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8月4日讯】（看中国记者雨晴编译）或许你最近听到一种说法：“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是间谍”。你也许会认为这句话是我说的，但实际上，我从没说过这句话。
2017年，在我麦考瑞大学任教的课堂上，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课堂上做了以藏民自焚为主题的演说之后，中共当局有关人士将此事告诉了她的父母，称该演说很反动，并警告说“看好”自己的女儿。
很显然，这是当时的某位课堂参与者监控并把这名学生的行为上报给了北京当局。当该名演讲的学生找到我说明这件事时，显得很恐惧。我并不对此感到意外，但我很沮丧：这是一个中共将其严密的监控体系安插进澳洲教室的典型案例，并且是对澳大利亚主权的严重侵犯。
2017年晚些时候，我在接受Inside Higher Ed（www.insidehighered.com）采访时，透露了该件事。我当时强调，应保护国际学生自由言论和质询的权利。很快，中共党媒《中国日报》英文版刊文予以回击，把“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是间谍”这句话扣在了我的头上。
《中国日报》的那篇文章刻意曲解了事件的原貌，他们称我在课堂上发表了一些“敏感”言论，当经过被强权控制的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大肆传播后，他们从称我说“我的课堂上有间谍”，演变成“所有中国学生都是间谍”。
但实际上这是无端捏造的论述，从根本上扭曲了真相。他们的描述让我看起来像一名易怒的恐外者，以至海外留学生在我的淫威下挣扎求生，不得不求助于一个在监视他们的所谓“保护者”。事实上，我的原意是要求，所有学生都不应该受监控，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可我却被那篇中共的文章扭曲成了一种“敌对言论”，并起到了中共所要的显著效果。没有人真正去关心那位中国学生后来到底怎么样了，而捏造出的那句话却激发了众多义愤填膺者联合起来，在关于外国势力渗透的辩论中不停的以此为据进行攻击。那篇文章效果如此之“好”，以至于我的一名同事担心我在参与什么“反华行动”，她利用这句“所有学生是特务”的话来说明目前的“中国影响”讨论带来的一些风险。然而，我却在她身上清楚地看到了，中共是怎样利用“敌对言论”来操纵信息、从而轻而易举的扼杀关于中共渗透的话语讨论。注意了，我并不赞同把此讨论称为“中国影响”讨论，而是应该称其为“中共渗透”。
Chris Zappone最近在一篇发表于《时代报》的文章里，分析了中共党媒是如何利用“敌对言论”将澳大利亚塑造成一个“种族主义”的“反华”敌对形象。他指出，这类文章近几个月伴随着中共渗透的辩论以指数级别增长。这种看似冠冕堂皇的指控，却企图有意把问题简单化，实质上是为了淡化有关中共渗透的辩论主题，并且把种种歧视的罪名堆到这场辩论的领军者身上。
Zappone的文章提到了一份今年3月由数名中国学者联合署名的公开信，信中称“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中国向澳大利亚输出其政治势力或干扰本国主权的证据”，并且警告称“不应制造关于中国官方大规模阴谋的种族歧视性言论”，这封信被许多颇有名望的学者联名背书。
然而，《环球时报》利用这封信指责澳洲政府“为种族歧视煽风点火”，另一家上海新兴党媒《澎湃新闻》，更为此将这场辩论称之为“是反外国干涉，还是种族主义？”辩论参与者、澳洲中国学者孙婉宁也认为，Zappone的文章“再度拉低了辩论的价值”。
David Brophy则为Overland（overland.org.au）撰文称，Zappone在利用“敌对性言论”来指责该封联名信的签署者涉及“中共势力合谋”。Brophy认为Zappone这种指控有可能导致这些学者们在反外国干涉法施行之后被定罪。
按照Brophy的说法，分析中共媒体敌对言论以及其在澳洲的影响会有抑制讨论的效果。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讨论这些根本就没有发生并且完全编出来的威胁，比如澳洲政府利用反外国干涉法来制裁学者的言论自由，是否真的在让这个辩论更有建设性？绝对不是，只是换话题，分散人的注意力，用编出来的迫害来掩盖真正发生的压迫。
不管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是间谍”，还是对所有澳洲华人移民的怀疑，或是认为反外国干涉法将会囚禁学者的担忧，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会认同这些想法。实际上，这些言论和事情都从未发生过，某些辩论的参与者确实在担忧，而某些人则利用了这种担忧，挑起更大的事端，企图使我们偏离这场辩论的核心。有人即使身在澳洲，却仍饱受中共势力的干扰和伤害，比如前文所提到的那位学生和她的父母。有维吾尔族人因害怕身在新疆的家人受到影响而不敢在澳洲公开发言，也有澳洲公民在中共保安的压力下“回国”等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关于中共势力渗透的辩论，绝对不是针对从中国来到澳洲大学的留学生们，也不是为了调查和起诉中国背景的澳洲移民们。实际上，这场辩论正是为了确保留学生们有自由发言的权利，而不用担心某位同学会把自己举报给中共大使馆，让在国内的家人受到牵连。
希望今后，我们的义愤能全力集中于实际发生的威胁事件（如那位被警告的留学生）上，而不应该是集中在那些从来没有人说过的狂言上。
（原文发表在7月25日的《悉尼晨峰报》，作者Kevin Carrico博士系澳洲麦考瑞大学国际研究部的中国研究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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