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8：何处是归程？(图)
北京天坛(Pixabay)
【看中国2018年12月28日讯】崔健：“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泽东像，我们就还是同一代人。”
题记
我们的沉默，是提前自办的葬礼；
扭头闭目的，是提前自掘的坟场。
前言
一直很喜欢《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名句，其中有一句“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作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死轮回于这片土地的人们，或许都能体会这种心境。远的历史不去说，就说这最近六年来，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外交等几乎所有与生活有点关系的领域里，都能在喧嚣的死寂里听到房梁脆裂的回声。这种折腾感、无力感、无常感，对于大量中等收入的城市居民，尤其震撼——那些之前就一直被压在底层从未被允许动弹的人们，这种震撼会因久压的麻木而延迟发生。
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研究权力以及探寻驯服权力方法的人，对于这样的局势，我除了感到愤怒与悲哀，更多的是屈辱感。由于发表平台的全面丧失，我对诸多罪恶从最初的无法发言，已经逐渐变成麻木与熟视无睹。这种回避，就像哈夫纳回忆录《一个德国人的故事（1914-1938）》里对自己的剖析，他像第三帝国时代无数人那样，假装集中营不存在。然而，真相是集中营存在，就如现在的新疆，它存在。回避并不能让它变得不存在，只能提高一个国家坠入深渊的速度。
屈辱感逼迫着我写下这篇文字，它本来只是我的一个独白，之所以会公开发表，是因为我不相信康德所谓的内在自由，而更倾向于汉娜・阿伦特的意见，公共生活中的自由，若不能外在展示，它就不存在。在公共生活中，所谓内在自由常常只是怯懦与犬儒的遮羞布罢了，公开发表这篇独白也是要扯下我自己的遮羞布。
我希望自己不再装作看不见屋子里这头大象后，可以继续我之前和现在的思考，而不至于在屈辱感中不得安生，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求其放心而已”。
这六年里发生了什么
早在2009年年底，李庄案第一季时，我就惊觉当时的重庆模式可能会是中共试图锁死中国的未来模式——所谓重庆模式，以当时论，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继续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破产，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起死回生，即使无望，也要挣扎；
2.加大力度打击一切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组织性与废组织性力量，包括宗教信仰、新闻出版、法律、NGO等一切中共认为危及其统治的社会存在；
3.进一步搜刮中高经济阶层，其中部分收益用以收买底层的安于奴役；
4.扩军备战，走军国主义道路，在政权面临严重危机时发动战争以解困。
简而言之，无非进一步加强中共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控制，永葆其僭政中国的预期。薄熙来的倒台无关这一大局。到2012年下半年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始执掌中国政局后，这一路径即变得日渐清晰，直到现在的全国山河一地鸡毛，因为他们的做法比我当时能想象的还要蠢很多。
我无法知道这一切如何发生，只能罗列这六年来的现象。
在中国这种极权国家，伪政治早已被异化得成为生活的灵魂，每个人的生活都多多少少受它的侵蚀，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与政治无关的人，即使有些人自认为与政治无关——我们的可悲，在于以与伪政治捆绑在一起来表现政治，而这正是极权主义的本质，它在根本上是反政治的。因此，政治上的变化，会直接甚至全面地影响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
内政方面，党进民退的经济政策，背后是中共在政治上进一步掌控经济的图谋；而对民企颠三倒四的政策性碾压，则是经济掌控与经济下行矛盾下的仓皇失措，如有网友调侃的，是家暴渣男用水果刀在自己胸口上刻下“爱”字后的下跪求饶，无半点诚意可言；国税地税的合并，背后是中共财政的抽血泵在加大功率；对习近平个人的造神运动，是政治独裁在收紧绞索方向上的超常努力；而前年杭州G20峰会的超豪华接待，则是万国来朝迷梦的政治海洛因；冰封房地产市场则是多标靶射击，既想维护金融稳定，又要为将来的房地产税征收运动关门杀猪；而最近半年以国税总局对地方税务政策出尔反尔的否定，对包括演艺界在内诛求无度的征敛，更是权力无限制下的恣意妄为；去年以来，以北京这个首恶之区为典范，对城市外来打工移民的打砸暴力驱逐，将部分国民置于奴隶不如的境地；各地政府朝令夕改，强行拆除商家店铺的牌匾，已是几如癫狂的政治精神病；对香港的持续大陆化，势头有增无减；对西藏、新疆的高压暴政，更是到了让人几乎无法喘息的地步，新疆的状况尤其让人震惊，集中营问题正在成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度重视的议题。与此同时，消灭所有反抗暴政的声音与行动，则变本加厉，在这六年中，中共借助科技的更新换代全面提高极权能力，对人们的公共生活进行了无孔不入的监控与打压，新闻、出版、法律、NGO等稍有公民社会性质的健康力量在持续的颟顸暴力重击下，已濒临绝境。
