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尔和赵紫阳（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按：香港原中共地下党梁慕娴女士说：“我认为无论当年蒋介石如何剿共，中共仍然会留下火种。经过两岸通航，民主转型后的台湾，转变成为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些潜伏的火种自然地会利用自由的空间开始活动。……我希望台湾无论任何政党上台，为了台湾的安全和利益，都不要掉以轻心。加强法治精神的宣传教育，立法防止中共一切非法渗透，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旅居加拿大的自由作家梁慕娴女士。
梁慕娴女士是2012年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我与香港地下党》这本书的作者。今年七十九岁。梁慕娴1939年在香港出生，1958年毕业于香港香岛中学。她在中学的时候，经由老师的介绍，秘密加入中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再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员。后来被中共地下党派去“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简称“学友社”）开展学生工作。自1962年至1974年担任“学友社”主席。
从1971年林彪事件后，梁女士开始对中共产生许多疑问，情绪低落，无心党的工作。适逢远居加拿大的家姑重病，梁女士为出国探病而与地下党产生冲突，被领导人批评是投靠外国。遂于1974年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从此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党。后来又经过“六四惨案”以及1995年受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的影响，决心在思想感情上和中共一刀两断。
到了1997年，眼看香港主权移交的日子即将来临，她认为，如果地下党继续存在，香港不会有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将是一场大骗局，同时她也想要透过书写自己的地下党经验来自我救赎。于是，1997年2月她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共香港地下党的文章〈从六七暴动到红顶商人〉，揭露第一届特首的特别顾问叶国华的地下背景，引起香港舆论重视。从此开始连续书写有关港共和香港的政治评论，揭露“香港工委”所领导的地下党人逐步侵占香港管治权，欺骗港人的真相。
中共从1921年建党以来，就在苏联的指使下，采取秘密组织，潜伏渗透的方式，应用宣传欺骗和金钱收买等统战手段。配合武装力量，阴谋夺取政权。中共在香港，海外华人社会乃至台湾，都在运用同样的方式，发挥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黑暗的一股势力。这股黑暗势力的危害，从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发表的演说来看，可以说己经被全世界所注意了。
今天的节目打电话到加拿大，访问梁慕娴女士，来谈谈她这本揭露中共地下党的书，以及这本书对于台湾和全世界的启示。
问：您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就对中共失望，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并且脱离共产党。为什么到23年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才开始决定写出自己的经验，揭露香港存在中共地下党的事实？
梁：原因是一个人的觉醒有其阶段性，是一个长时间痛苦挣扎的过程，加上移民后养儿育女，忙着谋生，能够思考的空间很少。
1971年林彪事件和之后的移民事件令我产生许多疑问，失去对中共的信任；1989年的“六四惨案”令我对中共彻底失望；1995年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更最终地粉碎了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上种种虽然己经使我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也令我从组织上，思想感情上与中共决裂，但是，这种觉醒的程度仍未有足够的力量让我觉得要提笔书写。
直到香港面临主权回归中共的1996年，我以为香港回归了，中共地下党己经完成任务，应该结束其地下运作，地下党员应该浮出水面公开他们的存在，让港人知道他们的真面目。谁知我想错了，我发觉中共完全没有任何公开地下党的意图，却准备让地下党在回归后继续秘密运作。我很愤怒，这是欺骗香港人的手段。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曾与我一起在“学友社”工作的地下党员叶国华，当时以红色商人身份，正在统战香港民主派的领袖，而民主派人士一点也不知道叶国华的真实身份，我心中很焦急，大事不好了，民主党大佬们要上当了。此外，我也看到叶国华在政坛上活动频繁，经常发表言论，他向上爬的野心昭然若揭。我勃然大怒，大喝一声：“绝不可以，不能让一个地下党员来管治香港。”这一切的内幕我知道，我有责任告诉香港人，这是我的使命。这时，才有足够的力量驱使我不顾一切地拿起笔来书写。
问：您的第一篇相关的文章是揭露董建华的首席顾问叶国华的地下党身份，后来又指出香港特首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你也说过，民建联就是地下党的化身。你如何理解地下党人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和民主发展的破坏和影响？
梁：在香港统领中共地下党的单位是“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它有一个公开的招牌就是“中联办”（即回归前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主任其实就是“香港工委”书记，统领全港一切事务。每一个地下党员每星期至少一次与“香港工委”派来的领导人秘密会面，透过他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听取上级领导的传达和指示。联络方式可以是单独见面，称为单线联系，也可以是几个人一组的党支部。如果共产党员当了特首，便作特别党员处理，直属中央领导，不属“香港工委”系统，免去每周见面的规定。为免暴露地下身份靠通讯员保持与中央的联络。
这样，香港实际上有一个地下领导网络，秘密决定了所有的方针政策，党员特首把上级领导的指示变成公开的政策向全港宣布并执行。那些建立了党支部的政党、组织、部门、学校和机构中的党员隐瞒自己的身份，却掌管着香港事务的，便纷纷出来表态支持。香港人只看见特首在立法会，行政会议中活动，却不知政策从何而来，被蒙在鼓里。香港回归二十一年的事实，完全证明“港人治港”己经变成“党人治港”。
问：根据你的经验，中共如何吸收年轻人加入地下党？很多人沾上共产党以后，往往很难脱离，继续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在追求理想。你如何理解？
梁：我所主管的“学友社”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是利用舞蹈、音乐、戏剧等艺术活动以及补习功课，学业指南等去吸引年轻人。另外有一个也是中共外围学生组织叫“青年乐园”，则是以文学写作和出版刊物来吸引学生。那时我们这些党员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探访，关心这些学生，和他们做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拣选有条件的学生组成秘密读书会或学习组，进一步灌输爱国爱党思想，成熟后便发展他成为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青年学生单纯幼稚，很容易上钩。我为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向上帝忏悔。
是的，要脱离中共的精神桎梏确实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些有理想的人，容易受到中共的爱国主义的欺骗。中共的爱国主义是一杯毒酒，喝了，很难翻身，我自己是最好的例子。
问：台湾最近又爆发了一些新闻，台湾有一些团体公然的为中共宣传，调查局不久前也公布台湾有一些人接受中共的资金，进行选举或展开活动。你如何看？
梁：根据历史记载，台湾很早便有中共地下组织。1950年国民党蒋介石曾经破获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其中“吴石案”就有四个中共地下党员遭枪决。地下党员金尧如在回忆录中承认，1947年他曾在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常委工作，任职宣传部长。至年底，被在南京的国民党蒋介石侦悉，下令缉捕。幸而中共埋伏在南京高层深处有人紧急通知，命他转移到香港，找中共中央南方局方书记和乔冠华，于是得以逃离死地。他以后在香港工委领导下工作，1950年担任“香港工委”（当时公开招牌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新闻战线的党书记。
我认为无论当年蒋介石如何剿共，中共仍然会留下火种。经过两岸通航，民主转型后的台湾，转变成为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些潜伏的火种自然地会利用自由的空间开始活动。毫无疑问，远在大陆的中共也会乘着自由，回来找寻这些火种，重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这些地下党组并非公开合法团体，应该深入侦察加以击破。这是地下的一面。另外，中共也正透过贸易、旅行、学术交流、交换学生等公开操作，大量地渗透影响台湾的方方面面，这是公开的一面。我希望台湾无论任何政党上台，为了台湾的安全和利益，都不要掉以轻心。加强法治精神的宣传教育，立法防止中共一切非法渗透，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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