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关于六四回答几个问题(图)
1989年，在天安门前请愿的青年学生。
【看中国2019年2月6日讯】今年是“六四”30周年，关心30年前发生的事情的人明显比以前增多，我也不时地收到一些网友提出的问题。虽然大多是重复的内容，但还是摘要回答几个如下。
有网友问：虽然我也不同意当年政府派军队开枪镇压你们的作法，但是这三十年来政府推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我认为这说明政府已经从当年的事情上吸取了教训，你们为什么还一定要不断地翻老账呢？
我的回答是：我不否认这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但是发展本身如何评价，我与你有不同看法，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中共有没有从三十年前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呢？我认为没有。因为，当年学生提出的主张集中在政治领域，就是因为经济改革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遇到了政治体制的阻碍，所以当时社会上和知识界都有改革政治的主张，这也是所谓“新权威主义”提出的背景。八九年以后，中共的确在经济上越来越自由化，这本来也是1978年以后开始的趋势；但是政治上反倒更加加强控制与集权，于是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贫富分化，腐败和社会不公等严重威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弊病。如果中共当年早一些动手进行政治变革，中国的社会转型会比现在更有秩序。所以我觉得中共还是不能跳脱既得利益高于国家前途的框架，还是不愿意推动政治上的改变。这怎么算是接受了教训呢？
有网友问：六四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虽然我很敬佩你们三十年来的坚持，我也认为应当给六四平反。但是让我们现实一点看问题，你不觉得在中共的统治下，六四的平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吗？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做它的意义何在呢？
我的回答是：首先，我个人现在已经不再用“平反”这样的字眼作为诉求了，我更倾向用“翻案”。其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当局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似乎让人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如果你肯仔细想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其实已经很难用高度集权的手法完全控制，这也是中共内心非常恐惧的根本原因。公民社会的发展建立在政治与经济越来越区隔开来的基础上，这使得政府的政治控制力量受到削弱。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政府向社会妥协，让出部分权力。九十年代初期东欧发生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中国的问题远比东欧复杂，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转型，但是大致的路径应当是一致的，这也是我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的原因。
有网友问：请问六四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回顾30年来的坐牢和流亡，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吗？
我的回答是：六四运动在我个人生命中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它主要表现在，因为有过这样的历史，今天的我就有了一些不能完全自我选择的东西，比如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比如承担一些期望之类。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学生，我可以选择个人性生活或者公众性生活，但是现在，我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公众的眼光下。很难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但是我觉得我只有面对与接受。从个人的角度说，我觉得一个人在青春时候怀抱一些对社会的理想，这根本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感性的必然。我必须说，这种感性是美好的，而且是有时效的。年纪再大一些，就很难体验这种年轻时候的激情了。人生有限，我当然不会放弃这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国家前途，社会理想连接在一起的机会，哪怕它是短暂的。所以我对自己付出的代价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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