外交方面，即使因颠三倒四的经济政策、官僚机构的继续膨胀和财政支出上的挥霍无度带来财政紧张，多年来这个国家依然在国际上毫无基本理性地肆意撒币送钱，广交各种国际流氓，罔顾国内公共服务上的各种亟需。国际上，因长期不遵守WTO而与西方交恶，无力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国际关系继续沿着“一带一路”恶化，缓解乏力。
在这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全面急剧恶化的境况下，所谓军队改革却以扩军备战为基调，从军区调整、军区名称的变更，到航空母舰的建造，以及中国军舰在公海以及有争议海域的招摇，都在增加国内国际紧张感。
至此，中共这幅张牙舞爪的国际牛二嘴脸呼之欲出。
中共的目的
从20世纪20年代中共发迹到现在，已将近百年。在这百年里，中共从它降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从未改变过它的基本形象——一个依靠残忍、坚韧和无耻的不择手段最终窃取国家政权的窃国集团。
无论小偷还是赌徒、土匪，对于偷抢等不劳而获的财物，向来是不会珍惜的，中共这个盗国集团对于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也是如此，从未有一刻珍惜过。
1949年以前，中共为了窃取政权而不择手段，包括勾结国际专制与极权势力引狼入室，对苏联如此，对日本也如此，而在其伪政权掌控的区域里，则对人民横征暴敛，在苏区如此，在西北亦如此——甚至种植鸦片，依靠制毒贩毒补贴财政。
1949年以后，中共终于如愿以偿，窃取了国家政权。荣登大位后，中共先以镇反、土改等全国性的大屠杀立威，继而以欺诈性的缓兵之计获得底层人民支持，不久即翻脸不认。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即城市的公私合营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无非出尔反尔、强行剥夺原先承诺不剥夺的人们所有自由与权利。这些暴行从最初的大资本和外国资本开始，逐渐扩展到小工商业者，再到农民、知识分子（反右），最后就连他们自己的各级政府官员都没放过（文革）——20世纪的各国共产党政权都热衷于大清洗式的自相残杀，这一点中共自建党以来就没消停过。在国际上，中共闭关锁国与意识形态外交同步进行，这导致了国家利益长期以来的巨大损失。中共这种以敌对和杀戮为基本风格的僭政，在其毛泽东时代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以至于这个国家政治恐怖、经济崩溃、民生惨绝、国际形象恶劣。
古今中西罕见的暴君毛泽东死后，经过短暂的停滞，邓小平上台，1978年以后，奉行以有限开放国门和有限松绑内政为基本特征的所谓改革开放，这唤起了国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数十年间，飞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到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GDP第二的经济大国。
对于中共来讲，目前中国在全球令人瞩目的经济地位，并不是邓小平时代所敢希望和预见的，更不是邓小平所设计的，所谓“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头衔，并不符合事实。邓小平的成就恰恰在于他没什么设计，设计是个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产物，而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可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只负责制造大饥荒，不负责创造财富。
执政者的作用在于维护公平的市场，创造市场是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事，不是执政者的事，但是僭政者共产党——不管哪国哪个时代的共产党——在其本性上，都是敌视市场、并且热衷以权力扭曲甚至消灭市场的马克思信徒，他们只相信权力会带来财富——正如强盗相信抢劫致富，即使因为权力取代市场而失败了一万次，他们依然会向着第一万零一个实验基地冲刺，就像现在的雄安烂尾工程。而共产党自从僭政以来，不管国家被治理成一幅什么鬼模样，至少那些各个层级权力顶峰上的僭政者，都充分品尝过权力扭曲甚至取缔和取代市场的权力快感，并且成瘾难戒。
巨大财富任由支配，权力瘾头难以戒除，再加国人奴性深重（我从自己身上就能看到很多惯于受奴役导致的事实奴性状态），这三重因素理所当然会成为极权的血脉与养料。邓小平以来看似雾里观花般的中国路径，于是瞬间变得清晰无比：作为巨型利维坦的中共与数量庞大的中国自甘奴，这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将中共推向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当然绝不可能通往自由民主化与宪政改革，这不只是有目共睹的，更是可悲地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这个以东方专制主义臭名昭著于古今历史的老大帝国，自近代以来，曾有过数次的现代化尝试，但都不幸地失败了。
