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编造“反革命暴乱”谎言欺骗天下？(图)
1989年，北京学生聚集在天安门要求民主。（网络图片）
我叫赵昕，八九年参加学运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可是，就我这样的一个毫无军事常识的普通大学生，竟然就被中共编为“暴乱组织头目”，全国第一批内部通缉。
当时被中共政权虚假宣传和全国通缉的，有所谓的三大暴乱组织：飞虎队（参见宋书元相关文章）、义勇军、敢死队，其中意勇军的创始人就是我。
一九八九年，约五月二十三日午后，天安门广场上，突然掀起极大的狂风暴雨，我与一群云南籍为主的各校大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边中部，一起躲雨时一边感慨：要是再出一个蔡锷将军，兴起护国义勇军，像当年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一样，讨伐违宪戒严邓小平李鹏，那就太好了。
这想法突然如火传播。即便是在瓢泼大雨之中，即便同学们的头上只是顶着一块薄薄的塑料布。
雨后我们就立即实施，开始去采买颜料布条之类，在天安门广场上就书写横幅布条旗帜，数百人打着“护国护法义勇军”旗号游行，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护国义勇军”的布条，期望以此唤醒国人军人，发动第二次护国护法义勇军，讨伐盗国集团。
当时，人们甚至寄望于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来召开紧急全国人大，反对戒严罢免李鹏。所以，在五月十九号戒严之后，人们期盼中共体制内部分裂，出现像蔡松坡一样的“护国大将军”，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没想到，万里回到上海就没动静了，万里无声。
我们仅仅只是围绕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一次，总共也就两个小时，这就被打为暴乱组织！而且，竟然还是三大暴乱组织中的第二位置！
我也因为被同学们写了一个绶带挂在胸前，封为“护国护法义勇军第一军军长”，并带领大家以护国护法义勇军的名义，绕着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并带大家高喊口号，呼唤现代蔡锷将军再现，直接击中共匪所怕，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就立即被中共以暴乱组织头目名义，第一批就进入中共政权内部通缉黑名单。在我的家乡云南，只要是有我亲戚朋友的地方，就被布置了抓捕监控，不管是在哪个地州。当然，这些我都是后来才了解详情的。
加之，当时我又是外高联东北区执行委员，纠察总指挥，分派了很多纠察队去北京各处堵截军车军队，六月一号又亲自在周锋锁主办的学运之声广播站向全体广场同学喊话动员之后，带领两千多同学到北京公安部门口，与韩东方等工人纠察队一起营救北京工自联三个被抓捕领袖：沈银汉、钱益民、白东平，并成功与韩东方、程晨等一起进入公安部大楼谈判，最终救出三人。于是，暴乱组织领袖，又堵截军车，又围攻公安部，一个完全符合基本条件的暴乱组织者，就被他们栽赃陷害之后，新鲜出炉了。
而事实上，当时我带领护国护法义勇军游行示威时，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武装暴乱的意思，最多就是寄望于其内部出现分裂，其军人能够觉醒，如蔡锷将军一样救国护民于危急关头。
即便是在我组织的义勇军与外高联纠察总队内部的核心团队内部：铁血团，绝大多数同学，也只是赞同我的主张，在必要之际，在一块大大的白布上，用自己的鲜血写上“我以我血荐轩辕”七个大字，一起撞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以比绝食更进一步的牺牲自我的方式，唤醒民众，搏得最大的生机与转机。
记得当时游行示威，我带领喊口号时，还曾经用云南话，喊出：“云南名菜，汽锅李鹏；云南名菜，过桥李鹏；云南名菜，罢免李鹏”等。义勇军同学们也笑着跟我一起用云南话喊，当时的气氛虽然热烈，但是也不无幽默风趣轻松。可以说，真正一点暴戾的情绪也没有。即便有，也仅仅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以自己撞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方式，实现我以我血荐轩辕。
就这样，被“暴乱组织头目”后，我被抓进秦城监狱时，先是被作为重犯，一个人单独关押在秦城监狱204K字楼的二楼中部的一个大监号，后来在八月的某一天，又带进来三个三十多岁的黑手。正当我大喜过望时，却又把我带到了一楼，又是一个人关押在十二号小号，长达三个月。孤独寂寞中，我有一次苦闷难抑，突然放声大喊：“再派一个暴徒来陪我吧！”于是，中央美院的赵少若，民主女神像策划实施人，才被派来陪我关押在一起。
这事，被关押在同是小号六号的王丹，写在了他的秦城回忆录中。记得他的同号庞梅青回忆，王丹也是经过抗议，才摆脱单独关押的困境的。
后来，中共政权胡编乱造暴乱故事编不下去了，在我这也审查不出什么暴乱的实质来，我才在中共自己“反革命暴乱→政治动乱→政治风波”的一次又一次改口欺骗中，极为侥幸地逃脱了，作为一个“反革命暴乱组织义勇军”头目，可能的极为悲惨的命运。
以前在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实在是太痛苦不堪，不愿意写，也不愿意回忆。如今，袁世凯二世已经实质性复辟帝制了，不知蔡锷将军何时才能复活重生，率领护国护法义勇军，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
赵昕于一九八九民运，六四大屠杀二十九周年纪念之余，手机草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