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堪称“状元府第”走出的天才，图为傅斯年一家人。（网络图片）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赋予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这是胡适先生于1952年为《傅孟真先生集》所作序中的一段话。在这不足二百字的一段话里，胡适先生竟毫不吝啬地一连使用了十四个“最”字来赞誉他的学生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之职。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县城北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实傅斯年先世并不是聊城人，据傅斯年侄子傅乐成记载，傅斯年先世为江西吉安府永丰人，明代中叶其先祖傅回祖仕宦山东东昌府冠县令，自此有一支落籍聊城。在此期间，聊城傅氏家族除耕读外，大多经营商业，不显于世。
明清时期聊城优越的文化环境，孕育了傅氏家族的兴盛。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贯通聊城。得益于运河的畅通，聊城地域不仅经济繁盛，而且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当时官学、私学、社学、义学、私塾等各类性质的学校教育在聊城普遍兴起，具有藏书和教育功能的书院也是盛极一时。文教事业的发达使这里人文荟萃，人才济济。史料显示，在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聊城科举及第的进士、举人不计其数。随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脱颖而出。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入关后的清王朝首次开科取士，傅以渐先是到省城参加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又入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贡士；接着参加了由皇帝亲自出题的殿试，结果以一甲第一名进士夺魁，从而成为清朝开国的第一位状元。傅以渐状元及第的光环使他官运亨通，初入仕即被任命为内弘文院修撰、侍读等官，到顺治十一年（1654年），升任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大学士。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授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傅以渐不到十年时间而高居相位，以至于连他本人“自以显荣太骤”，于是“盛年告归，杜门著书，深得老氏之学”。
傅以渐状元及第，给傅氏家族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南巡途经聊城时，不仅为傅府御笔钦赐“状元府第”匾额，而且还为傅府御笔赠写“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对联，横批“圣朝元老”。自此以后每逢过年贴对联时，傅氏族人便常以“开代文章第一家”作为下联，以此显示家族的荣光。
自傅以渐科举入仕后，傅氏家族便走上了诗书传家的道路，此后傅氏族人仕宦不断。傅斯年的曾祖傅绳勋，嘉庆年间进士及第后官至江苏巡抚，是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傅斯年父亲傅旭安，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
出身于聊城名门望族的傅斯年，虽然出生时傅氏家道中落，但诗书传家的优良家风，使傅斯年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傅斯年三四岁时，祖父傅淦便“悉以所学授之”，加之其母李夫人“督教亦严”，幼年时期的傅斯年便接触了四书五经之类的国学知识。六岁起，先是在家乡孙达宸学塾攻读，课余归家后则由祖父傅淦教习，而后进入东昌府立小学堂攻读。自幼聪慧的傅斯年，在家乡学塾、学堂读书时极为勤奋，据记载，傅斯年读书时凡遇到难懂的字、词、句，总要将其记录下来向先生或者回家向祖父请教，若身边无纸，便随笔写在手上、胳膊和大腿上，有时甚至写在肚皮上，以至于衣服上常常浸满了墨迹。他在同窗中虽然年龄最小，但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1岁的傅斯年便将儒家的十三经读完，这使他的国学知识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由于他有深厚的国学基础，每次先生将作文题目布置之后，傅斯年只需思考片刻，便文思泉涌，落笔成文。同学中有写不出作文的，便常以一个烧饼为酬劳，请他代笔。对此，生性豪爽的傅斯年乐此不疲。先生知道真相后，常在每次作文后笑问傅斯年：傅老大，你这次是不是又换了两个烧饼？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为了能让傅斯年这个“极聪明极堪造就”的孩子受到新式教育，开阔眼界，13岁的傅斯年走出家乡，随当年曾受到傅斯年父亲帮助的朝中官员来到天津。次年，傅斯年便考进了当时的新式“洋学堂”——天津府立中学堂。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傅斯年除了学习传统文化，又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及数理化和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使傅斯年的眼界大开。三年之后，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凭借其聪慧的天资，深厚的国文功底，再加以文理兼通的优势，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傅斯年很快成为同窗中卓异出众的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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