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策问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上）(组图)
汉武帝和秦始皇被后世并称为“秦皇汉武”，被历代史学界和政治家们评价为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汉武帝刘彻为汉朝开拓最大版图，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开创了汉武盛世的局面，是汉朝的极盛时期，汉武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
汉武帝文治武功都有显赫建树，和秦始皇被后世并称为“秦皇汉武”，被历代史学界和政治家们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汉武帝建立年号、颁布太初历、兴太学，影响极为深远。汉武帝的思想积极进取，极具前瞻性，为朝廷以至社会带了新思维，亲政后进行了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深远地影响着后世。
汉武盛世是怎样开创的？为什么汉武帝的许多开创和变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诸多领域上千年？
这些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回答清楚的，有着各个方面的因素和深刻的时代背景等。
本文选择其中的一个视角，从中可以反映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以及他在治国政策上积极进行变更和革新的思想探索历程。
这个视角就是名留青史的汉武帝策问与董仲舒回答策问的《天人三策》。
古人敬天信神，深信天意、天道，相信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人感应、天人相应。从汉武帝与董仲舒的问答中，我们也可一窥华夏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问和答都相当精彩，引经据典，内涵深厚。
从汉武帝的提问，看到的是汉武帝的圣明睿智，他胸怀大志，励精图治，他探寻至高的治国大道，希望受天之佑，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德润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达到盛世天下。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前134年，汉武帝使用元光这个年号，并于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开始令郡国推举孝廉。随后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
汉武帝曾诏贤良说：“朕听说昔日唐尧、虞舜之治世，只用罪衣以象征五刑而民不能犯法律，日月所照，莫不臣服。周朝成王、康王时代，刑律放置不用，盛德及于鸟兽，教化通行四海。海外肃慎来朝，北方渠搜供役，氐羌归服；星辰无彗，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麒麟凤凰游于郊野，河出图、洛出书，祥瑞呈现。普施德泽才能出现如此的盛世啊！”
“今朕有幸继承大统，早起以求，静夜以思，若涉渊水，不知怎样才能渡过去呀。先人开创的治世美好而伟大啊！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发扬光大先帝的大业与美德，能够达到像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这样的二帝三王时代的盛世呢？朕禀性愚钝，德不能及远，这是各位大臣所熟知的。贤良之士明了古今王事的兴衰，受策察问，都请用文字写好，编辑成册，让朕阅览。”
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脱颖而出了。
《汉书》上还说，汉武帝继承帝位以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先后一百多位，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
以下为汉武帝策问的第一部分与董仲舒针对策问的回答。
汉武帝策问道：
“朕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享乐休息，长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广泛地邀请各地的豪杰俊才，郡守、诸侯公正地推选出来的贤良、修德、博学的才士们，我想知道治国大道的纲要，安民理论的最高原则。现在杰出的子大夫们被作为贤良的首选，我认为这很好。子大夫们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问的如下。”
（笔者注：子大夫，指古代国君对大夫、士或臣下的美称。）
“听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创作乐章，因而天下安定，后来的百位国王也都同样这么作。虞舜的乐以《韶》乐最美好，周朝的乐以《勺》最优美。圣明的君王死后，钟鼓管弦的声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渐变坏到桀纣那样的所作所为，王道大大地败坏了。”
“这五百年中间，遵守旧制度的国君和当权的士人，想学习先王的法制来辅助当时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扭转过来，而且王道还一天天走向灭亡，一直到后来的王兴起了，这种没落的趋势才得到制止。难道是他们所信奉的有错误，而失掉了道的传统吗？还是天命就是这样，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一定要衍变到国家危亡以后才停止呢？”
“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劳，力求效法遥远的古代，难道都没有作用吗？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们的依据在什么地方？灾异变故，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性命的实际，或者夭亡，或者长寿，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听到这些名称，可是没能透彻地明晓其中的道理。”
“想用风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罚减轻，奸邪改变；使百姓和睦安乐，政治开明。应该怎样整顿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收，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受到德泽，连草木也得到滋润？怎样才能使日、月、星三光完全不发生亏蚀，寒暑季节正常，能够得到天的福佑，享鬼神之灵？使德泽洋溢，扩大到方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子大夫们通晓先代圣王的事业，熟悉风俗变化的道理，了解事物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次序，而且你们研究高深道理的时间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诉我！”
“要分清条理，不要笼统，不要混乱，提出的方案，也应慎密考虑。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实、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们大胆告诉我，决不会泄露出去，我亲自拆看，希望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子大夫们尽管说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隐瞒，我要亲自看的啊！”
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诏先后三次对策，献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董仲舒的对策说：
“陛下您用圣德之音，下达英明的诏书，希望明晰‘天命’之奥妙、国家之情势、治国所应遵循之规律，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答复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研究、分析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真让人畏惧呀！”
“每当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有悖天命的弊政，那么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以警告那些违反治国之道的君主；如果他们不懂得这是上天的惩诫而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不知道醒悟，上天又会出现怪异天象使他们感到惊惧、用以警告和恐吓；如果他们还不能认识这种变化的危险性、还不知道悔改，那么国家的动乱和危难就真的来到了、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
