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紧紧抓住新疆？(图)
新疆喀什地区的红旗拉甫口岸。（图：pixabay）
【看中国2018年10月21日讯】新疆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与西藏相似。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单位，覆盖着中国领土的1/6；与蒙古、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相邻；能被中国当作基地去影响邻国，也能被外界大国用来威胁中国。新疆也像西藏一样有经济价值，既有油气资源，也能作为通道从哈萨克斯坦输入能源。它还是中国核子武器和导弹试验的场所。
历史上，该地区曾被不同的势力拥有过或提出过领土的要求。千百年来，新疆的沙漠和高山被商人、移民和军队来回穿梭，他们有时与北京掌权的统治者结盟，或有时挣脱了羁绊，自行其是。19世纪以前去那里的极少数汉人，遇到了各种伊斯兰人民，他们大多属于土耳其或波斯语言及文化，视汉人为异教徒。
该地区直到1884年才完全纳入中国的行政体系之中，当时把它划成了一个行省，命名为“新疆”，意即新的边疆。但是，中国的控制仍很脆弱，而且当1944年中国的存在最弱之时，当地民众宣布成立了短命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由莫斯科支持，一直持续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重新恢复对它的控制。
从“下放”目标到西部开发
为了巩固控制，中国使用了在其他周边的同样方法：移民开拓、贸易、文化同化、行政管理一体化和国际孤立，必要时，还靠警察和军队作为后盾。
早在18世纪中期，清政府就在乌鲁木齐附近设立了汉人屯田的国家农场。到了19世纪，汉族商贾大批到来。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该地区置于国家计划之下，并把当地的贸易完全导向中国的国内经济，禁止在界定不清、管辖不善的边界附近进行过去常见的边境贸易和人口流动。
1954年，北京成立了半军队性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把转业退伍的官兵和其他汉人移民安置在农场、矿山和企业。随着监狱劳改营在此地的设立，更多的汉人流入。劳改犯人在刑满释放后，往往被迫定居在省内。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学毕业生从中国各城市，特别是上海，“下放”到新疆，大部分是生活在兵团农场。2007年，根据官方统计，该地区约2,000万的人口有820万为汉人，真实的数目可能还更高；在几个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中则是维吾尔族占最多数，计有960万人。
1980年以前的几十年中，由于新疆紧邻当时敌对的苏联，加之崎岖不平，远离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缓慢。但到了1980年代邓小平进行改革时，沿海发展政策对新疆的煤炭、油、气资源产生了需求，使当地成为中国最大的化石燃料产地之一。1990年代，中国开始铺设管道，把遥远西部的石油输送到内地市场。2001年，北京宣布了一项“西部开发”的政策，旨在充分开发新疆的资源。中央政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来兴建基础设施，并创造政策诱因以吸引国内外企业。
北京期望，随着当地民众变得更富裕、受更多的教育，和更现代化，中国的公民认同感就会更强。确实如此，有些维吾尔族人过得很好。然而，和在西藏一样，北京从当地民众那里遭遇到它视之为矛盾的回应：抵制中国的公民认同。
阶级差异与族群对立
在毛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维吾尔族，还有当地人数更少的哈萨克斯坦族、吉尔吉斯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被迫必须放弃伊斯兰教、学习中文，并放弃他们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国驻军镇压了数次叛乱，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62年。叛乱被平息后，数万名哈萨克斯坦族人和维吾尔族人逃到边界外的苏联那一边。毛去世后，宗教活动又被允许，但只能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维吾尔语和其他地方语言被逐步赶出教学语言体系，即使用于教学，也是被当作第二语言来教。为了在企业及政府中获得晋升，维吾尔族人不得不学习中文。许多维吾尔族人还很贫穷，可新来的汉人却富裕起来。于是，阶级的差别强化了族群的对立。
像在西藏一样，许多维吾尔族人相信，他们的土地正在被汉族移民所侵占，其生活正在被一种不受欢迎的、外部强加的生活方式所压倒。随着1991年苏联的瓦解，相邻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中的维吾尔族社群经历了文化和宗教的复活，从而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中创造了一种希望及有权的新感觉。对一些维吾尔族人来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不可能知道人数到底有多少——那种离心离德的感受强烈到甚至希望支持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
