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都爱“敌对大陆的黄色歌手”邓丽君(组图)
邓丽君是20世纪后半叶最富盛名的歌坛巨星，被尊为“亚洲歌唱女王”。
24年前，在亚洲地区和全球华人社会极具影响力的台湾歌唱家邓丽君（TeresaTeng，1953年1月29日～1995年5月8日）逝世。她是20世纪后半叶最富盛名的日本歌坛巨星之一，她的歌曲在华人社会广泛的知名度和经久不衰的传唱度为其赢得了“十亿个掌声”的美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被尊为“亚洲歌唱女王”。对华语乐坛尤其是中国流行乐坛的启蒙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歌手翻唱她的经典歌曲向其致敬，被誉为华语流行乐坛永恒的文化符号。
邓丽君这个名字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超越了一切政治、文体人物。将近四十年以来，她的歌声从靡靡之音变成了华语经典，滋养了一代代人。然而大陆对邓丽君的追捧却基本来自民间，官方对她的态度一直模糊不清，在她活着的时候，央视没对她进行过任何报导。本文试图在这种“官冷民热”的大背景下，厘清邓丽君在大陆的“解禁”史。
“又黄又反”“毒草”
邓丽君生于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是名满台湾的小明星了。而彼时大陆的文革正搞得如火如荼，两岸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所以大陆听众在文革后才零星听到邓丽君，而那时，她其实已经把事业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8张大碟及12张个人单曲唱片，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明星。
邓丽君生于1953年，年少成名。
在70年代后期，大陆听众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偷听敌台和翻录磁带。在那个年代，基本除了大陆的电台以外，都是“敌台”。而大陆的电台又不播任何的邓丽君歌曲，所以，收听邓丽君＝收听敌台。好在文革之后，收听敌台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评教育，至多背个处分，与文革时动辄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收听“敌台”的风险降低，是邓丽君流行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通过翻录磁带收听邓丽君歌曲，则属于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内外交流日渐增多，使邓丽君等港台音乐磁带得以通过私人携带的方式来到大陆。当时人们还没有太多版权意识，一盘原版磁带可能会被翻录上百次，而每盘翻录的磁带又会被聆听上百次。
邓丽君之所以在那个年代突然“爆红”，与其唱腔和歌词内容密不可分。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几十年的人们发现，歌曲竟然还能这么唱？歌词竟然还能这么写？人们禁锢的大脑瞬间被开辟了一片新视野。而由于两岸听众对邓丽君歌曲欣赏的不同步，使得在台湾经过十年传播而积淀下的几十首好歌，在同一时间“砸”向了大陆听众，使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就爱上了这个声音。
然而那些让邓丽君为人喜爱的特点，恰恰成为她被禁的理由。邓丽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与喇叭裤等一道成了老师家长眼中会“教坏小孩”的东西。而把邓丽君歌曲上升到“毒草”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国音协西山会议。
会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来》。因为“君”字与邓丽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来”常被用于怀念她的演唱会或文集名字。而在当时，《何日君再来》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无论从黄色还是反动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词“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从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属于“黄色”；这首歌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国之时，“君”指的是国家，或者说指的是国民党军队，“何日君再来”有“何时收复失地”之意。从这个角度讲，歌名与当时国民党鼓吹的“反攻大陆”暗合，又属于“反动”。
这样一首“又黄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红又专”的气氛中被批判了。
“敌对大陆的黄色歌手”
就在大陆音乐界人士开会批判邓丽君之后不到半年，1980年10月4日，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义唱，门票收入全数捐给公益基金会。在演唱会中，主持人问邓丽君，听说在大陆有很多人想邀请你去大陆演唱。邓丽君表示：“如果，我去大陆演唱的话，那么，当我在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三民主义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天。”
“如果，我去大陆演唱的话，那么，当我在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三民主义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天。”
上边辑录的这句话是邓丽君的原话。可想而知，有这句话垫底，邓丽君终生未在大陆举办演唱会也就说得通了。
如果说1980年的这次“三民主义”事件还只是口头说说，那么接下来一年，邓丽君就以实际行动将自己在大陆办演唱会的路堵死了。
1981年8月，邓丽君在台湾全省劳军一个月，跑遍各地军营，包括金门前线。看望海陆空的国军将士，并为他们演唱。此后台湾电视公司制作并播放了名为《君在前哨》的电视特辑。
邓丽君在70年代时就曾多次参与劳军。然而1981年的邓丽君已经是红透华人世界的超级明星，用一个月时间将台湾军营“走透透”，并且去金门这种象征性极强的地方劳军，政治意味与普通劳军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之后，邓丽君在大陆官方的眼中就不只是一名唱“黄色歌曲”的歌手，而是一名“敌对大陆的黄色歌手”。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出版 邓丽君是主要批评对象
与官方对邓丽君的排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间对于她的热爱。（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与官方对邓丽君的排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间对于她的热爱。到了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水平的增长，双卡录音机、短波收音机逐渐普及，收听邓丽君歌曲的技术障碍已经不大了。在歌迷们的交流中，大家逐渐知道了诸如收听澳洲电台能获得更清晰的信号这样的小窍门——港台、日本等地的“敌台”或多或少都被大陆进行技术干扰，而澳大利亚电台则因为远离政治而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老百姓通过用脚投票——更确切地说是用收音机、录音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择。被官方定性为“黄色歌曲”的邓式情歌红遍大江南北。用现在的话讲，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邓丽君的“脑残粉”。如今已成为知名乐评人的金兆钧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他回忆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对于民间对邓丽君的热爱，主流音乐专家显得很“不高兴”。《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邓丽君的身后热度
邓丽君演唱《梅花》
当大陆听众可以光明正大地聆听邓丽君之时，她本人其实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1980年代后期，邓丽君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英国和法国，除参与慈善演出外，甚少于公众场合露面。
而在民间，邓丽君的热度并未消减。有关邓丽君的书籍、唱片、磁带，在此期间陆续出版。中国唱片总公司还整套引进出版了邓丽君歌曲磁带。
在录像带、VCD逐渐普及后，邓丽君1984年在台北举行的《十亿个掌声》演唱会成了一时的宠儿，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人正是通过家中父辈留下来的这场演唱会的录像，才认识并喜爱上邓丽君的。
这个时期的邓丽君歌曲，从民间的角度看是解禁了，市面上可以买到她的磁带、录像带、宣传画等产品了；而从官方的角度，邓丽君还是禁区。
但是今天，在各大票务网站上以“邓丽君”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能够搜出十几台将在近期举办的与邓丽君相关的演唱会。这些演唱会多以邀请歌手演唱邓丽君的歌曲为形式。甚至国内还出现了多位专业模仿邓丽君的歌手，她们靠着与邓丽君极其相似的声音，在各种演唱会、音乐剧、电视节目中演唱邓丽君的经典歌曲，也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