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星袁立（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1月15日讯】1
下午四点四十，上海下着小雨，天色昏暗。还没有到吃饭时间，餐厅一个客人都没有。袁立进来了，扬声叫道：“杨语？”她的声音很清脆。前一天，电话里也是这样的声音：“杨语吗？你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告诉你地方。”没有助理，也没有经纪人。这是熟悉的面孔，也有过去角色的影子，杜小月，欧阳兰兰，《牟氏庄园》里的姜振帼。但这些都无法描绘现在的袁立。她穿黑色的皮衣，拉链拉到脖子，更像个职业女性。这提醒我她现在的身份：袁立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来餐厅之前，她刚在朋友圈发了救助的名单——基金会正在开年终总结会议。
这家餐厅在新天地，袁立的朋友说好吃，她来鉴定一下。袁立是出了名的喜欢美食，爱下厨，之前的电视采访中，她有几次被主持人要求露一手。此刻她迅速而认真地翻看菜单，点了几个菜。她给自己点了热红酒，“好的，加一根肉桂。”主菜点了羊肉，“有lamb吗？”她问服务生。她不时夹杂着上海话、英语，语气都相当坚定。
放下菜单，她看向我和同事，先提问道：“你们写这么多有人看吗？现在都看视频，谁还看文字啊？再说了，现在的人都关心那些东西，特热闹的事，谁关心这个（尘肺病）？”她向窗外偏一下头。餐厅外面，一家奢侈品品牌正在做活动，一群人穿着礼服围作一团，闪光灯闪个不停。
这些问题都很犀利。对于“热闹”和“寂寞”的对比，袁立应该是深有感触。明星里面，宣称关心公益的很多，真正投身其中的却极少，袁立是其中之一，而且，她非常具体地选择了尘肺病患者。这也成了她这些年最重要的身份。
所有人都会好奇，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尘肺病呢？袁立说，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她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位矿工推着矿车，矿工脸上都是煤灰，车虽是空的，他看起来却非常累。“像是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他身上”，照片透出的艰辛让她触动很大。她记不清是哪一年，却记得自己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看到了这张照片——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没多久，她又看到“开胸验肺”的新闻。2009年，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得的是尘肺病，自己要求开胸验肺。这些新闻累积起来，让袁立很想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些人，她便在微博上搜索公益组织，找到了“大爱清尘”，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尘肺病救助组织。
2015年6月，袁立跟着“大爱清尘”的志愿者，去陕西和湖北探访尘肺病患者。她跟志愿者一起，住县城的宾馆，上农村的旱厕，在村里的小买部吃方便面。第一天，她拒绝穿“大爱清尘”志愿者的T恤衫。后来，人手不够，袁立临时上场，当了志愿者。
回忆那次探访，袁立说，她看到了很多痛苦的人。她以前也见过农民，但是，她生长在杭州，杭州的农民很有钱，或是拿到拆迁补贴，或是卖很贵的茶叶，“就这样，我认识的几个茶农还很不满足，觉得自己钱还不够多”。在陕西和湖北，她看到的农民完全不一样，他们很苦很苦，又很憨厚。房子很破，家里有病人，但是他们要请志愿者们吃饭，拒绝收钱。袁立说，不是苦难，而是他们的真诚和乐观打动了她，“这个苦放我们身上我们可能就趴下了，你明白吗？”
从陕西回来，袁立接受了不少采访，一遍遍讲述尘肺病的状况。中国有多少尘肺病人？六百万——袁立甚至还能迅速说出湖南的某个村里有多少尘肺病人。尘肺病跟哪些职业有关？建筑工人，珠宝工人，矿工，一切会接触到粉尘的职业，大多数是农民工。尘肺病人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许多人工作时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索赔难，因为呼吸困难，晚上跪着睡觉，“跪着走向死亡”。还有人自己给自己漆棺材，袁立拉着他的手，安慰他，那人就哭了。
人生的苦难有很多种，但是尘肺病不同，袁立觉得，尘肺病是人为造成的，由于用工单位恶劣的条件，出了问题之后又不愿意负责，尤其是那些没有合同的农民工，“你不尊重他的生命，你把他看成最下面一等人是不是？他就是抹布是不是？”袁立说，“我觉得上帝造出来，他也是尊贵的人，不可以这样。”
2009年7月30日，河南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张海超向记者展示自己做手术的伤口。2013年，张海超进行了肺移植手术，如今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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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上齐了，袁立双手交握，低头祷告。祷告完毕，才开始吃饭。
袁立招呼我们开动。我迟疑了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照。“我现在吃饭都不能拍照，我甚至都不敢去旅游了，怕人家说我是不是拿了公益基金会的钱去吃去玩，”袁立说，“我觉得生活受到了严重的监督，好吓人。”
