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外务大臣眼中的李鸿章(图)

晚清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蹇蹇录》一书，是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中日甲午战争（日文称之为“日清战争”）结束后不久撰写的一部回忆录，陆奥宗光也是《马关条约》的日方签署人之一，是整个战争过程中的重要外交决策者。这部回忆录，基于作者自己的实际经历以及部分外交文书，因而既有现场亲历者独有的临场感，也有一定的文献依据，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著作。

陆奥宗光（1844～1897），出身日本藩士家庭，年轻时与伊藤博文等有颇为密切的交往，在推翻幕府和开启明治新时代的过程中，也算是一位风云人物。1892年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时，起用他担任外务大臣。此后他致力于与西方列强修订此前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甲午战争前后整个日本的对外政策。无疑，陆奥宗光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并在明治日本的对外扩张中，表现出了帝国主义的倾向，作为明治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他的这一政治倾向贯穿于整部《蹇蹇录》。甲午战争，即日本为了建立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而策划和发动的一场对外侵略战争。

李鸿章试图通过俄国的调停了结中日纠纷

陆奥宗光在书中记载：李鸿章于6月22日接到我通过汪凤藻转交给他的公文，自此初次获知了我国政府的决心，认识到以恫吓的方式来威吓日朝两国的方式已经无效，于是他稍稍更改了原来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频频请求欧美强国来从中斡旋调停，另一方面则通过军事手段向朝鲜增派具有优势的军队。

李鸿章在军事上的考虑，究竟是想改变既往的恫吓手段而断然决定一决雌雄，还是依然坚持当初的策略，通过外观上扩大规模的方式在声势上压倒我国？对此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不过，去年的6、7月之交，李鸿章曾向北京政府建言向朝鲜增派更多的军队这却是事实。他和北京政府串通合谋，不仅分别委讬英、俄两国公使从中调停，还向德国、美国、法国公使提出了居间调停的请求。

他们的这些举动，只是挑起了欧洲各强国之间业已存在的相互猜忌心和功利心，他们并未料到彼此的态度会各不相同，这样的举动反而会导致互相牵制的结果，实际上，当时的德国、法国、美国只是与中国虚与委蛇，唯有俄国和英国这样的在东亚有重大利益的国家，才稍稍在日中两国之间做些调停的努力，但他们也完全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并未显出一致的姿态，最后也都收回了干涉的举动。

但是，中国政府，尤其是李鸿章，急切地期待着来自列强的外援。他并不满足于其本人在天津屡屡与卡西尼伯爵之间的会商，还与远在东京的汪凤藻频频电报往来，试图掌握日本政府对俄国公使提出的劝告作何反应，而俄国公使无疑也将这一时期我与他会谈的内容暗中告知了汪凤藻。据闻，6月26日，李鸿章曾指示汪凤藻说:“获悉俄国沙皇已经命令驻日本的公使，由他代表俄国向日本提出日中两国同时自朝鲜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对策的劝告，具体情形如何，请在探明之后报告。”此外，袁世凯也从朝鲜发电报给汪凤藻，询问道:“东京的形势如何？俄国公使调停的情形如何？请速告知。”另外，在6月27日，汪凤藻发电报给李鸿章称:“俄国公使昨日会晤了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撤兵之后商议善后之策的劝告。”6月30日又电告:“据俄国公使所言，已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两次劝告，但对方都强词夺理，未允诺撤兵，但了解到其曾表示日本政府不会主动开启战端，此外，该公使昨日接到俄国京城的电报，命其再次向日本提出劝告，今日应该也会面晤日本外务大臣，其情形容稍后再次享报。”（这显然是希特罗渥将6月25日我与其会谈的详情告知了汪凤藻。）

此外，在7月4日，汪又发电报建议说:“俄国公使派来的馆员通告说，在向日本政府竭力提出劝告之后，昨日接到了他们的回复，称应在制定善后之策之后再撤兵。我方已将日本的答复禀报给俄国政府，现在等待政府的训令。由此来看，日本若不能获得若干利益最后不会罢手。中国方面若一味依靠俄国，恐怕难有特别的效果。”（这应该是将7月2日我方送递俄国公使的答复内容告知了汪凤藻）从中可看出，此时的李鸿章是何等地希望通过俄国及其他国家的调停来了结这一事态啊!