（原文：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由此可以看出，上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君主检点自己的行为、制止国家可能出现的乱子、帮助人君消弭祸乱。除了那些真正的无道君主和非常无道的世代，上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人君，使其顺利地治理自己的国家，而要想得到上天的保佑，君主就要奋勉自持，恪守正确的治国之道。”
“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洞悉事物的内在规律；奋发努力行道、去治理国家，德行就会日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会使自己德声远播、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这些都是能够使国家迅速恢复大治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夙夜匪解）’。《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茂哉茂哉）’！这些都是奋勉努力、劝戒人们自强不息的意思。”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就是君主应当遵循的治理国家的基本规律，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也就是‘道’得以实现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
“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作品，用此来深刻入里的教育感化百姓。如果这种教育感化起不到入情入理的结果、得不到教化的实效，那么，歌颂君主盛德的雅颂之乐就做不成，君主就要在成就大业之后才制作音乐，这是在用音乐歌颂君主的盛德啊。”
“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民俗容易，感化百姓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曲的声音虽然是从各种乐器中演奏出来的，但它却来源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会使思想起到刻骨铭心地变化。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治理国家的路子有些偏差，但教化民风民俗的管弦之音却没有衰败，依然流传。虞舜的至治年代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
（笔者注：韶乐，史称舜乐，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宫廷音乐，为上古舜帝之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艺术。《竹书纪年》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由此可知，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颂示范为帝的德行。此后，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周武王定天下，封赏功臣，姜太公以首功封营丘建齐国，《韶》传入齐。）
“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长存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君主任用的人不得当，而他所遵循的又是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国家走向败亡。”
“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
“到了周宣王时，他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作诗称颂他，上天佑护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操劳，勤于政事，推行正确的治国之道，行善、做好事得来的。”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国家的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君主自己，除非天命降临，这种情况不会改变。由此可见，国家败亡的原因、世遭的衰乱，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所推行的政治有悖于圣王的治国之道、有违天道，因而造成了国家的衰败和统治的危机啊。”
（原文：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听说上天提供大的帮助，使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得到天下成为君王，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又自然而然地出现的现象发生，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命降临的征兆。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象征天命的祥瑞就应运而至。”
（原文：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尚书》中说：‘白鱼跳进武王乘坐的船裹，有火光亮于武王的宫室，那火光飞到天空化作太阳乌（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这些都是武王受命伐纣的征兆，即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复哉复哉）’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众人的帮助（德不孤，必有邻）。’这都是积善累德的结果啊。”
（笔者注：白鱼进入武王的坐船，火光回归武王的宫室，后又化为火乌，这些都是武王伐纣之前的祥瑞。乌，古代神话相传，太阳中之三足乌，用为太阳的代称。《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于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
“可是到了周朝的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朝政日益衰败，君主失去了统治管理天下的能力，诸侯群起背叛，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推行暴政，滥用刑罚。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地使用刑罚，使邪恶之气产生；邪秽之气积蓄于下，怨恶之气聚集于上，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灾异就出现了。这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臣听说，所谓命，就是上天的命令；所谓性，就是人生来就有的本质；所谓情，就是人生的欲望。有的人短命夭亡，有的人健康长寿，有的人仁慈而道德高尚，有的人性情鄙下，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人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不同，有的生于王道盛世，有的生于祸乱之年，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因环境和条件的差异，所以人的寿命、品行等是不一致的。”
“孔子说：‘圣德君子的德行像风，普通老百姓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尧、舜实行德政，百姓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百姓就贪鄙而短命夭亡。”
（笔者注：小人的其中一种意思，古代指地位低的人。以上文中释义仅为读者提供一种参考。）
“君主用教育感化的办法治理天下，百姓就会听命于君主，这就象陶泥附着在制陶的轮子上，依制陶者的意志而成为不同的陶器；就象金属熔化在模子里，依冶炼者的意志而铸造成不同的金器。《论语》中说：‘以仁政安抚人民，则人民自然闻风而来归附；以礼乐鼓舞人民，则人民自然受到感化而情意和谐。（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臣仔细考察《春秋》中的文字。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它的含义是，君主上秉承天命的安排，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
