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原:全党腐败茅台火 惊爆“党酒”假亦真(图)


长期以中国“国酒”自居的贵州茅台,已经不是买来自己喝的、是买来炒的!但更是买来行贿的。(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CC BY SA)

【看中国2019年4月28日讯】在中国,茅台号称“国酒”,当然是共产党的“国酒”,最近又突然爆出一个茅台“党酒”。这则消息是通过贵州茅台公司“辟谣”而让更多人知悉的。

贵州茅台辟谣“党酒” 或自己炒作?

陆媒《每经网》报导,贵州茅台官微日前发布声明称,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从未生产过“党酒”,也从未授权他人生产销售“党酒”。并声称要该虚假消息给茅台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云云。这则报导还披露,此前有人通过H5发布邀请函,声称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贵州茅台酒党酒”,并公开选拔全国城市合伙人。

笔者有些怀疑,这个“党酒”是不是本身就是贵州茅台自己的炒作?因为这下茅台酒更火了,本来它已经是中国最火的酒。

从经济收益可见:今年3月28日,贵州茅台2018年报公布净利润352亿元,增长30%。而茅台酒最具代表性的酒款“飞天茅台”,价格上涨极为疯狂,有说法指100毫升价值等于1克黄金。

笔者印象中,前一段时间曝光的,一瓶矮嘴磁瓶茅台,北京大会堂的服务员手端着,有好事者查询得知高达60多万。

茅台号称“国酒”实质“党酒”哀鸿遍野之下周恩来仍畅饮茅台

1949年至今,茅台酒一直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爱,是中共国宴用酒。中共高层即便在艰难时期也有饮食特供,好饮茅台也是公开的事。其中周恩来最有名。

2001年2月14日的《新民晚报》第11版《酒仙谢晋》记录,即使百姓哀鸿遍野,中共总理周恩来还畅饮茅台。

文章说:“60年代的自然灾害(注:中共将实为人祸的大饥荒说成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加点营养。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觉中,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总理也喝下七两左右的茅台,……”

香港《明报》今年1月20日也有报导说,马英九的《八年执政回忆录》第十二章提到了2015年11月在新加坡登场的“习马会”。

马英九撰文提到,习近平透露,中共前总理周恩来酒量是一斤茅台,每当喝到一斤,身为副手的习仲勋就要“上阵”,晚上常踉跄着回家,他一度不能理解,直到长大了些,“才懂得这是父亲的工作”。

有了中共当政者早年民生多艰之际仍畅饮茅台的传统,当下官商勾结“闷声发大财”的时代,茅台腐败一发不可收拾。

茅台买来不是喝的!贪官酒事惊人

到了今天,长期以中国“国酒”自居的贵州茅台,已经不是买来自己喝的、是买来炒的!但更是买来行贿的。近些年更常被用在官场送礼、贿赂上。高官权贵对茅台趋之若鹜。

比如,贵州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涉案金额超过5亿元。《廉政了望》杂志曾曝光王晓光的“卖酒往事”。称在他落马前的半年内,老婆将家中价值数十万的名贵白酒倒入下水道。

中共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据称酷爱喝酒,但只喝茅台,且酒量惊人。

云南省德宏政协原主席杨跃国抽烟一定要抽高档烟,喝酒一定要喝茅台,如果喝酒时没有茅台,就会批评人。在他的公务车上,随时都准备着两三箱茅台。

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曾自述说:“就喜欢吃茅台,就喜欢吃年份茅台”。

湖南岳阳原副市长陈四海被称为“茅台市长”,当地人评价他能力平平,且对工作极不上心,身边人透露“他一天一瓶茅台,早、中、晚都喝,晚上喝得很晚还到外面去搞夜生活。上午10点前基本不上班,在家睡觉。”

对茅台酒收藏最多的是中共军队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据媒体公布的数字,谷俊山落马后,在其河南濮阳老家抄出了1800多箱茅台年份酒。有100年陈,有50年,有15年的。

更有国家贫困县用警车整车采购茅台白酒用于接待的。据湖南省当地政府通报:2016年6月,安化县公安局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采购了600瓶白酒。截至2017年1月,该批白酒被县公安局机关食堂用于112次晚餐接待消费,其中用于内部违规公款吃喝22次,用于无公函接待消费90次。

据调查,半年多时间里,600瓶白酒中有115瓶用于中共建军节、离退休老干部聚餐等消费;141瓶用于上级官员出差联系工作以及干警拔河、篮球集训等活动消费;另有344瓶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审计、检查、开现场会等公务消费,共计90次,均无接待公函。

而安化是湖南省20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茅台酒拍马文化成为党文化 真有“党酒”也不奇怪

茅台酒也浸淫了中共官场流行拍马文化,其实也成为了中共党文化之一。那些有心结交官员的商人或者有意争取晋升的官员都深谙此道。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习酒”也意外爆红,有商人大量买进,准备宴请各级官员。

据悉,俗称“习家酒”的“习酒”是“贵州茅台”旗下白酒品牌,有65年历史,当初是以春秋时期诸侯国“古习国”而得名,在2012年习近平首度上台时,曾被炒作一阵,1988年窖藏酒一度高达800元人民币。不过,后来习近平禁公款设宴,导致“习酒”等高档酒类其后销量惨跌,但随着习近平2018年连任国家主席,甚至取消任期限制,已经让不少人重新看到商机,认为习酒将再度翻红抢手。

其实茅台酒有订制,或者特供,并不是秘密,起码不少商人都在这样做,笔者在大陆时,就有房地产老板订制特供茅台酒以备送礼和宴请用。

有海外媒体2016年3月3日曾报导,已退役的中共总后勤部前部长廖锡龙,向军纪委上交“问题款项”4000万。廖锡龙还有一个问题与其老家的贵州茅台酒有关。因廖是贵州人,2002年出任中共军队总后勤部长后,以军人打仗出征要“壮行”为由,亲手促成了中共军队与国内几大名酒厂的“结谊”,特别是与贵州茅台酒厂的关系。各名酒厂纷纷成立军供部,甚至有专门的车间生产“军供酒”。

故此,既有“习酒”,“军供酒”,有“党酒”也不是怪事了。可能有好事者一方面借此“唱红”表忠,一方面瞄准党“财大气粗”,投放官场备政府采购,或有利可图。

即使没有名义上的“党酒”,“党酒”、“党烟”、“党嫖”等都无处不在,因为这个党已经控制了所有,它向来要管天、管地、管物、管人还要强管人心。

中共本身已大搞公款养党耗损社会财富。据原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文章披露,中共占用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

在公款养党的背景下,再搞一个特供给中共的“党酒”又算什么呢?贵州茅台根本用不着“辟谣”!

本文留言

作者郑中原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