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的处境心生怜悯

此外，关于他军事上的计略即增派军队这方面，6月26日，汪凤藻向他禀告:“据探问得知旧军迄今尚未增兵。他们并无精兵，即便有众多数量，亦不足为患。”在7月15日又电告:“据侦探者所报，日前大鸟向日本方面电告，朝鲜已接纳了日本方面的所有要求，可否撤兵？伊藤、川上接电后认为，我方目的已经达到，可迅速撤兵，但陆奥、井上之辈坚持自由党方面的意见，认为朝鲜只是表面上顺从而已，撤兵并非上策，表示反对，伊藤也不敢争辩，此议遂告止息。”（汪凤藻当初曾电告本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因有在野党的阻挠而无法向外国派兵，如今又推断因某一政党的反对政府无法撤兵，其观点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这也说明了要彻底探知驻在国政府的真意实在是难上加难，出现谬见误判也在所难免。）翌日的16日，又电告说:“据侦探者所报旧本因看到中国反应迟缓，其意气日益嚣张，近日威逼朝鲜要其声明非中国的属邦，我方若不迅速向朝鲜派兵，恐怕事态难以了结。”22日，又向李鸿章禀报:“日本闻悉中国向朝鲜进兵，实在感到非常沮丧。”

这里有一个笑柄。近日汪凤藻遵循本国政府的训令，想方设法，到处奔走，以期日中两国军队自朝鲜撤退，为此，不仅常常要求与我会见，而且还亲自造访伊藤总理的宅邸，开展同样的谈判。伊藤总理总是耐心地听取他的叙述，对他的意见持宽容的态度，而我则因职责所在，不可使他们误解我国政府的立场，对于他们的倡言中与我国政府决定不相吻合的地方，不得不毫不客气地一一予以揭破，丝毫不予宽容，因而他就误以为我和伊藤总理之间立场宽严不一，于是在6月17日向李鸿章禀报说:“日本的目的在于将军队留在朝鲜以作善后处理时的军事后盾，经我竭力抗辩之后，伊藤表示不再持有特别的异议，而外务大臣则对我方的提议斥之为迂腐之见，无接受之态。由是观之，日本见我国频频提出撤兵建议，以为我方在示弱，欲乘此机会占据上风，值此之际我方应集中兵力做出整装待发之态，以此来挫败日本的计谋。侯朝鲜内乱彻底扫清，再提撤兵之意，则其事可成。”

这一电文的前半段，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后半段则表示日本见到中国亟欲撤兵而将其视为恇怯，建议今应增派大兵以挫败其计谋。考察一下以上他们之间的往来电文，可看出他们仍然寄希望于增派军队上，以为虚张声势或许可避免实际的血战，以此来解决困局。而日后俄、英两国的调停半途夭折，最后在平壤、黄海两地同时爆发海陆之战，他们的计略屡屡遭挫，最后在外交上和军事上都遭到了空前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一开始就没有立足于本身的努力，而只是企图借助外力的援助，寄希望于一时的侥幸。说到底，这是中国政府平素惯用的策略，事已至此，再一味地追究李鸿章个人的责任未免过于苛刻。且遭此多事之秋，李鸿章最终也不免陷于不测之厄运。

李鸿章在中国政府中的位置，因其昔日辉煌的军功以及出类拔萃的享赋，其赫赫权威几乎无人可与其比肩，在此若对其品格做一个简单评价的话，与其说是胆魄雄豪、才华俊逸、决断果敢，不如说是为人机敏、富有奇智，视事态时机的利害得失而决定取舍行藏来得更合适。然而他平素与外人相接，不像一般中国人，任何事情都拘泥于繁文虚礼、左顾右盼，他常常是放逸不羁、独具风采，言所欲言，往所欲往，乃至于欧美外国人中有人将其过分抬举，视其为当今世界罕见的大人物。

他容貌的魁伟和言行的奇拔，往往令世人对他顿起敬畏信服之念。然而正因为如此，也产生了与他对垒相向、一有可乘之机便对其打击排斥的强敌（明治初年，我国派使节去中国的时候，曾国藩曾致函给他，谓日本使臣算是何等人物，卿之容貌辞令足以使日臣慑服。盖曾国藩彼时即已知晓其容貌辞令可以压服他人）。昔日他曾建有显赫军功，毋庸赘言，也是源于他特有的才干。近来在中国享有盛誉和众望的人物，大抵都是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在勘定内乱中建有军功的人。李鸿章无疑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鸿章成了这次因朝鲜问题而挑起日中纷争的发动者和主谋。不用说，功罪都归于他一身了。可是，如今事态正在发展中，特别是国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北京政府还在热衷于党争内讧，对他加以荒唐的谴责，使其无法充分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且还要背负沉重的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国政府自己将国家陷到了绝境。就在北京朝廷和李鸿章之间的内部争斗持续不断的时候，朝鲜的时局已经相当紧迫，在牙山、丰岛发生了海陆之战，日中两国分别发布了宣战文告，和平破裂，战争开始了。顽冥不化的北京朝廷，大概此时也觉悟到了此刻已不是指责李鸿章的过失以图自快的时候了吧，或许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他来担当重任，李鸿章在遭此厄运之际，依然挺身而出来执掌日清战争的大局，日夜奔波于外交和军事两个领域，其内心的苦楚也真令人心生怜悯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