里爆炒，然后拿出瓶酒，边喝边把杨卓之的心子吃了。另外几个人，称了几斤米做的白泡粑，用泡粑沾杨卓之的血吃。
当时我还小，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是不是特别恨他呢？因为我曾听老百姓恨一个人时说：“我要喝你的血，挖你的心。”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他们并不是恨他，而是为了壮胆——练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