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大城市二胎家庭的生活(图)
二胎政策效应并不如政策制定者预测的那样乐观（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4月29日讯】太难了。
做父母的都有这种感觉：第一步就决定了未来十几年的事。
第一步说的是幼儿园升小学。“好的小学——好的初中——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好的工作——好的人生”，这样的设定在好几代人中都存在。不过如今，它多了很多附加条件：要好的幼儿园/小学，需要学区房，需要早期教育，需要父母家世良好，最好还“门路广泛”。
在上海，家长们希望孩子生活无忧，平均每月的所有生活需求开支六七千元总是要的。不计算通货膨胀，抚养到18 岁就是130—150 万元。如果有了第二个孩子，那可能还要再翻个倍。
2016 年10 月，上海社科院的数据显示，年收入在10 万到20 万的上海家庭比例为61.5%。在这个意义上，抚养孩子对于大部分上海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
陈丽娜就处在这当口。2010 年2 月领证结婚之前，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平时上班＋周末出门逛街玩耍”的模式。“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工作，感觉都刚刚好。”
如今，摆在她面前的是各种麻烦和问题。要辅导女儿读书、要换房换车、要担心老人照顾女儿身体是不是会累着。她每天下班回家的时间都花在了女儿身上，周末去朋友家吃个饭，也要掐着时间送女儿去幼升小辅导班。这让她觉得，上班都成了一件可以调节身心的事情。
还有几天时间，陈丽娜就要送女儿孙澄元去参加七宝外国语小学的面试。她没有任何经验，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篱笆网这样的论坛，以及身边妈妈的说法。陈丽娜的教育观念正在经受挑战。她原本是一个主张快乐教育的人，觉得小朋友应该先养成习惯，培养性格。“但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身边的妈妈都很鸡血的。”
像这样的家长在上海可能有60 万。2012 年上海当地迎来了一波生育高峰，再加上其他省市来到上海的家长，2018 年上海所有小学至少要接纳30 万的儿童入学。
从2011 年开始，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开，以期刺激人们生育，从而解决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尽管如此，二胎政策效应并不如政策制定者预测的那样乐观，随着各种数据的出现，人口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关心的问题。
每个人口政策的宏大问题背后，都是陈丽娜遇到的诸多小问题，反之亦然。《好奇心日报》希望用一组“人口系列”报道，探讨老年社会，人口畸形结构，城市人口流失等问题。这是第一篇：两个家庭的烦恼。
1、期望
陈丽娜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孙澄元上小学。
上海的幼升小现在就只有面试这唯一一道的关卡。上海市教委还要求各民办小学上报面试题，禁止出现学科类的面试题，否则校长将被问责。
这似乎是个好消息。陈丽娜没有逼着孙澄元去学很多学科知识。虽然也报名了幼升小培训班，碰到不会的题，陈丽娜也会告诉女儿，这是小学一年级的内容，以后就懂了。
反倒是女儿生性拘谨更让陈丽娜发愁。几年前，她让孙澄元参加乐高积木培训课程，别的小朋友活蹦乱跳，就只有自己的女儿紧张得动都不敢动。她怕女儿慢热的性格应付不来面试。
李静的大女儿王静怡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她一定不会认同陈丽娜的想法。正是因为幼升小只剩下了面试这一道关卡，李静觉得这当中就有了可以“操作”的空间。
两年前，王静怡参加上外附小的面试。李静对照网上贴出来的面试题，让女儿复述了一遍她的回答。“我一看，她复述的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感觉还可以。”但结果，王静怡落榜了。
“你感觉就是一个黑箱，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录取。”李静困惑而又怨怒，“幼升小这个阶段的时候，智商方面，现在小孩差异真的不大，不公平的感觉肯定有。”
取消幼升小笔试，面试题也不允许考察学科知识，这些都是上海为学生减负而制定出的政策。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遏制家长们将大量的课程知识灌输给孩子。
事与愿违。家长仍希望孩子能进最好的学校，因此一大批课外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包括陈丽娜为孙澄元报名的幼升小培训班，也包括李静为王静怡报名的学而思英语班。
3 月末，教育部要求强化应试教育的机构“该停业的必须停业，该吊销证照的坚决吊销证照”，鼓励“培养学生兴趣、发展学生特长、发展素质教育”的机构。
