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红祸 历史上七波大逃港挡不住 (图)
“大逃港”指的是中国公民大规模向香港逃亡的历史事件。（网络图片）
“大逃港”指的是中国公民大规模向香港逃亡的历史事件。从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前夕，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每天都有逃港事件发生。其中发生了七波大规模逃往香港的高潮。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分，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每次逃亡高潮，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期。
第一波是国共内战时期，大批民众为逃避战祸涌入香港。从1947年开始，眼看“赤祸”蔓延中国，恐惧共产专制的人们纷纷逃亡到香港、台湾和外国。
第二波是1950年中共建立政权初期，大陆不少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人士等逃往香港。
第三波逃亡高潮是1956年中共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的。中共政权的得益者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等加入了逃亡者行列。
第四波是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造成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哀鸿遍野，众多饥民逃往香港。
第五波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不聊生，大量民众涌入香港。
第六波发生在1979年，极左政策还在推行，又发生了中越战争，许多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感到中国没有前途而逃亡香港。
第七波发生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许多学运和工运领袖以及异议知识份子逃亡香港。其中香港“黄雀行动”救援了三四百民运人士。
两百多万人逃亡
《大逃港》披露，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高峰期每天逃往香港躲避赤祸的人数不下十万。逃去台湾和香港的大陆难民总数达两百多万人。
1957年10月，中共决定重新封锁边界，坚决打击外逃风，对偷渡者予以严惩，宣布可以判刑以至枪毙。但封锁阻止不了逃亡，却制造了无数的悲剧。很多逃亡者翻越深圳最高的梧桐山时不幸摔落在险峻的鹰嘴岩下。鹰嘴岩下的尸体，一个垒着一个，上面的死了，下面的还在抽气，惨不忍睹。
1962年4月份，当时叫宝安县的深圳，出现一股声势极为浩大的逃亡潮，如“大军南下”，总共有十多万来自中国12个省、62个县的难民涌入深圳，六万多人逃离中国大陆，五万多人被遣返。
偷渡者爱情故事
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悲壮的故事：下乡知青阿强与阿玲一见倾心，堕入爱河。他们不甘在农村埋没自己的青春，倒流回城。迷茫之际，两人决定一起逃亡香港，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海边。当时游泳器材在边境是禁品，他们只带了一个轮胎。阿强将轮胎套在阿玲身上，自己用绳子拴住轮胎一起游。不料途中突起大风，波浪排山倒海拟地打过来，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抗击巨浪。轮胎承受不起两人的重量，即将下沉。
阿玲吻了一下阿强平静地说：“强哥，要死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体力已不支的阿强突然像疯了一样说：“不！要死就让我死好了！”他毅然扯断了系在轮胎上的绳子。一个大浪扑来，将两人冲散。黑沉沉的大海响彻着“阿强，阿强……”的呼声，但再也听不到阿强的回应了。阿玲强忍悲痛继续与风浪搏斗，终于被香港渔民救起。在港期间，阿玲脑海中时时刻刻浮现出阿强的身影，她立誓终身不嫁。
死后到达香港
在中国开放初年，许多香港商人出资雇用当地农民到山上，搜寻偷渡者的骨头，运回香港安葬，以安慰死难者的在天之灵。他们活着的时候未能到达香港，但愿他们的灵魂能够最终到达香港。这些商人当年侥幸逃亡到香港，但他们的许多亲友同伴在逃亡路上命丧黄泉。
逃亡教育和训练
那时民间广泛流传一句诗，据说是刘伯温预测后500年世事所留：“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根据当时的形势，这句诗被解读为：“只要过了香港，就生活无忧了。”许多人宁信刘伯温，不信共产党。
许多孩子从小被家人灌输“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香港影评人列孚及其妻子是游泳逃到香港的。逃亡前他曾到珠江训练。他发现几千人都在那里游泳。当然，谁也不敢说，我游泳就是为了将来去香港。
陈通教授2013年底在我家呆了几天，详细介绍了他和同伴所作的偷渡训练。他们经历了操步、操水和操山的硬功夫训练。在越秀山操五百石级，一口气连续上山下山走10个来回，这第一阶段的自我培训叫操步。然后到珠江训练游泳，要求达到游泳10公里的能力，这便是第二阶段的培训操水。第三阶段的训练才是操山，即夜上白云山，培训的内容包括：
1.夜观天象，找出北斗星和其它星座的位置，确认香港方向。
2.深山夜行，棍子摸路，团队合作，避免跌落悬崖，使用指南针和识别地图位置（当时指南针和珠江三角洲地图在商店属违禁品，都是靠偷渡专家自行制作），掉队和冲散后的联络方法等。
3.学习在天亮之前建好“埋伏堆位”，把自己藏在草堆里面，以免被巡逻的解放军、民兵和捉偷渡的工作队发现。三个阶段的训练都完成后，他们才伺机上路，偷渡香港。但偷渡毕竟九死一生。与陈通一起偷渡的30多位同行者，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三颗星香港身份证的，只有陈通和傻强二人。成功的比率只有6%。
中共对逃港潮的策略是“堵疏放”
中共最早把逃港定为叛国投敌，派遣边防军、民兵和狼狗捕杀，这就是“堵”。解放军针对偷渡者明文规定：“一是叫停步，喝举起手，二是朝天开枪，三是向人开枪。”但偷渡者常常遇到“一二三”同时发生，被嗜杀成性的解放军和民兵肆意枪杀。
中共训练的狼狗，最喜欢咬偷渡者的喉咙，许多偷渡者被咬死。未被咬死的偷渡者被押送回来时，已经被狼狗撕咬得衣衫褴褛、伤痕累累，两只手臂上只见红骨，不见皮肉。在白云山秘密出售的“罗盘”（偷渡路线图）上，白纸黑字说明，偷渡路上，一旦见到“大猫”（即解放军的狼狗），马上趴在地上，高抬屁股，诱引智商不高的狼狗来咬屁股。同时把头深藏在地下，求能保护头骨，不被咬碎。两手紧护脖颈，露出手臂，任狼狗乱咬，以免喉咙被咬断，争取保住小命一条。
尽管山崖下白骨累累、水面上浮尸连连，偷渡者有增无减。中共毕竟脸上无光，所以后来采取“思想教育”的办法，即“疏”，也就是骗。对当时的大逃亡，中共宣传说是美蒋特务策划。官方还出了个文件《人间地狱──香港》，把香港说成是世界上最荒淫城市，最大制毒贩毒基地，黑社会横行，自杀率名列世界前列。中共还搞“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系，鼓动亲属间揭发检举。并大唱红歌，学毛着，演街头剧、样板戏，说资本主义不好，纸醉金迷，没有人性等。
当时身为剧团演员，饰演洪常青的欧阳东说，街头剧演得很逼真“感人”，说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很多人被感动得表示不再潜逃。后来人们了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水深火热”，其生活品质比内地高出许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内地许多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当真相大白时，谎言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他们纷纷潜逃。欧阳东说，连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了，他们剧团更一个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