晚清的洋务运动是最早的一次尝试，但只学器物不改制度与人心的中体西用论没有能够改造旧制度，大清帝国不免于黯然退场的历史命运。中华民国的政治现代化尝试，因其不知缓急的操切与悸动，也因其从未下过功夫研习外国的经验吸取别国的教训，再加本国毫无共和根基和国际风云变幻，仅仅不到16年的时间就失败了。如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早在1912年就指出的，妄图在一个从未有过共和传统的地方建立共和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全球左右两股极权势力甚嚣尘上的国际大潮下，更由于中国自身的孱弱及其乌托邦迷梦的催眠，还由于二战各盟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暧昧与自相矛盾，这片土地终遭厄运，没能幸免于被共产极权征服。
从中国历史传统来看，中共征服中国，就像古代的王朝更替，只是再一次的历史循环；而从全球史角度看，中共征服中国，符合了英美西欧之外另半个世界的潮流，这一潮流要到1989年之后才逐渐乏力退潮。
中国的不幸，在于其现代化步伐与国际政治潮流的关联时机总是满拧。
全球共产极权退潮的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还在探求以温饱为目标的道路，所有所谓改革的思路也都只是一种相应的低级诉求，所谓“开放”打开的那条缝隙，只够运进一点点粮食，国门外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自由民主化运动，中国人既无法全景远观，也无心近观，它既不能在制度意义上有效影响中国的改革，更无法在民心层面默化中国，最多只是让少数中国人产生“我们也能走上自由民主化与宪政改革道路”的幻觉——即便仅仅是个幻觉也在六四屠杀中破灭了。
更不幸的是，上述满拧尚未结束，中国和世界简直像事先约好的那样，立刻又进入新的满拧。
沿着以温饱为诉求的所谓改开路线30多年后，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破衣烂衫换成了紫衣红袍。长期以来，历朝历代不得不忍受权力奴役的中国人，对于财富，向来有着饕餮般的追求动力，因为这是朝不保夕的生存中唯一最有可能抓牢不脱的东西，就像犹太人一样，这只是一种由历史和家族经验顺着血脉流传下来的难民理性。这种渴求财富的难民理性不仅为中国人个体自身打开一条勤劳致富之路，也将整个国家带上一条富裕之路，虽然这种富裕也因共产党僭政无能与挥霍无度而大打折扣。无法否认，这个国家的经济有着富裕繁荣的一面，不管它有着多么严重的内在危机。
就在同一时间段，新兴的第三波政治民主化浪潮却遭遇了全球性的寒冬，开始进入低潮状态。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民主制度运行不畅，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问题。于是，非民主制度的中国与这些失败的新兴民主国家的对比，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都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人们为“中国模式”与民主制度之间的优劣发生各种争论。甚至有些严肃的研究者也由于缺乏全面真实的研究材料而得出了中国体制优于民主制度的结论，“中国模式”成为了部分人青睐的制度模式。不仅是新兴民主国家规模化地遭受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危机，更早时代即已进入民主制度的许多国家，包括英国、欧洲大陆，也由于一些另外的原因而经济乏力、社会问题丛生，导致了他们民粹主义力量的重新崛起，这些现象也都变成了某种程度上支持“中国模式”优越论的外援——因为中共向来除了高压打击任何反暴政力量，也极其善于利用外宣掩盖中国国内的问题，让国家看起来一直都歌舞升平。
这一中国与世界虚假的模式比较，不只是让许多无知国民片面理解本国经济成就，无视其代价，更是让中共通过经济的绩效合法性来论证自己僭政的合法性，尤其重要的是，这给了中共长期僭政统治中国以强大的信心——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长期以来对人民犯下的暴政罪行是正确的。习近平上台后，千方百计为数十年前邓小平不痛不痒定调过并且错误的毛泽东功过论翻案，欲将毛泽东这千年难遇的暴君重新扶回神坛，这不仅仅是习近平建立自己独裁王朝所需的合法性渊源钢印，更是近几十年来的经济绩效带给他的幻觉。习近平试图用目前的经济成就证明中共向来是从不犯错的伟光正——所有的罪行都只是探索罢了，至于无数人都被“探索”得多么悲惨至少对他们来讲是无所谓的。
20世纪以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共和这些理念，已经成为全球政治伦理的共识，即使是所有极权国家也要给自己披上它们的外衣，就像现在中国刷满大街小巷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政权的意图是偷天换日，将自己的奴役等级专制极权的内容填充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宪政共和名下，这种鱼目混珠的手段比直接反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共和更有意想不到的杀伤力。这种做法已经不是以前反击性强辩式红脖子型对抗，而是一种志得意满居高临下鸠占鹊巢式的暴发户型征服，这完全仰仗了中国经济目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占的份额。由于经济上的缘故，这种所谓“中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共和”，对国内国际大量的人们都有很大的欺骗性。