“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首先得到上天的允准。天道运行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阴阳两个方面（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代表的是德，阴代表的是刑；刑主杀罚，而德主生成。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以萌发和生育天下万物为己任；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蓄、存在于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
“由此可以看出，天是崇尚德教，而不重用刑罚的。上天使阳将有利于大自然运行的各种条件布施于大地之上而成就一年的农事收获，使阴潜藏隐伏于下而不断地发挥作用对阳提供必要的帮助；阳得不到阴的帮助，就不能单独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年份。由此可见，阳是以成就年岁的运行和功能而存在的，这是天意啊。”
“王者应该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要崇尚德教而不专任刑罚。不能专门使用刑罚治理天下，就象阴不能单独实现年岁的运行一样。治理国家专用刑罚，违背天意，所以过去的圣明君主没有一个愿意这样做。”
“现在废除了先王专司掌管德教的官员，仅仅使用执掌刑罚的官吏统治百姓，这同‘任刑’的本意又有什么不一样！孔子说：‘不实施教育感化就动诛杀之刑，就是虐政（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行于天下，而企盼美好的道德教育普及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所谓‘一’，是万物起始的开端；所谓‘元’，是在《易》辞中表示善的本意最具长远意义的一个。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即是为了使人们看到，上天赐予的正确的治国之道，是从万物发端的本原开始，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使君主的错误行为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深刻洞悉并彰显这一上承天意的理论，同时强调这种‘正本’之举首先从高贵的人们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
“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畜兴旺，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物产丰富、山河壮美，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因仰慕君王盛德而远朝近服、争相来臣。那些象征福祉之物，能够出现的祥瑞之兆，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即推行上天赐予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是孔子悲哀地感到，象自己这样道德高尚的人，应当感动上天出现祥瑞之兆，但由于出身卑贱、地位卑微而最终没有招致这些祥瑞的出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
“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于能够使祥瑞之兆出现的高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声望，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睿智高明而心地美好，体恤百姓而礼贤下士，可以称得上仁义之君了。”
“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教化没有确立，没有把百姓纳入正道、百姓的思想行为不端正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那么奸邪都会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百姓思想上的堤防牢固；教化废止，那么奸邪并出，虽有刑罚而防不胜防，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因为它的堤防坏了、百姓思想上的堤防垮掉了。”
“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理政，成功地治理天下，没有一个不将教育感化百姓作为治国安民的大事来对待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国家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地方教化，用仁来教育百姓，用义来感化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在周代，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中那些有悖上天之道的旧政策、旧体制全部废止、摒弃，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在全国推行。到了教化已经明了，美好的社会风俗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
“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完全背离了正确的治国之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所以秦朝立国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
“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以乱济乱，严重危害天下百姓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百姓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混乱不堪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粪土一样的墙壁，不能粉饰啊（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粪土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
“法令一颁布，奸邪却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却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只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变而更化，才能治理。”
“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去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琴；政事政策应当变更而不更化的，虽然君主非常贤明也不能整治好国家。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国家，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变更过去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而没有更化。”
“古人有言：‘站在水边想得到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来捕捞（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国家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与其在旧制度的基础上惨淡经营、维持现状，不如重新制定新的政策取代过时的旧政策；有了这种变革，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祯祥也就会一天天到来。”
“《诗经》上说：‘能任贤臣能安民，接受天给予的福禄（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执政兴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君主自然会得到上天赐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这是王者应自修、整饬，并要认真遵守。这五常之道能自修、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而享鬼神之灵，恩德就会普及到方外，扩大到一切生命，天下苍生都能得到恩泽滋润。”
（资料来源：《汉书》）
附古文原文以供读者参考：
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录自《汉书･武帝纪》）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着。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录自《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