2014年，她从美国回来，开始关心公共话题，也和一些热心公共事务的媒体人相互转发。对她的赞誉和谩骂都很极端，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公共人物。有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攻击她。她很快地回答：“就是信仰吧。”她又说，“他们都说孙神棍已经被赶走了，就剩下一个袁神婆了。”
以前，袁立参加慈善晚宴，捐钱像是履行义务。她不在意钱最终去了哪里。后来，她开始有意识地在网上寻找公益组织。她捐助了一些组织，困惑也随之而来，甚至曾经发生过公开的争论。
“公益基金会里面，有一个现象是容易自义，就是我做好事情了，来崇拜我吧，我是领袖。我觉得不能因为你做了点好事情自义。做了就是做了。”袁立说。（作者注：自义是自以为义的意思，在基督徒的语言里，这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在做了好事后产生的道德自满。）
2015年底，袁立在party上遇到一个律师朋友。她跟朋友聊起自己想做公益，又不知道怎么做，朋友告诉她，可以申请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只要两百万就够了。但是得抓紧，到2016年9月，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行，在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注册资金门槛将提升到800万元人民币。
2016的夏天，袁立开始注册基金会。那时她还住在杭州，基金会的注册地在上海。她不停地在杭州和上海两地之间往返，有时坐出租车，有时坐高铁。陌生的专业名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她面前，“执行费”，“管理费”，“超过比例”。平时买菜从不点算找零的袁立，现在忽然要算募捐、管理费，工作人员的“五险一金”之间的比例关系。
夏天过完，那年11月14日，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注册资金两百万元人民币均来自袁立。她松了一口气。闲了半年，又接到民政局的询问：“你怎么还不开工？再不做你就要关门了。”
袁立很惊讶：“做公益还有任务？”她以为钱在基金会里放着就可以了，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原来《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也就是说，袁立得在2017年内把十六万元给花到尘肺病人身上。
这数额虽不大，但她要救助的尘肺病人都是农民工，得去乡下找到他们。她和工作人员先坐火车、飞机，转大巴或中巴，最后可能还要坐摩托车。到了尘肺病人家里，拿到他们的各种材料，查看他们的肺片、血动脉、抽血的动脉指数，还要联系医生鉴定，给病人发制氧机。有时他们忙活一周，找到的捐助对象却只有两个。
“我后来才知道，真的好痛苦，我真的没有想到，做志愿者去下乡和成立基金会，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她说，成立基金会之前，她碰到李亚鹏。李亚鹏劝她：“千万别成立。”回想起来，袁立有些后悔，“他说得太简单了，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他如果跟我说得详细一点，我可能就要想一想了。”
除了工作的困难，基金会也会带来风险。注册之前，袁立原本想起名叫“施爱基金会”。但朋友说，这名字可能募不到钱，叫“袁立基金会”吧。用了自己的名字，袁立就紧张起来，她怕砸了自己名声，只能亲自上阵当理事长。“我可不相信人家”，她说，而且，她管就不需要工资，可以省下一笔行政费用。
当了两年基金会的理事长，她才知道基金会的操作有多难。质疑的声音时有出现。面对这些声音，袁立想到自己曾和很多质疑者一样，对公益完全不了解。现在她才知道，公益基金会的细节太多了，操作太复杂了，而大部分人很难了解这些细节。袁立的选择是，把基金会的报表做清楚，也就不解释那么多了。
袁立基金会的办公室在上海浦东的一栋办公楼内。办公室不大，朝南，有一个铁皮文件柜，两张沙发和四张办公桌。除此之外，就是随处可见的绿植，还有占了一整面墙的三幅地图。绿植，一张沙发，还有铁皮柜顶上的一幅装饰画，都是袁立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另一条沙发则是对门办公室的旧物，“人家不要了，我们觉得挺好的。”
每天上午十点半，袁立到办公室上班。她的“工位”靠窗，桌上没有电脑，摆了一排基督教书籍。公益基金会的事务，无论大小，袁立都要亲自过问。“工作人员可能不是故意要出错，是不小心的。可是被人用‘放大镜’一看——你是在骗钱吧？”袁立说。
基金会有十个工作人员，会计，出纳和三位法务员工不常来，除了袁立，日常上班的还有三个年轻人。她们在办公室同袁立第一次见面时，建议袁立坐公交车。“这帮人太没眼力见了，”袁立说，“她们真的没有经历过演员，觉得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坐公交车，当然我也可以坐，也没有什么。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要稍微顾及一下，比如坐地铁、挤公共汽车。咱也不是说没钱，干吗要这样？而且公共汽车又慢，但是又觉得，别跟他们废话了，跟他们讲这个也太累了。”
