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方知 中国8,300万残疾人为什么很少被看见(组图)
残疾人(图片来源:Pxhere)
【看中国2018年8月3日讯】残疾人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在社会上，确实需要大家和政府的尊重与协助，那么从照顾残疾人的相关制度就可以看出政府有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上。近日，公众号《加拿大留学生报》就有一篇文章，讲述中国与美国、加拿大在对待残疾人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从而造成不一样的结局：
中国残疾人的悲剧
7月25日，中国“南京无人认领女尸案”中的被害女童璇璇，经确认是由爸爸杨某响、爷爷杨某松推入河中溺毙，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捕。璇璇出生于2010年，出生后经诊断患有肺病和脑瘫，且患有智力障碍。父母在她两岁时离婚，常年照顾她的奶奶近日也因癌症病倒，最终发生了人伦悲剧。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起公众注意的“脑瘫儿童”被害案。在2010年，轰动一时的“慈母溺子案”就已获得了极大关注。母亲韩群凤照顾两个脑瘫儿子共13年，还为此辞去工作，连房租都无法负担，最终发生了人伦悲剧。
八年过去了，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了璇璇身上，据最新的调查研究显示：
中国脑瘫儿童约有300万到400万，且每年新发病约有6万例。
据《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
中国残疾人总数大约8,300万，那么在媒体视野之外，还有多少被类似“脑瘫儿”拖垮的家庭我们不得而知。
与中国不同的是，得益于强大的社会福利制度，欧洲、美国和日本对脑瘫在内的特殊儿童，其治疗的费用不是由家长，而是由其所购买的社会保险跟医疗保险之外的“特殊儿童补贴”来支付。所有患儿的家长根据收入等级，会因抚养特殊儿童而有减免费，不会因生养了一个脑瘫儿而导致破产。
谈美国残疾人士的情况
Ben Pimlott今年15岁，在中国出生时没有右前臂跟右手，于是被父母遗弃流落福利院，后来被美国的Kathy Pimlott收养。他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剑桥林奇拉丁高中校队的首发后卫，在一次客场比赛中他单场命中了8记三分，全场得到32分。他母亲一共收养了三个来自中国的孩子，除了Ben之外还有两个女孩。
美国从确诊到3岁这一阶段，有专业人员免费“训练”孩子，心理医生免费和家长交流以疏导家长心理问题。在3岁到6岁的学前教育阶段，患儿可以选择去全免的公立学校，也可以上由“政府购买服务”的特殊学前教育机构。
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院是不允许因为疾病的原因拒收任何孩子的，患儿的家庭每年还可以使用一笔联邦教育基金，以新泽西州为例，这个数字是4万美元。后续，还会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由政府兜底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工厂、福利公寓等等。
谈加拿大残疾人士的情况
我们邀请到在加拿大生活的作者，来谈一谈加拿大残疾人士的生活如何保障。这位作者叫小S虫虫，上海女生，资深媒体人，十年前移居加拿大。
一、加拿大残障人士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课间休息，看到电动轮椅、仅剩左手的梅根教授要出教室，我立刻箭步上前要帮她开门，谁知教授居然特意停下并把轮椅转过来，礼貌而认真地说：“谢谢，但下次请你不用特意帮我开门，我可以自己来，跟这里每个人一样，没有区别。”
我颇尴尬地看着教授背影远去，心想这老师的自尊心也太强了吧，一个残疾人，连这点好意也不接受。但随着与梅根教授渐渐相熟，才知道我从中国带来的“替残障人士把事情做了”的所谓“好意”，反而在加拿大是一种“歧视”。
倘若你想给他们真正的“好意”，应该是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能自己做事，过着与普通人没有区别的生活。如残障轮椅的高科技，随处可见的无障碍设施以及可以与普通人公平竞争的各种机会。
在加拿大，不管是民用还是商用建筑，都必须根据建筑标准强制配有相应数量的无障碍设施，如停车场，厕所，电梯，通道等。同样，每辆加拿大的公交车都配有无障碍设施，能让轮椅或儿童推车方便乘坐，就像梅根教授就坐公交车上下班
