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内讧:中共三老四帅是怎样大閙怀仁堂的?(图)


1966年国庆典礼时,叶剑英(右一)与毛泽东等人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67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它是由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作为处理问题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碰头会一般都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怀仁堂开碰头会,这两次会本来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在2月11日的碰头会上,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责问康生、陈伯达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了,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还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6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一场激战开始了。

会议室内,两方阵容分明。周恩来坐在会议桌中间,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这是象征着“右派”,还有余秋里和谷牧。坐在左边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江青因事缺席,王力来列席。这是象征着“左派”。

会前,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因为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进京的名单中有陈丕显。但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了。”

谭震林气愤他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提出了关于陈丕显的事,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陈毅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

“许多干部被揪出来斗。”身受其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便来到钓鱼台15号楼内,向江青汇报。

江青听完汇报后,叫通了毛泽东的电话:“有紧急事,必须马上向主席汇报。”

“那你就来吧!”毛主席答应了江青的请求。

“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望着江青那种急不可耐的样子问道。

“他们大闹怀仁堂了。”江青十分激动,她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大闹怀仁堂”说了一通。江青绘声绘色,添枝加叶,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的汇报,他最初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重,认为只是几个老帅思想不通,发发牢骚。他不以为然。

“李先念说: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唱的调子部高。”

听到这,毛泽东脸色变了,善于察颜观色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知趣地不念记录了。而是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放在毛主席的书桌上。

张春桥见此,不失时机地又烧了一把火,向毛泽东说道:“陈毅同志对延安整风不满,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么?要想翻案,把王明请回来吗?”毛泽东终于发火了。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等人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5位副总理和军委4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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