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四人帮等人盗取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图)

2018-12-07 00:51 作者:黄秀纯 桌面版 正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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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等四人帮被审判。(网络图片)

提要: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大肆掠夺盗窃国家珍贵文物。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是一处豪华的四合院,由东西两组院落组成。这个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田琬的宅第。清康熙年间为靖逆侯张勇宅,道光、咸丰年间,志和购得此宅,原称“天春园”,后易名“增旧园”。同治帝遗孀敬懿、荣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后被天主教神学院购得。1966年以前归北京市东城区党校所有。1967年为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后改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按照中央指示和党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负责清理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登记造册后,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保管,准备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予以退还。

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进驻军宣队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在军宣队领导下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而且每次“首长”来,交道口交通队必定增哨加岗,路两边戒严。因此,当时“文管处”在宽街一带小有名气。邻里之间甚至传言:别看外面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里边是“文二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就连厨房的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增光,每次到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大家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从“文二办”来的大师傅。

据不完全统计,“四人帮”一伙来“文管处”共计94次,掠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依据荣大为《北京文物事业发展梗概》,见《北京文博》)。这些文物古书大多是价值极高的珍品。他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

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规定凡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

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1件,付款7元。

翡翠荷叶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

明代吴天章款墨1锭,付款2分。

象牙杆狼毫笔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册一套,付款10元(配金丝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珍贵文物;陈伯达劫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腊梅三咏》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500方。

更有甚者,邱会作的儿子结婚,竟然到文物管理处要钢琴。当时某领导打算把查抄邓拓家的钢琴给他(就在开会的礼堂放着)。邱会作老婆说:“太旧了,不要。”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天主教南堂的钢琴好,德国造的。”于是某领导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调拨那架钢琴。无奈,天主教南堂属于宗教局管辖,此事没有办成,才算罢了。

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四人帮”一伙人提供方便,军宣队还特意在36号后院专门开辟一间小屋,让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给“四人帮”刻图章,在砚石上刻铭。

江青曾在一方白寿山石上刻“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镌刻“君向潇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黄章上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制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则徐手书,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内心怒气,等待时机再求一逞。“君向潇湘我向秦”是唐代诗人郑谷《送别友人》七绝中的末一句,原意是离岐分手各自东西。“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唐朝李商隐题为《贾生》的七绝中后两句,而江青引用此句作为“闲章”有其政治目的。康生、陈伯达请傅大卣先生刻的闲章中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进思尽忠思退补过”、“知无涯无涯无极”等等。从这些闲章中可以看出,江青等人预料自己所作所为的罪行早晚会暴露。因此每天都小心翼翼,苟且偷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到自己末日就要降临。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大肆掠夺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康生虽然在闲章中刻有“大公无私”、“归公”。事实是如此吗?他们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以大公无私为名,行贪得无厌之实。他们用毕“归公”了吗?没有,而全都保存私囊据为己有了。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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