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中国奇迹”的对话（1）

袁斌：谁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

张先生：王教授，好久没见，听说你今年一直在做一个关于“中国奇迹”，也就是中国GDP高增长的研究课题，是吗？

王教授：是啊。怎么，你对此也有兴趣？

张先生：对，这也是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呢？

王教授：因为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GDP连续近四十年高速发展的所谓“中国奇迹”，不但是今天中共最引以为自傲的资本，也是为数可观的一部分国人至今仍被中共蒙蔽和忽悠，看不清其真面目的原因所在。

张先生：我也有同感。据我接触和观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对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与当政的历史，对中共今天史无前例的腐败，不是没有认识，甚至是有很深很全面的认识，但他们仍然对中共抱有希望，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文革后中共把经济搞上去了，创造了所谓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王教授：我之所以要做“中国奇迹”这个课题，正是为了帮助这些人认清“中国奇迹”的真相，从而彻底抛弃对中共的幻想。

张先生：现在课题做完了吗？

王教授：刚刚做完。

张先生：那太好了，能把你的研究成果拿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吗？

王教授：谈不上什么成果，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也正想找机会跟大家交流交流，特别是像你这样长期关注与思考这个问题的同道。

张先生：“中国奇迹”这个题目包含的内容很多，我们从哪里谈起呢？

王教授：不妨就从“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谈起，你看如何？

张先生：可以啊。

王教授：官方津津乐道的“中国奇迹”，其实水分不小，这方面的报导和研究成果有不少，这个问题我们且不说。客观的讲，撇掉水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世界确实可以说名列前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也是被承认的。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作蛋糕，那么通俗的讲，与毛时代相比，改革开放确实把中国的财富蛋糕做大了。

张先生：这个我们通过这些年来物质生活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可以明确感受到。但蛋糕做大了之后，还有一个怎么切蛋糕，也就是分蛋糕的问题吧？

王教授：对。换一种说法，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民是怎么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谁又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的问题。

张先生：那么你认为谁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

王教授：你还记得吗？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都知道，时至今日，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大大小小的权贵。也就是说，权贵阶层拿走了财富蛋糕的大头，老百姓分得的是小头，“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当然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

张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打个比方说，毛时代，中国的财富蛋糕很小，权贵阶层切走的那块虽然也比分给平头百姓的多，但差距有限。改革开放后，小蛋糕变成了大蛋糕，权贵阶层和老百姓各自分到的部分却没有同步增加。具体说，前者分到的部分一下大了许多，不仅绝对量大了，更重要的是占整块蛋糕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后者分到的那部分虽然绝对量也大了，但占整块蛋糕的比重却大大下降了。形象的说，就像权贵阶层和老百姓坐在一个桌子上吃一顿丰盛的大餐，结果大部分佳肴都被权贵们吃了，老百姓吃的不过是他们吃剩的残羹剩饭。这一点跟我们大多数人的实际感受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他们当中又包括哪些人，你能具体说说吗？

王教授：根据专家的研究，再结合现实生活中大家的感受，我认为他们主要有以下三类，即政府官员、官员的亲朋好友和买通官员的奸商。他们的财富不但来得太快，而且来得太突然、太蹊跷，属于典型的暴富。

张先生：先说政府官员吧。

王教授：据大陆媒体报导，2005年1月至2010年5月，全国因贪腐“落马”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和厅局级以上官员分别为13192名和1004名。这是已经“落马”的，那没“落马”的到底还有多少？早些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后来这段子又有了更新版，改成“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难怪有外国记者感叹说：“中国共产党就好像是一个富人俱乐部。”

张先生：第二类先富起来的人是官员的亲朋好友？

王教授：对。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背靠大树好乘凉。官员的亲朋好友因为和官员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当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呼风唤雨，捞钱吸金。他们当中能量最大最为人瞩目的莫过于高干子弟，而在高干子弟中位于金字塔尖的则是太子党。据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年4月28日报导，中共的太子党约2，900人，积累了总共2万亿人民币的财富，他们尤其活跃于金融界、外贸领域和房地产业，作为公司老板或大公司经理。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就是他们中显眼的一位。

张先生：我记得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主任中共军内老干部辛子陵曾在海外媒体上实名举报，2006年，曾伟从银行贷款7千万，在山西太原买了一座煤矿，然后通过一家有关系的评估公司，将其评估到7.5亿人民币，而后再由山东最大的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出资7.5亿收构了该煤矿。通过几次这样的反复操作，曾伟手上一下有了33亿元。然后，他竟然直接以这33亿元，买下了账本净值738.05亿元，实际价值1100亿甚至更多的山东鲁能91.6％的股权。就这样，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曾伟，像变魔术一样，靠着自己是曾庆红儿子的特殊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不仅如此，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导，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从煤矿到股市再到百货商场，曾伟几乎取得了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盈利的丰厚合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并买下澳大利亚价值3，200万美元的豪宅。

王教授：我们再来看那些买通官员与其结盟的奸商，他们也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类人。鼎鼎大名的赖昌星便是他们中的“骄子”。赖因“厦门远华走私案”而出名，此案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号称“中国第一大案”。让人纳闷的是，赖出身农民，只有小学文化，他究竟靠什么本事居然一手导演了这么一起轰动一时的走私大案？其实答案很简单，他的秘诀就是买通各色官员充当自己走私的保护伞。据知情者透露，赖昌星拿出“走私收入”的一半甚至70%用于在官场铺路。厦门海关从关长、局长到基层人员共计160多人都被他收买，占了厦门海关总人数的13%。除厦门海关外，他还买通了一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口岸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中厅局级以上高官20多人，官位最高的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就像蜘蛛结网一样，赖昌星通过广撒金钱，最终结成了一张复杂、实用、坚固的走私大网，在这个基础上他才成了全中国屈指可数的超级暴发户。

张先生：赖昌星的故事并非特例。在中国，商人如果不跟官员结盟，在政府中找到保护伞，仅靠自己单打独斗，是很难发大财的，即使侥幸发了大财也很难守住财富。就拿在三亚为女儿花费7000多万人民币举行盛大婚礼的山西煤矿老板邢利斌来说，有网站透露，他就是因为10多年前与山西省官员串通，以低价收购多家富有发展潜力的煤矿后发迹的。

王教授：上面三类人，第一类是贪官，第二类和第三类可以说都是榜官的寻租者，他们就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