正是在这一经济的绩效合法性掩护下，中共对于走向自由民主宪政之路是嗤之以鼻的，遑论这原本就不是他们的理想，不但不是理想，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为此，中共借助目前尚存的巨大经济体优势，欲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宪政道路分庭抗礼，这是在全球化时代保证中共长期僭政中国意图中的最后一块拼图。
中共成功的可能性
中共是否能够达到上述目的？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是件见仁见智的事，更是一件需要时间来检验的事。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尤其是首当其冲的中国人，更急迫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我们自身的焦虑，这种焦虑既包括我们的安全焦虑，也包括我们的伦理焦虑，两种焦虑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分析中共上述僭政战略可能性的工作，是随上述焦虑而发生的。
如果没有今年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国际形势的突变，中共的上述僭政战略至少表面上看极有成功的可能，但美国对中共的警觉并且迅速采取遏制战略予以反击，完全打乱了中共之前的如意算盘。习近平政权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双重乱政，对国内经济和国际形象的打击都十分严重，尤其是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外交上既四处树敌又到处结交流氓政权的做法，也都严重反噬内政，尤其是经济领域。再加因权力不受限制导致的盲目行政，政府支出无度，却又蔑视经济法则、不珍惜企业家信心，于是横征暴敛进一步加剧，企业倒闭潮迅速到来，内外夹攻之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若以中国古代历朝为史鉴，则可以清晰看到，目前中共僭政中国的状况，颇类似于古代的帝国中期阶段。中国历代的帝国中期阶段，通常都与帝国早期不得不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带来巨额财富相关。比如两汉、唐、两宋、明、清，帝国中期通常开始于帝国开朝60—70年间，经过数十年的和平积累，一般到这时候帝国的国力处于最富强的鼎盛阶段，这个时候通常也会是一个帝国开始进入下坡模式的阶段。之所以会开始走下坡路，原因多重，一则财富让统治者顾盼自雄，睥睨四海，轻则四处撒币、挥金如土（如乾隆皇帝），重则轻启战端、虚耗海内（比如汉武帝）；二则随着官僚机构的迅速膨胀，先前的轻徭薄赋政策难以为继，于是敛收重税、滥征无度、竭泽而渔，国内生产与市场全线面临危机；三则，官僚集团随着社会财富增长也开始进入全面腐败模式，整个社会在强权笼罩下，人们要生存要发展，都必须通过服从和贿买与官府和谐相处，于是国家开始掉进全民腐败的泥淖。
上述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中期综合征，在当前中国也正在展开。古代王朝因其技术手段落后，经济体高度封闭，权力无制带来的腐败和经济恶果也往往不会那么迅捷地以爆炸性后果呈现。在没有外敌入侵的前提下，即使帝国中期已是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但从帝国中期走向帝国末期的全面瓦解常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当代的帝国中期综合征后果的呈现方式，或许会与古代迥然不同，至于到底会如何爆发，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很难遽然得出结论。
包括现在在内，中国的经济传统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腐败经济学问题。所谓腐败经济学，就是腐败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经济角度考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下对错好坏结论的命题，因为具体事项的伦理评价和抽象的总括性伦理评价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这股张力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显示出完全对立的结果。比如，一个无辜者被冤枉为杀人犯，按照正常流程，他会被处斩，但他的家人通过行贿，使得案件得到重审，并且无辜者被释放。对于这种以行贿绕过恶法的行为，如何进行伦理评价呢？再比如，当年犹太人被纳粹大屠杀时，流亡途中，大量依靠行贿获救，这样的行贿行为是错误的吗？是应该在伦理上受谴责的吗？类似的问题——通常没有那么极端，在所有专制国家都会发生。改革开放以来直到现在，中国都有大量的企业家因受恶法限制，不得不用行贿来润滑管制通道，从而获得恶法下相比其他受管制者的某种特权，赚取财富。旁人到底是在伦理上该谴责他们，从而在事实上为奴役的平等辩护，还是在伦理上支持他们，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那些被恶法限制的其他竞争者？这样的伦理两难无法简单评价。