从1980年代到2001年间，游行示威、骚乱、偶一为之的暗杀和恐怖爆炸以日益增多的频率发生。政府声称，犯罪份子的目标是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维吾尔族的分裂主义分子是恐怖份子，以及维吾尔族的分裂主义与“基地”（al-Qaeda，盖达组织）有联系。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大多数维吾尔族人，若不是世俗者，就是温和的逊尼派穆斯林，抵抗运动似乎也不是有组织的，而且维族社会也并没有围绕着特定要求而结合起来。许多被中国当局称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运动一部分的事件，看起来都有着各式各样、有时是个人的原因，而且往往仅造成低伤亡率。但在任何一个案件中，当局都发动了一连串“严厉打击”运动，造成广泛的逮捕、监禁和处决。
2001年以后，自治区当局加强了镇压，公开抵抗的次数减少了，但据所有的征象来看，维族社会对中国统治的愤恨之情依旧。2009年7月，新疆经历了中国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动乱，官方报导死亡197人。（新疆的最新发展是，中国政府自2014年起广设“再教育营”，大量关押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的穆斯林。2018年9月底更爆发停售进出新疆的火车票，疑似是要将关押的20∼30万穆斯林以列车运送到其他省份。）
世界各国怎么看待新疆问题？
中国企图切断它所声称的、来自海外维吾尔族离散社群对分裂主义及恐怖主义的支持。结果，它得到了最具潜在威胁性的邻居──即那些比邻国家──的强力合作。
在中苏冲突之时，苏联支持过反抗中国统治的抵抗运动，部分是透过一个基地设在哈萨克斯坦的秘密组织“东突厥人民党”。但是，随着中苏冲突的终结，苏联的瓦解，以及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邻国政府宣布它们反对中国所谓的“三大邪恶”：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同意引渡各自的恐怖嫌疑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对维吾尔族流亡组织的活动设立了新的限制。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的巴基斯坦，也逮捕并引渡遭中国通缉的维吾尔族人，虽然维吾尔族人还是继续去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校。
更远一些国家的合作就不那么充分。2000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土耳其进行了国事访问后，土耳其就减少了对维吾尔族活动分子的支持，但时不时地仍继续抗议中国在新疆的镇压活动。德国允许2004年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在德国成立，并拒绝承认中国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的指控。
美国的政策一直是模棱两可的。2002年，一项美国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指明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维吾尔组织“东突厥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但美方拒绝了中国要把其他维吾尔族组织也加到名单上的要求。（事实上，大多数流亡的维吾尔组织都誓言唾弃暴力。）美军虽在阿富汗逮捕20∼30个维吾尔族人，并把他们关在关塔那摩基地，但是拒绝把他们引渡给中国。一位领头的维族活动分子热比娅不仅获得华盛顿的政治庇护，由国会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拨款给以她为首的组织，即使中国称她是分裂主义分子，并指责她煽动了乌鲁木齐的骚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设有向新疆播送的维语节目，报导在中国被封杀的信息；中国政府当然会干扰这些节目。
国际间支持维吾尔族的运动仍然要比支持西藏的运动弱得多。虽然中国也像对达赖喇嘛那样把热比娅描绘成在国内制造麻烦的强大国外煽动者，事实上，她的影响没有达赖喇嘛那么广泛，甚至对她本族的社群也是这样，更不用说对外国政府及民众了，更何况维吾尔族社群的内部仍是四分五裂。尽管国际间对中国在新疆违反人权之举的批评逐步高升，却没有哪个外国政府愿意支持一个独立的维吾尔国。于是维族流亡社群的主要成就，一直是在维系维吾尔族认同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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