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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上海花天酒地 穷瘪三娶时髦女青年(图)

中共大太监曾庆红家史(一)

作者:屠龙、梦圆  2018-11-18 10:0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2

中共大太监曾庆红家史。
中共大太监曾庆红家史。(HECTOR MATA/AFP/Getty Images)

历史本身就很精彩,忠实的记录它们会很好看。这篇传记体的历史尽量真实的反映历史中曾家祖孙们的表演,加上一些分析结果,以尽量还原被中共粉饰和歪曲的历史真相。手头资料有限,如有不足,希望知情者能给与指正和补充。

曾家旧事

江西有个叫吉安的小县城,别看地方不大,可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称庐陵。人都说吉安县风水好,望山靠水:看的见井冈山,紧挨着赣江。在江西众多著名的磁窑中,这里的吉窑是其中一个。

江西不仅出好磁器,还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是吉安这个地方,从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进士科,至今出了2300多名进士,还有15名状元,被称为“金庐陵”。

吉安县永和镇,有个叫锦源村的不起眼的小村落中住着一个叫曾彩芹的秀才。他虽然读书也很用功,但先生说他圣贤书有读,可圣贤之道没入心,文章虽然辞藻华丽,但意境不高。

他考了几次举人也没考上,看看年岁已大,前途无望,手无缚鸡之力的曾秀才就开了个私塾,教教村里的孩子们认认字,挣俩钱餬口。

在名人辈出的吉安,一个秀才实在不能算是学有所成,那个年代,读书人还是受尊重的,即便是像曾秀才这样的乡村教师,也得到了乡亲们的尊重。曾秀才后来娶了个叫康春玉的农家姑娘作媳妇。虽然“穷酸”,日子倒也还过的去。

康春玉一共给曾家生了五个男孩,两个女孩,两男两女夭折,剩下了三个儿子分别叫曾延生(1887~1928),曾洛生(后改名叫曾山,1899年11月10日生)和曾炳生(1904年)。

大儿子曾延生学名宪瑞,字麟书。他最像他爸爸,从8岁开始,先后在本村族祠“三省堂”和邻近的永乐寺,坳路村以及吉安县城读书。那时候已经开始办新式学堂,一直在偏远山村生活的曾延生看到爸爸挺受乡亲尊重,也就想像他那样继续当个教员。后来,他凭着一副好身体,考入南京体育师范学校。

曾秀才最惯着二儿子曾洛生,常把他带在身边。曾洛生跟着父亲上了三年私塾,跟着同学们读了《左传》、《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和一些孔孟之学,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照平常的年景,这几个儿子也就是向父亲那样读读圣贤书,考考科举,说不定也能中个举人秀才什么的光宗耀祖。实在没出息,就在家种种地。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个多事的国度,随着国门的开放,各种各样的新科技,新思想,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吸引着年轻一辈中国人,人们也分不出哪样好、哪样坏,他们当中的一些激进的人,不甘于像老一辈一样,按步就班、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而是希望通过一个什么捷径,用个窍门,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也能使自己出人头地,并给各种各样的类似的运动起了个名字──“革命”。

第一部 曾老大“革命”

骚动

曾老秀才对老大曾延生抱了很大的希望,尤其是老大终于子承父业,在1921年秋,受聘于吉安白鹭洲中学担任体育教员。乡亲们一提起大儿子,曾秀才总是挺得意的。可不是,别看我曾秀才考不上举人,我儿子现在教的是洋学生。

在白鹭洲中学曾延生认识了个叫刘九峰的朋友。这个刘九峰总是从大上海到吉安跑来跑去的,宣传一些什么“先进思想”。照现在的看法就是一个sales,可是这个sales不从一个公司拿钱,而是从一个什么党组织那里“领取经费”。这钱据说还是从一个没有地域名称的外国──“苏联”来的。据刘九峰说,要是什么“因特那熊那儿”实现了,吃饭都不要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刘九峰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和曾延生混熟了,还常常给他讲起上海遍地是金,到处都是时髦的漂亮女人,让曾延生很是向往。于是,1924年,曾延生告别了家人,带着自己的积蓄来到了上海,进了“上海大学”。在老乡刘九峰的介绍下,很快就加入了中共。

这个“上海大学”似乎并没有什么学术专业,只有像社会学之类的政治课程,教授的都是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入学似乎没有正式的考试,只要有刘九峰这样的人介绍就可以了。中共在上海的很多秘密活动都和这个“大学”很有关系,后来的“五卅运动”的组织者刘华就是那里毕业的。而且那里在这里曾延生还碰到了后来组织“五卅运动”的另一个领导人罗石冰。

刘九峰这个人名气不大,可是却是很多名人的入党介绍人。据说他是继方志敏等人之后,最早一批在吉安宣传共产主义的sales,也是曾延生、罗石冰等人的入党介绍人。要知道,刘九峰能介绍他人入党,自己必须是党员,可这个刘九峰后来就从中共的历史上消失,摇身一变成了“民盟”的领导人。中共统治下“民主党派”的真实面目可见一斑。

到了上海,曾延生才知道自己那点钱是那么的少,大上海虽然花天酒地,可是却没有穷光蛋的份儿。满街都是时髦姑娘,可没人理睬他这个“穷瘪三”。更郁闷的是入了中共后,并没有吃饭不要钱,还要交党费。看到那些头头脑脑们动辄就把自己的生活费写张条子报销掉,“那熊那儿”在他们早就实现了,心里更是添了一份堵。他暗下决心,等有一天老子干两件大事情,也写条子报销!

1925年,干大事的机会来了,中共的“五卅运动”把上海折腾的够呛,作为小头目的曾延生表现的非常积极,他带领一支工人宣传队,从杨浦一直走到南京路,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和警察对打。曾延生还神气活现的拿着个电喇叭,时不时站在高处喊两嗓子,被人称作“演讲”。当然队伍中有些上海小阿飞们也顺手牵羊,干点打砸抢的勾当,那规模绝对是一场“暴乱”。

在这期间,曾延生认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宁波姑娘蒋竞英。蒋竞英属于热血冲头的“革命青年”,对曾延生那套假惺惺的一本正经很着迷,尤其他挎着个大喇叭,在一群闹事的人中很显眼,很“神气”。曾延生也常利用组织工作为由把她单独叫出来谈话。这女人不久就嫁给了这个“革命领导人”。

这次风头没有白露,虽然不多,但曾延生可以享受公款报销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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