除了个体德性的伦理评价困难之外，腐败在经济伦理评价方面也同样存在两难困境。以行贿受贿为主要方式的腐败，一方面冲破了固有的恶法管制，开拓了市场，为繁荣的经济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管制者从对市场的破坏性管制中获益，这也成为对他们滥用权力破坏市场的一种激励。然而，可悲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这些腐败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在后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些腐败，市场难以冲破权力管制与垄断；没有这些腐败，中国的市场难以繁荣。
然而，适度的腐败能够润滑专制的管制通道，并不意味着腐败在专制制度模式下是万金油。腐败本身对经济体的侵蚀不仅仅是带来不公正的竞争，还会败坏所有的经济规则，从而无法构建健康的市场。同时，腐败还会遵循腐败的市场规律，展开腐败内部本身的竞争。于是，消费者的成本将随着腐败成本的提高，而不断加重分摊腐败成本的生活成本，直到人们无法承受这样的市场。因此，专制政体几乎总是试图平衡腐败与经济体承受力之间的关系，但自古及今，没有哪个专制政体能够做到并且保持这样的均衡——如果存在过这种专制政体下腐败与经济体健康状况的平衡，也是普通市场和腐败市场在动态的经济运行中共同达到，并且随时都会因市场和腐败本身的继续运行而回归非均衡状态，专制政体最后的经济都会随着腐败的外部性扩张而脆性瓦解。由于不存在这种均衡的稳定状态，对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体，研究这种均衡并无实用价值，因腐败市场产生的腐败成本，在恣意的权力之下，并不存在稳定的定价机制，那也就不可能产生腐败均衡。
中国历代政权在维持腐败与稳定的均衡方面可谓殚精竭虑，但从未成功过。当统治者发现统治阶层的腐败特权反噬统治本身时，往往会进行权宜性反腐、运动式反腐。由于官僚机构的非中立性，这种反腐从未逃脱过大清洗式派系斗争的宿命，古今皆然。目前的习近平政权反腐，力度再大，其性质依然是政治清洗，作为制度性、功能性和结构性存在的腐败，即使可能在高压态势下暂时休眠，依然不可能制度性改变，更不可能消除，仿佛机关枪扫射蚊群，其效果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前述所分析过的腐败经济学原理下，腐败被遏制时，许多情况下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专制下反自由市场性质的管制与垄断，一旦失去腐败对管制通道的润滑，市场就会严重不畅，经济必然因此受挫。然而，如前所说，反腐还是任由腐败，这个中共亟需的均衡无人能解。
上述种种严重问题的存在，并不能立刻得出中共无法实现其长期稳定僭政中国的结论。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其版图相当于整个欧洲，其内需市场之庞大甚至远超过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即使是专制制度下，如果统治者不瞎折腾，闭关锁国也照样可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只要不回到连国内市场也彻底取缔的毛泽东时代。至于中国国内的反专制力量，只要经济没有出现严重危机，都很难凝成足以改变中国的力量。
总体上说，中国依然是个人民安于奴役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奴性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长期坚持不懈的暴政及其对几代人的洗脑。有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共和观念的中国人，在全体国民中的比例非常低，而对这些观念和具体的制度有过较深入思考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这些观念在遭遇长期的政策性消灭之后，已经成为一个门槛很高并且非常狭小、越来越少人问津的领域。
如果排除国际因素，仅以中国本国情况论，中共对中国的长期僭政不但不是不可能的，更是可能的；甚至由于中国国土和人口数的庞大，国际因素若没有达到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地步，中共依然可能长期僭政中国。至少以人类个体的渺小寿命衡量，未必能够看到多少希望。
中国走向何方？
就像晚清时代的中国人会焦虑于中国将走向何方，“文革”时，当时还只是中学生的杨小凯先生曾因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身陷囹圄，在后来的一生中，无论身在牢狱，还是负笈异域，抑或成为华人里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杨小凯先生都未曾停止思考这个中学时代的问号。
今天，这个问题再次成为许多人中国人的焦虑之源：中国会走向何方？
也许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从1840年中国被英国人一脚揣进近代以来，迄今近180年。在这180年里，中国人可有一代人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的？没有，一代也没有。剔除第二次抗日战争这十年时间不论，在这170年里，零星遭受的国际战争（比如八国联军、日清战争、朝鲜战争），对民生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经济负担，除此之外，权力缺乏制度性制约的本国统治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直接灾难，才是主要的。而所有这些灾难中，中共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则是灾难N次方的灾难，除了它所制造的生命与财产和自由的实时性全面灭杀，它对中国残存良好民情的摧残也几乎是根本性和毁灭性的。
