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 中共这些外援都打了水漂(图)
中共大量慷慨援助朝鲜等外国。图为周恩来宴请金日成。（网络图片）
1949年中共夺权后，全中国人民十分贫穷困苦。中共对本国人民异常刻薄，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外国反而给予非常慷慨、无偿的援助。但是这些外援，最后都打了水漂。
1949年中共夺权后，毛泽东对饱经战乱的中国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一穷二白。当时（乃至今天），全中国人民十分贫穷困苦；许多人口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中共对中国人民却异常刻薄，对朝鲜、越南等外国反而给予非常慷慨的援助。
中共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鲜、援“非洲兄弟”、援阿尔巴尼亚、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共康康援助这些亚非拉小国以钱财、粮食、焦煤、武器、拖拉机、衣物、医疗、医药、汽油、人血、士兵的生命……还帮他们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中共都拿出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共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中共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当时（乃至今天），全中国人民是那么穷，那么苦；人民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中共对人民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看看吧，中共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中共花了中国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粮食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漂，无声的水漂！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施行“一边倒”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中共“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中共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社会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同志加兄弟”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在越战期间，被俘的中国女兵在越南军营里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绝食者被强行灌……实在不行就被紧紧捆绑着成天用吊针输葡萄糖……！
3、朝鲜：
为朝鲜，中国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Q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像的那样“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共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笔者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美国人更厉害。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4、“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拚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中共为什么不优先救济中国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中共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中共的慷慨援外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