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变“特务”？中国学生信息员与告密文化(图)
近日重庆师大教授唐云被学生举报遭撤职。（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4月3日讯】2019年中国学术界遭遇一场来势汹汹的整肃运动，高校教师因言获罪的案例层出不穷。许多教师因为学生告密被当局停职、解聘、调查，情况犹如当年的文革再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从半公开的课堂“七不讲”，到公开的招募学生“信息员”，通过学生告密，监控教师言论。中国高校教师是否已无路可逃？莘莘学子为何成为告密者？
旅美前中国高校教师谭松：高校信息员由来已久，明暗两线监控教师
旅美前中国高校教师谭松说，学生信息员是中共在高等院校的一种制度，一直存在。事实上，这种制度是双轨的，有明暗两条线。暗的信息员是秘密的，同学老师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种做法应该在以前的高校就存在，到了80年代有所减弱，不过后来再度强化。这些人都是单线联系，先由有关部门，比方国安或者公安到学校直接寻找学生。政府人员从档案中挑选那些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加以单独发展，向他们交代任务，肯定也给予好处，不过详细的好处我并不清楚，因为一切都是暗中操作。这种信息员被发展为党的线人，连辅导员、教师们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被要求报告老师的言行，特别是那些有“老外”的学校更是如此。在有外教的学校，发展秘密信息员更是必须的。我称他们为“地下工作者”。另一种就是公开信息员，应该是2012年之后开始盛行的，最早在2014年开始公开招聘，打的招牌是保证教学质量和促进教学改革，这个名目使得学校可以公开实行这种制度；当局甚至还表彰那些所谓的“优秀信息员”。总之，中共使用明暗两条线来监控高校教师的言论。
谭松：学生炼成“工具型”，专制死控高校之口
谭松说，我很赞同夏教授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学校培养的是工具型的人才。他们特别注重考各种证书，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考试上，比方说计算机证书，普通话证书等各种证书。相比之下，人文教育、多元化的文化教育等被削减。我授课时就发现，学生们经常表示，不愿意涉猎与找工作没有关系的知识，认为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一份所谓的“好工作”。这方面我收集了大量资料，录入了我的专著《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除了工具化教育导致学生没有创造力之外，高校的告密文化也一定会往外扩张，因为告密是专制制度的一个特征和其文化的组成部分；专制的目的就是控制整个社会，要让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成为全社会的唯一主导；专制统治越是威力强大，告密文化就越是盛行，告密制度就会越是健全。文革时，中共经常强调的就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人民听从党的要求和安排，当时的告密者就无处不在。今天，我认为，中共的告密文化还将继续发展，而且形式将层出不穷，以便把高校死死控制住。
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告密伴随中共，利用弱势学生禁言高校
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中共建政以来告密文化一直没有消失。习近平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高校信息员制度是2005-2006年在吉林大学开始试点的。后来吉林大学的校长回到北大当校长，这个制度随后在北大、清华等这些主要高校成型，一直实施到现在。其做法是，许多学生经常把同学和老师说过的所谓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报告给校方，自己因此得到奖励。这些信息员除了按月领取津贴之外，毕业时可以获得各种照顾，比方说直接升读研究生，被送出国学习，或者无需考试加入公务员队伍，这些都是通过告密得到的好处。这使得部分学生为了私利而搜集言论。我本人2010年被学生信息员举报，校方找我谈话说，学生反应我的讲课内容涉及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我的教学经常由团委、学生会和教工组织学生来进行特别的评价。因此，学生告密成为压制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整肃教师的重要手段。校方一般挑选那些来自边远、贫穷地区的学生充当学生信息员，因为这些学生没有强大的社会背景，与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竞争没有任何优势，如果能够被选为学生信息员，便获得上升的通道，这使得跳出自己的圈子成为一种可能。
夏业良：高校应有技术有思想，否则中国永远落后
夏业良博士说，我在北大任教的最后几年，北大学生经常询问的是如何在毕业之后找到收入最高的职业，而不关心人文和思想以及社会进步，这种现象之前很少见。我认为，急功近利思想是告密文化的土壤。人们希望把中国高校办成工具学校，“把事情做好就足够了”，就是只要学技术不要学思想，这让共产党放心、让家长高兴。人们常说，上大学最好上清华，似乎清华人没有思想，这种说法显然不正确。不过，事实上，清华特别强调的就是工具理性，说“清华人务实，不讲究思想高大上，只要学好技术就可以服务国家和社会”。而一个国家要先进应该是先有制度的先进和思想的先进，才可能有自由、开放、发达的学术和科技环境。美国的发达和先进绝对不是只有技术而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学术氛围。假如中国自己选择这样的路径，等于就是希望中国永远落后，除了偷技术而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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