邓小平时代到胡温时代的中国，曾因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力量有所萌芽与发育，但这种势头无论是在邓小平时代，还是江泽民时代，抑或胡温时代，都只是艰难环境下的挣扎式发育，到胡温时代的晚期即已开始进入最后阶段，而到习近平时代，即使不是死灭，彻底休眠也已经是其最佳状态了。显然，中共在创造它自身长期稳定僭政条件的同时，也创造这个社会脆性瓦解的一切基础，完全没有给中国留下未来的希望。
孱弱到几乎消失了的公民社会，及其隐伏下来的自由派，未必能够成为未来危机时刻的担当者。不得不承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正常的政治伦理。中国历史上，人们唯一认同的只是暴力征服，从无妥协与共赢的传统，大一统毒瘤正是在这一传统中形成，并且数千年地毒害这片土地。大一统的“九犬一獒”特性，使得中国历朝历代在王朝鼎革之际，无法保留任何规模化的仁慈、妥协、信用等富有人性温情的一切美德，它成为一切肮脏、残忍、邪恶和无耻的终极避难所。大一统荡涤了原本就脆弱的政治美德残留，并在漫长历史中永久性地消灭任何规模化的高贵品质，它导致了中国历朝历代掌权的精英阶层，几乎从未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承担过应有的责任，而中共这个奉行唯物主义的政权，甚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更缺乏担当的精神气质。
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能否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有责任感，往往是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告别烂泥潭甚至地狱的根本原因。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数十次的全局性王朝鼎革，从未有过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的负责任政治精英，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专制地狱里轮回。古代不去说，就说现当代。真正负责任的精英阶层，应该能够意识到在这个民族国家时代，既要让人民的个体人权得到保障，同时还要保证在主权利益与人权发生分歧时如何确保公正地解决纠纷以及和平的秩序；如果这种状况一时办不到，那么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以及权宜之计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何在，如果权宜之计会损害公民权、人权，应当如何弥补……诸如此类，这些问题都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精英阶层应当考虑的。比如，像佛朗哥那样明知自己独裁统治很残暴的同时，却花费20多年时间，精心培养一个为未来民主化转型做准备的民主国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社会力量在夹缝中适度崛起，不惜血腥镇压极左势力的同时，又淡化意识形态分歧而强调西班牙的团结。
但显然，中国不存在这样自我否定、自我矛盾的暴君，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精英阶层，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向来只干两件事：一件是横征暴敛、鱼肉民权，在人民面前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还有一件，就是在暴君面前唯唯诺诺摇尾乞怜，再荒唐的政策，他们也敢往下执行。这样的所谓政治精英，自然不会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任何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从未有过佛朗哥那样对国家未来负责任的僭政者，至少他们的行为，都只是很纯净的僭政者，不夹杂一毫的民族责任感。
中共能够征服中国，正如当年国民党北伐后征服中国，都只是成王败寇的结果。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曾经分析过胡适的理想为什么会失败，他非常精准地看到，因为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精神要求人们按照理性的方式安排生活，而这在中国没有土壤，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这一视角，与古斯塔夫・勒庞指出辛亥革命必然失败是因为中国从无共和国传统，是类似的视角。许多人都认为自由派软弱，殊不知，自由派天生就该是“软弱”的，他们首先必须讲理，必须有许多事是不能做的，有诸多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软弱”正是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个人主义者）看似无能实则维护正常人间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暴力时，它也讲究必须是防卫性的，并且应当适可而止，而这依然与中国的政治传统格格不入。