无论如何，基金会坚持了下来。2018年，他们完成了合计2547964元的善款支出，给623名尘肺病患者的孩子付了学费，发放了215台制氧机，给34名尘肺病患者提供了医疗救助，给74名极为贫困的尘肺病患者提供了生活救助。这些救助对象大多集中在湖南。他们分散着居住在山村里，单靠工作人员挨家寻访，工作量实在太大。在过去的一年里，基金会在乡下和县城找志愿者，给他们培训，又通过志愿者找志愿者，终于在当地有了支小小的志愿者队伍。其中有的是一期尘肺病人，有的是尘肺病人的家属或遗属。袁立下一步的计划是，在四川建立志愿者队伍。为此，她特意买了一张四川省地图，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过去的一年，袁立几乎每个月都会下乡探访尘肺病农民。她说，农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基金会，他们以为袁立和工作人员是政府派来的。有些农民认出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称呼她“豆（杜）老师”。
我问她：“和第一次下乡的时候相比，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袁立的回答让人有点意外，却也非常合理：“我只是有点麻木了。以前还觉得蛮心痛的，会拉着他们的手，后来我不怎么拉，我进去看，是什么问题，就跟工作人员说怎么做。再到下一家，越来越快了。”她停顿了一下，又说，“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痛苦都是一样的，没钱看病了，孩子没钱读书了，以前我不懂，现在我知道了，我想多看几家。”
“那你会担心自己自义吗？”我问。
“我们今年才做了两百五十万，你觉得有什么可自义的？”袁立说，“两百五十万是我拍戏的几分之一，有什么可自义的？”
袁立下乡时的工作照（图片来源：作者公众号/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提供，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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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袁立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她参加了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在节目中，她的行为毫无逻辑，前一分钟还好好站着，后一分钟就跳起舞来，突然，又毫无预兆地怼起评委。播出之后，很多观众说袁立神经病。袁立在新浪微博上发声，指出这是节目组剪辑的结果，并贴出了和剧组工作人员的对话。
袁立参加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
和袁立面对面谈话，你会相信她的说法。她精明干练，反应奇快，是典型的江南女性的形象。再谈起当时的那场风波，她说：“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让你去的时候是非常客气的。我好久没有上娱乐节目了，我不知道已经‘水已经这么深’了，那个水你看起来是很平，旁边插了一点塑料花，你会觉得挺美，你跨进去，一条鳄鱼把你腿咬出血来了。你真不知道底下有鳄鱼。”
“这事出来之后，您是不是觉得没法回到演艺圈了？”
“那不会。娱乐圈只不过是社会的缩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勾心斗角，有交换，有肮脏的东西。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够好，难道我要自杀吗？不，我还是会回去，但是你要更好地保护自己。”
“以后您还会再参与这种节目吗？”
“如果这个节目我看了还可以，如果它的价格也可以，为什么不参加？合同写清楚就好了。”袁立嘴角微微上挑了一下，看起来有点讽刺的意味。
但是，毕竟她已经不再年轻，在目前的影视环境里，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她也不喜欢现在的电视剧。她说，她的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她也不看现在的电视剧——“以前也不看”。那自己演的呢？“我以前演的戏我只看我的部分，别的快进。（自己演的）有时候也快进，但我觉得我演的戏还是蛮有质量的。”
袁立尤其讨厌宫斗戏。她说，换在以前，她绝对会演，而且会嫌角色写得不够狠，没有把对手干掉，现在可不会了，“你让我演我也不演”。
我问，那你希望演什么样的戏？
“我想拍有爱的，温暖的。反正宫斗我肯定不拍，我没兴趣。现在这个年龄，爱情题材我也没兴趣。”
前几天，袁立坐一辆出租车出门。路上，司机在看金马奖颁奖。袁立突然想到，自己其实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她也是一个演员。不可否认，她非常留恋红毯，“因为我是一个来自那里的人，我是听掌声和欢呼声来的”。相比之下，尘肺病人的救助工作太寂寞了。但是她又想，这些人上去领了一个奖，跟农民工有什么关系？跟尘肺病农民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而自己确确实实地帮助了尘肺病农民，帮助他们的孩子读高中，她觉得特别地扎实和温暖，“我觉得，我们的赏赐真的是在天上。”
晚餐结束了，菜还剩了一半。“这家餐厅也就一般，”她说，“我要发消息告诉我朋友，这家餐厅也就一般。”从餐厅出来，外面还在下毛毛雨，气温是上海初冬特有的阴冷。奢侈品品牌的活动似乎接近尾声，围着的人少了一些。袁立拉起大衣拉链，从人群里穿过，没有人认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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