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尽杀绝黑五类 永保江山万代红”中共大屠杀！(组图)
文革期间的批斗会，红卫兵们杀气腾腾。（网络图片）
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他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一大恶行。
先杀“四类分子”，随之则杀“黑五类”全家，这就是阶级斗争。被杀的，是阶级敌人。文革期间的广西皇帝，是毛泽东赞之为朋友的韦国清将军，他把阶级敌人扩展到“文革反韦国清的一派全体成员”，凡被俘虏者，皆活宰而烹为佳肴下酒大庆。如此的阶级斗争，确实已经使人性变为兽性。
文革期间杀人的场面。（网络图片）
红卫兵崛起后，就将青少年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所谓“红五类”，是指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而“黑五类”，是指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以及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子女。不属于这两类的则称为“红外围”，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是红五类团结的对象和助手。
北京的红卫兵来到武汉煽风点火、搞大串联。他们把北京极左的经验带来了武汉。当时，他们带来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对联，明目张胆地鼓吹“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谁家是黑五类，谁家就该抄家。
有一天，长江工大宿舍区贴出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幅不堪入目的对联，横批是“鬼见愁”，污蔑我们学校招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北京和外校的红卫兵煞有介事地控诉旧教育制度如何包庇黑五类子女，把红五类子女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在这昏天黑地的年代，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都会感到大难临头，好像乌云笼罩了天空，大多敢怒而不敢言。盛平章同学胆子比较大，写了一幅这样的对联回敬北京的红卫兵：“妖风大有我们除，王八多靠我们抓”，横批为“你们放心”。
在文革“红色恐怖”的风潮中，最能触动人们灵魂，最能给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心灵产生恐惧、留下烙痕的理论，恐怕就是“血统论”了。它像一架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分拣机器，在每一个人的脸盘上刺上了阶级身份的印记。在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早已畸形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了出来，说成是头等重大的事情，家庭出身成了革命或不革命的标准。那时候，在辩论会上发言，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要填写家庭出身；到旅馆住宿，也要登记自己是什么出身，真是“出身压死人”。
此时，不少红五类青少年纷纷穿上绿军装，腰间系一条用来打黑五类子女的军用皮带，欣喜若狂，威武四方。他们在武汉街头、学校校园高唱着宣扬血统论的造反歌：“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九月，造反派在武汉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广播：“我们这里不欢迎黑五类狗崽子！”在车站、码头，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被押送回农村去的黑五类分子。
长江工大的朱增同学，文革之初，先后碰到两件倒霉的事：一件是她串联到湖南大学，红卫兵要她说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实的朱增只能如实相告，后来被红卫兵押回武汉。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饭，她把肥肉吐在地上，被一个来校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该红卫兵逼着朱增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狈。后来食堂一位女师傅出来圆场说：“地上捡起来的肉，不卫生，我来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顿热一下，再由朱增同学吃掉。”
八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系统的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警察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也就是说，红卫兵或造反派如果把黑五类分子打死了，那是活该，公安部门对这样的打死人事件不予追究。
当时，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传来，使我们惊惶失措、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凡是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都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他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一大恶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成为威震中华大地的《纽伦堡法令》，它将革命政权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兵、特务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中央规定，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一年后，大兴血案又在湖南、广西等地重演。一些知情人向我讲述了发生在湖南大地上，集体杀戮黑五类分子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一样。二十多年后，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也向公众揭露了这场极其残酷的反人类恶行的真相。
湖南省道县原县委副书记熊丙恩，在一月夺权风暴后不久，表态支持“红联”，被“红联”捧为革命领导干部，成为集道县党政大权为一人的第一把手。这位熊大人认为：参加对立的一派“湘江风雷”的人，都是地富反坏右及其代理人，他们要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
他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下中农协会”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丙恩在县委新楼召集各地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头头开会说：“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于是在一场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道县的各公社瘟疫般地蔓延开来。湖南省道县各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是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号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四千多人，被迫自杀的有三百多人，真是惨不忍睹。大杀戮涉及全县三十六个公社、二千七百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遍及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整个零陵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大杀戮的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看到这些信息和数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其滥杀无辜的疯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见，超过了当年的希特勒。
黑五类分子及其家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中国民众中最弱势的一类群体。他们既无罪、又无错。他们只求有口饭吃，从来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总是夹着尾巴、小心翼翼、规规矩矩、苟且偷生地生存着。但是，他们总是成为每次政治运动中的替罪羊和被绞杀的对象，杀戮这群无辜的人，天理难容，罪不可恕，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杀人是极大的罪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杀人是极大的国家罪恶。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京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遇罗克的一篇长文“出身论”，它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篇文章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它第一次大胆地对毛泽东的“血统论”提出了挑战；文章尖锐地指出，“反动血统论如此猖獗，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敢于站出来，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
“出身论”的论点是：一个人的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看一个人的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成为天生的“罪人”；平等是人类尊严的象征，不管出身好与不好，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文章敢于冲破人们的思想禁锢，批判了长期存在的一种极左思想。“出身论”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由于“出身论”喊出了弱者的心声，中华大地广为转载，真是家喻户晓。
不幸的是，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大员戚本禹宣布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三年后，这位青年思想家因批判“血统论”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遭受处决。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捍卫真理的勇士，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