培育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十分不易，需要和平环境下几代人的持续接力努力——中国从无这样的环境，但摧残起来十分容易，一场毛式政治迫害运动足以让中国的自由派再次全派覆没。光是群众斗群众，就足以让他们或屈服、或自杀、或投降，毛时代都早已验证过。因此，指望自由派在中国语境下掌舵国家的航船，完全不现实，他们既无实力，也无能力，更无机会，甚至连意愿也没有。在所有各种社会观念的派别里，无论从人数还是从行事能力上，自由派都不堪重任，因为它所需要的民情基础实在过于庞大，而中国并无这样的庞大民情基座。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是无法存在的，就像当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
无法走向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共和的未来，谁来主宰，结果都差不多——包括短暂存在而无法巩固的民主化运动（毫无准备的民主化运动通常都难以巩固），无论现在正在冉冉升起的极左毛派，还是其他任何可能壮大发展的新力量，或现中共。中国将依然在传统的民粹与独裁之间板荡，如果现中共经营不善，会导致经济与社会崩溃，这必然让中国进入暴民时代——很难确定什么时候会爆发，暴民时代将会在数百万到数百个再到数十个候选毛泽东中决出新的毛泽东，这个新毛泽东当然毫无疑问会比现中共更坏——民粹的最终结局总是独裁。这当然是最坏的结果，然而中国历代王朝鼎革时，何曾有过不是最坏结果的时候？——大一统本身就已经是最坏的结果。
只要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毒瘤不除，“最残忍者胜出”法则就会永续，绝不会退居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式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唯一的悬念只是下一个轮回的时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的《菩萨蛮》或能表达这种历史十字路口前国人的苍凉与惶惑。
生逢此世，我当何为？
我的工作是研究宪政，然而，这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了最尴尬的屠龙术——现在连宪政这个词都已经不允许在媒体上出现。
在这个国家其实还有无数同样可笑的存在，比如反思历史，我们有什么需要非要到历史中才能反思的问题呢？所有能从历史中找到的问题，不都是现成的，就挂在我们眼前吗？我们所有正在经历的东西难道不是最值得反思和羞愧的吗？需要到毛共时代才能找到吗？
中共对新疆、对西藏、对香港、对台湾、对独立教会及其教徒、对律师行业，对新闻出版行业、对娱乐行业、对民营企业家、对街边商户、对外来打工的工人……持续的大规模肆意施暴，所有这一切，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看看：
新疆曾被断网数年不说，如今的所谓教育营跟集中营到底有多远的距离呢？
我们看不见藏人多年来数百人持续不断的自焚吗？
我们看不见香港陆化沉没的速度吗？
我们看不见中共对台湾长期动辄武统的威胁吗？
我们看不见2014年“709”事件以来被中共警察肆意关押的律师吗？
我们看不见警方长期以来、尤其最近对成都独立基督徒们上百人的大规模抓捕吗？
我们看不见2017年底寒冬腊月里被警察连夜驱逐出北京城的弱女稚童吗？
我们看不见这几年被行政当局莫名其妙水泥封堵门面的商铺吗？
我们看不见这两年被行政当局莫名其妙拆掉的商铺牌匾吗？
我们看不见当局正在追征三年前承诺减免的税款吗？
我们看不见当局近乎仇恨地通过竭泽而渔征税法正在全力摧毁演艺界吗？
……
这一届的中共僭政者到底在做什么，他们自己清楚吗？他们得有多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需要这样对待人民（像毛泽东那么痛恨这个国家民族，一定要制造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来一逞恨意）？
这一切还不够吗，不够我们所有假装没看见、不了解的人们反思，需要到遥远的历史深处去寻找反思的材料吗？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11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梁巨川因无法忍受清亡之后整整七年的伪共和乱局投湖自尽，他留给世人的疑问是“这个世界会好吗？”世界并没有像梁漱溟先生回答他父亲那么乐观：“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世界的历程远比这种单线程历史观要复杂得多。加缪在他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里反复昭示过一个简单的真理：与黑暗抗争并非因为抗争必胜，而是因为抗争是黑暗中生活的人们唯一有意义的存在方式。至少从伦理意义上，无论明知可为或不可为而为之，都有过于功利的后果论之嫌。我以为，知其当为而为之，才是生命真正的时刻。
忽然想到波裔美籍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在“911”之后写的那首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结尾两行恰能表达我此时此刻写完这篇文章的心境：
“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柔光”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