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图片来源：VOA）
【看中国2019年5月9日讯】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讨论川普(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讲到，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斯金纳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一
斯金纳这一说法立即引起各界的热评热议。此前有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就是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斯金纳也是国务卿的资深顾问，为国务卿提供必要的长期的高层级的建议。不少人推测斯金纳的意见是否反映了国务院的看法，故而对斯金纳的这番讲话格外关切。
斯金纳还说，美中之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Caucasian，即白种人)。”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面临日本人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日本人不是白种人。有人批评斯金纳这句话有种族主义之嫌，还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出现排华。不过我从这句话的上下文看，斯金纳未必有那层意思。斯金纳无非是强调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同以往，以前美国遇到的挑战者都是白种人，这次来了个非白种人。记得在2012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章说：“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里，陆克文特地提到“非西方”，其目的也无非是强调中国崛起这件事的特殊意义，未必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一类的含意。
不少人对斯金纳有误解。他们以为斯金纳认为美中之争就是两种文明之争，因此他们认为斯金纳的看法不全面，美中之争还有意识形态之争，还有利益之争，等等。其实斯金纳的看法并不那么简单化。斯金纳也谈到贸易战，谈到美中在经贸上的冲突。斯金纳说：“与中国的贸易不是唯一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或许甚至不是最大的问题。”斯金纳也谈到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她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由此可见，斯金纳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经贸的冲突、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等。斯金纳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她还特地提到了文明的冲突，并且把文明的冲突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
二
斯金纳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顾名思义，这个机构的工作就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的规划与建议。正如斯金纳所说，你不能在缺少论证的情况下就出台一项政策。有时候，总统对某个重大问题有一种意向，有一种感觉或直觉。这时，就需要政策规划局把总统的意向、感觉或直觉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学说，从而成为一项政策的指导。斯金纳说，我们正试图为中国撰写一篇文章，就像当年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写的那篇政策论文一样。
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界的一个传奇。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千字的电报，1947年，凯南又以X的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这封长电报和论文里，凯南基于对苏联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凯南的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对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斯金纳们所做的，正是当年凯南做的事情。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斯金纳的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之中。
川普总统对中国问题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或直觉。首先，川普总统认为中国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问题，比什么恐怖主义问题，比俄国问题都更重要。第二、中国这个最强对手的情况和以往别的挑战者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和苏联就不一样，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的。
以前，美国政府曾多次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但斯金纳认为，人权这张牌对中国可能不会像当年对苏联那么管用。斯金纳讲到赫尔辛基协议。1975年，美国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写进了人权条款。斯金纳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概念。它打开了一扇门，在人权原则上真正削弱了苏联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异议人士成立人权组织，捷克的七七宪章也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背景下发布的。赫尔辛基协议还规定了宗教自由和移民权利，这对于削弱苏联东欧等国的共产专制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同样是人权牌，按照斯金纳的说法，用在中国就没什么作用。
斯金纳认为美国打人权牌对中国没有对苏联管用。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当然不赞同。在我们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很少打人权牌以至于没打人权牌。从当初和中国建交，联合中国对付苏联，对当时中国远比苏联更恶劣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到后来不坚持人权原则就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接受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没有做出多大努力。
不过斯金纳的话也不是毫无根据。譬如说，今天的中国远比当年的苏联东欧更加对外开放，在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极大的比例。可是这些中国留学生有不少是小粉红，并没有多少人变得反共反专制，变成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对于这种现象，我有我的解释，暂且不表；不过我可以理解它会在许多美国人、包括政策制定者心中造成困惑。
斯金纳在4月9日曾经接受过美国之音的专访。斯金纳对记者说，美国、欧洲和加拿大都意识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斯金纳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的中国政策了吗？我不认为真的有。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需要来应对，但美国和北约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对中国威胁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以及对需要制订基础广泛的战略政策予以应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未来数年需要应对的挑战。”
三
斯金纳讲话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文明的冲突。一讲到文明的冲突，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斯金纳说，她的观点有亨廷顿的一些思想，但也略有不同。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把世界分为七大文明，中国被归为儒教文明。亨廷顿断言，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美中两国的分歧是全面性的，是根本性的。按照亨廷顿，自由民主只是西方价值，不是普世价值。
多年来，中共当局鼓吹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否认西方式自由民主，应该说和亨廷顿的观点有某种契合。有趣的是，近些年来，某些愤世嫉俗的异议人士也在宣扬某种中国特色论或中国国情论。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中国人只是一小撮，而他们注定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亨廷顿把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归为儒教文明。这明显站不住脚。因为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敌视儒教、最反对儒教的；在所谓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中，有不少都比大陆更好地保留了儒家的传统，也都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可见儒教文明并不拒绝自由民主价值，中国大陆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不是儒教文明的问题，而是共产专制的问题。
美中冲突究竟是制度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冲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制度的冲突，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你就会致力于促成对方制度的改变。尤其是那种压迫性制度，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因此都有反对和改变这种制度的愿望，所以促成制度的改变不但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甚至种族的冲突，结论就不一样了。因为文明、更不用说种族，是不可能改变的，至少是很难很难改变的，除非武力征服，然后强制改造，否则你就只有去接受对方的存在，学会如何与对方和平共处。
所谓普适价值，一般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该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分宗教、国家、民族，都适用。另一层意思是，该价值在大多数地方被很多人共同发现和认同，哪怕这种发现还很模糊，哪怕这种认同并没有表现在外部行为上。在晚清，中国一批饱读诗书的儒生，一接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立即大加赞扬，认为其深合中国古代先哲先贤之意。这就表明这些价值具有普适性。
更有力的证明是八九民运。30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巨大规模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仅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仿照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树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这说明抗议者们正是把美国当做榜样。这说明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但适用于西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斯金纳并没有简单地把美中之争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更没有说中国文明就是排斥自由民主的。应该说到今天，西方国家对专制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已经有了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崛起的专制中国的基本性质，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知；因此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还缺乏必要的共识。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3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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