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燕献的茶 为何汉成帝喝不得?(组图)


《赵后遗事》记载: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接续2018年10月24日的〈饮茶文化居然是由国王开始传播的?〉。

现在很多茶文化研究者保守的将茶文化的奠定设定在秦汉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记载茶和茶事的文献就多了起来。

其实从大的时空背景而言,秦统一六国,嬴政自称“始皇帝”,废过去的分封制度设郡县,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从而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模式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代不仅是奠定了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也是奠定了政治制度上的中国;而汉代(汉武帝)的开疆拓土,采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奠定了文化、文明意义上的中国。

“中央集权制”的实施,打破了分封制的相对自主性,大大促进了文化、文明的交流与沟通。所以才能在汉朝出现“乐府”类诗歌与儒雅风流的汉赋。此时的“茶”更广泛的被人们所认知:

根据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记载:“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

根据考古资料:中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时,出土了不少简文、帛书等文物,这些物品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墓中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汉代皇帝贵族烹用茶饮的写实。在随葬清册中,还有关于茶的简文和木牌文。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茶叶随葬品。

汉人王褒所写《僮约》(写作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西汉中期之事)记载:西汉时蜀人王子渊去成都应试,在双江镇亡友之妻杨惠家中暂住。杨惠热情招待,命家僮“便了”(注:人名)去为子渊酤酒。便了对此十分不满,跑到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让我看家,并未要我为他人男子酤酒。杨氏与王子渊对此十分恼火,便商议以一万五千钱将便了卖给王子渊为奴,并写下契约。契约中规定了便了每天应做的工作,其中有两项是“武阳买茶”,“烹茶尽具”。就是说,每天不仅要到武阳集市上去买茶叶,还要煮茶和洗刷器皿。这个记载说明了关于茶的三个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饮用、贩售以及种植(包括野生采摘)。因为只有拥有多余的茶叶才能去贩卖。

在讬名周公所撰的我国第一部词典(约成书于秦汉时期)--《尔雅》在其《释木第十四》中载:“槚,苦荼。”东晋郭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作羹饮,今称早采者为荼,晚采者为茗,一茗荈,蜀人名之苦荼。”

一代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记载了多种中药:“乌喙、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苓草、芍药、桂、漏芦、蜚廉、藿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其中记载古代茶叶名字复义词“荈诧”,它说明了我国早在二千一百多年之前,就把茶叶作为中草药临床应用,造福世人。

另一位汉赋大家扬雄在《方言》中提到:“蜀西南人谓茶曰葭。”

扬雄和司马相如为皆蜀人,王子渊在成都附近买茶喝,司马相如曾久住产茶之地成都,说不定带着媳妇卓文君一起喝茶作赋好不快哉呢!

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医学家华佗在《食论》中提出了“苦荼久食,益意思”,是茶叶药理功效的第一次记述。医圣张仲景,他写了《伤寒论》,对茶这样评论说:“茶治脓血甚效”,就是闹肚子、拉脓、拉血喝茶就有用。

三国时期魏国张揖所撰的《广雅》(篇目是依据《尔雅》次序,博采前人著作,增广《尔雅》所未备,故名《广雅》。为研究古代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资料。)一书对槚就是苦“荼”的释义:荆州与巴州交界的地方,采茶叶做成饼,叶子太老的,就用米汤和拌后制成饼。想煮茶喝时,先把茶饼在火上烤到赤黑色,再捣成茶末,放入瓷器中,以沸水浇灌,并用葱、姜、桔子和芼一种可食用的野菜或水草做配料。饮此茶可以醒酒,令人不眠。

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记载:“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升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翻成白话文,即:“孙皓每次设宴,座客至少饮酒七升,虽可不完全喝进嘴里,也要斟上,并亮盏说干。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最初,对他优礼相待,就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这也成了“以茶代酒”的发端。

以上算是正史类书籍记载的,下面引用三则野(异)史、传说记载的:


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一、汉代仙人丹丘子与茶

《神异记》(为晋代道士王浮所著)中有一个关于茗事的故事:古时有个余姚(即今浙江省余姚县)人,名叫虞洪,有一天到山里去采茶,遇着一个道士牵着三头青牛。

道士引导着虞洪来到瀑布山,遂对虞洪说:“我是丹丘子(注:传说中汉代的一位仙人),听说你善于做茶饮,常想请你送我一些茶品尝。这山里有大茶树,我可以回赠你。希望你日后煮茶,茶器里有余茶之时,就请给我吧。”

虞洪因这次在山中同仙人的奇遇,就在家里给丹丘子设了灵位,常以烹好的佳茗祭祀。后来又令家人常进山里寻觅,终于获得了品位很高的大茶树。

二、汉成帝妃赵飞燕献茶

宋人秦醇说他在一位姓李的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汉成帝妃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尊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飞燕平生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侍者。

虽然小说不足以作信史,《赵后遗事》亦不知何人所作,但人们作小说也总要有些踪影。当时产茶不多,名茶更只能献帝王,这个故事亦可备考。

三、蜀相诸葛亮与茶

我国西南地区有许多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孔明南征时所栽,被称为孔明树。据傣文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傣族已会人工栽培茶树,这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大体相当。

从上述引用文字可以看出,“茶”已经走入士大夫(泛指有文化的人们)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有个共性:传播率高。也就是说事物到了这个阶层,向外围普及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无论是“慧眼识珠”也好“附庸风雅”也罢,经过文人、士大夫一顿渲染,就成了名品。

这一点我们从后来的唐诗中就可以了解:一些诗歌场景本来很普通,但经过文人一加工,就可以人们朗朗上口的流传千载。这就是文化生命的魅力所在。(这些在后面的篇幅中细说。)

茶除了借用名人效应的传播之外,还在于其本身的口感与疗效等方面符合了当时的社会儒家思想的氛围。读书人当时崇尚儒家的理念,崇尚节俭,当他们一边品茶一边体会这些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相得益彰的效应。品茶之间,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把浮躁的心抚平、静下来思考治国大计,疲倦了吃茶醒脑、明目,指点江山自在如意,再现儒雅风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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