不只如此，梅根教授还热午饭、上厕所、买咖啡，一路跟学生同事谈笑风生，还能带着我们和木工系教授抢实验室。第一年的期末考试结束，全班约去酒吧庆祝，竟然梅根教授也来凑热闹，几杯威士忌下肚，她嗨得就即兴来了段轮椅热舞，技惊四座！自给自足、自信开朗的她完全刷新了我对残疾人的三观。
残疾人运动(图片来源:Pxhere)
二、中国残疾人也被叫做“残废”
想起小时候的一家邻居，平日里只见两位老人沉默进出。突然有天他们在弄堂里追着一个20来岁上身赤裸，腰上栓着铁链条的人，住了多年的邻居们才知道，他家孙子是一个手臂畸形精神异常的残疾人，被关在家里已经12年。
还有一个小学同学的姐姐，因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终身残疾。行动不便，人却很聪明，念书一直年级前三。上学、课间休息、放学，妹妹总要跑到姐姐班里，帮她上厕所，吃饭，上下楼梯。有时还要应付那些顽劣同学对“瘸子”的讥讽嘲笑和恶作剧。
我对残疾人没有什么概念，也觉得稀少罕见，离生活太过遥远。当记者之后才了解，光是官方统计目前中国的残疾人数，就有8,296万。这个群体还不包括许多尚未列入官方认定“残疾”的残疾人，比如自闭症。
我曾经采访过将近20多个有残疾人的家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像当年那对邻居老夫妇一样，被家人“藏”在了家里。而原因也特别简单：
1.残障设施不全，出门很不方便。
2.不想让别人知道家里有个残废，看笑话。
说到“残废”，残就废了，不光自己废了，搞不好全家都跟着废了，这就是绝大多数中国残疾人生存的现状。
但是光在我就读的加拿大大学，全校师生有42,000多名，像梅根教授这样的员工大约有20个左右，学生有100来个。每一个人在高科技和社会制度的保障下，如平常人一样生活，不是残废，也不是累赘。
三、最大的区别，残疾孩子的未来
或许谈再多，许多中国人跟以前的我一样，仍然对残疾人没有啥感觉和概念，认为残疾人的世界太遥远，觉得跟自己没关系，谁家残疾谁倒霉，反正不是我，可万一呢？
2006年我做过一个关于中国“自闭症”孩子的系列报道，来自各地方各阶层的家庭找不到原因和治疗方案，连训练孩子基本自理生存能力的正规机构也没有。一个护理工的费用每月至少5,000元，所以大多数家长都是亲自照顾，因为就算是愿意给钱，也不一定有护理工愿意照顾这样的孩子。
而康复训练，单在最便宜的澳门，每月也要上万。即便是有钱，也只能送到港澳台或日本等，因为中国没有所谓的“合法”机构来接受这些孩子。我采访中常常能碰到走投无路的家长崩溃大哭说：“我们不就是希望我们百年之后，孩子能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能力跟生存保障吗？”
这些家长在孩子没有出生前，不少都是过着精致体面的中产精英生活。我曾采访过著名击剑运动员栾菊杰，她20多年前移民加拿大时被不少人骂作“叛徒”。其实她移民，完全因为大女儿是一个先天智力残障儿童，在中国得不到康复治疗，经济上也重负不堪。
而且她曾眼见着一个著名导演去世后，两个智障的儿子受尽欺辱的悲惨生活，才痛下决心要移民加拿大，去一个不光可以给女儿免费治疗康复，还会给予整个家庭未来的国家。
我女儿的班上，就有类似情况的一个小男孩。他出生时整个下颚骨呈开放式畸形，导致他嘴巴是无法闭合的，且耳朵内部结构异常。精密复杂的矫正手术要在2岁前分三次才能完成，但是即便手术顺利完成，小男孩的视力，听力与智商仍然会有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
可平时在托儿所里，老师的态度都一视同仁，既不会因为他有残疾就嫌弃他，也不会特别照顾他。另一个大班还有个小女孩，是先天重度耳聋，但在她2岁前，就动完手术并装上了最新技术的人工耳蜗。虽然讲话的发音稍稍有点不同，可完全不影响她跟人交流沟通，玩笑打闹。
因为按照加拿大政策，所有出生带有先天残疾或后天致残，而需要进行矫正治疗的孩子，检测、治疗、手术和医疗器械全部免费。自出生起，将有专人跟踪孩子治疗后成长发育情况，并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监测督促康复训练等的效果。
孩子也将在生活和学校中受到“无差别”对待（在加拿大歧视残疾人是很严重的法律问题），有差别的是将终身享有特殊补贴，甚至还有父母因为照顾而无法工作的补偿。
若经过治疗仍然没有自理能力，会有专业机构接手照顾，父母可以随时探望。若有自理能力，将有专业人士对他们进行特殊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工作。加拿大的公司优先雇佣残障人士还会有不少优惠政策。
同样的情况若发生在中国，有多少家长有能力在最佳治疗时机，为孩子做昂贵的修复手术，例如几十万一只的人工耳蜗？即便是能够缓解残疾的程度，这个社会又能给孩子多少机会享有一个有保障的未来，而不至于让家人绝望到发生人伦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