李静觉得难以理解：“像我们以前都是考试过来的，反而觉得考试可能是最公平的一种方法。杯赛也可能是一条路，小朋友如果这方面学得好的话，可以走这条路。现在把杯赛取消了之后就没有路径。素质教育也要投入更大的精力，而且这种东西就更难去评判，更加不透明了。”
升学的压力之下，要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陈丽娜在得知身边家长的鸡血做法后，开始怀疑自己：“慢慢的，慢慢的，我就会开始改变自己。就觉得，我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
李静则恰好相反。原本，她对王静怡期望甚高。两万多块钱的早教课程，她毫不犹豫地就买了。“最早上幼儿园觉得自己小孩蛮厉害的，接受能力特别强，会自己识字，还能看故事书。”
进了公办小学，她还幻想，同班同学的家长可能也不会把孩子的学习抓得太严。结果，王静怡在班上也只能排在中等的水平。“班上有几个那种小小学霸，还是蛮厉害的。”
李静感叹，“想想还是算了，感觉考交大、复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家长对小孩子的期望就是慢慢递减的。”现在，她觉得王静怡将来要是能够考上上海大学也不错。
2、素质教育？
无论是陈丽娜还是李静，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兴趣爱好，这些概念都俘获了她们。
陈丽娜不认为孙澄元上了很多辅导班，但从小时候的乐高、到后来的击剑、画图。再加上幼儿园里的钢琴、英文、跆拳道。还没有上小学，孙澄元接触过的才艺项目已经不少了。
李静则毫不避讳：“王静怡很小就上早教，艺术、舞蹈、钢琴、美术，全面开花那种。”不过，上了小学以后，学校课业占据了王静怡大部分时间。课外班也就只留下了两个，英语和钢琴。
女儿学钢琴，李静也觉得困扰。“我也不懂，经常就是坐在她旁边，她弹错了我也没发现。后来钢琴老师说这样不行，我就只能跟着王静怡一起去上课，看老师怎么说，这样回家之后，我才知道她弹得怎么样。”
辅导班成了这些家庭最大的开销。
几年前，陈丽娜的丈夫孙钢通过自己的关系，把女儿送进了“全上海抢破头都想去”的一家幼儿园。托关系还不够，入园以后，他们缴纳了20000 元的赞助费，而据他们所知，这还属于比较低的档次。
这家幼儿园的日常课程按照兴趣班来设置。钢琴、跆拳道、拼音、英语，这些都要另外收费。“英文3800，钢琴5000 块。”因为老师都是收现金，这些数字陈丽娜记得清楚。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交这些钱，结果就是自家的孩子坐在一边，看着同学们在上课。
陈丽娜和李静都明白，就算是素质教育也不是教育的全部。
有一次，李静的女儿王静怡拿了一瓶指甲油到学校，被班里的另外几个女生拿走偷偷地涂。李静通过其他家长知道了这件事。她有些哭笑不得，想跟女儿聊，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和女儿开口。思来想去，她骗女儿说，老师给她打了电话。
这样的教育方式算合适吗？李静自己也说不清楚。至少，她觉得，要是自己能和小孩子多交流一些的话，总比什么都不说要好。
陈丽娜也想帮助孙澄元改善拘谨的性格，但她并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办。没有人天生就知道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
3、四口之家意味着什么？
陈丽娜还有一个小女儿孙澄非，暂时不需要那么操心。陈丽娜把2 岁半的孙澄非带去同事的饭局。同事提醒陈丽娜，有些东西不适合小孩子吃。但陈丽娜并不在意：“没事，照吃就行了。”
李静也觉得，她对于王静怡的照顾要显得更加无微不至。这或许是因为有了经验，所以在照顾小儿子王景天的时候会更加得心应手。
但心态上放松，并不意味着养育成本也相应降低。要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运转，与三口之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2010 年以前，两房还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户型，夫妻一个房间、孩子一个房间，刚好满足一个三口之家的基本需求。
孙钢陈丽娜夫妇原本居住的就是一套两房。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活动空间，他们将原本的客厅彻底改装，沙发丢掉，中间摆上一张矮桌，两个女儿可以在上面写写画画、玩玩具。
但他们还是觉得紧张。现在女儿还小，一个卧室里放一张上下铺的床，都已显得局促。将来上小学，现在的房子肯定是不够的。陈丽娜和孙钢都觉得四房才是理想的房型。“三房是起码的，如果有时候老人要来，小四房才够用。”
选房子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大女儿要上小学，小女儿要上幼儿园，两个大人各自上班，新房距离都不能太远。再加上还要对原本的房子重新装修，这当中少不得折腾。
最让人困扰的还是房价。从2003 年房地产改革开始，地方形成了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房价也随之猛涨。2017 年上海房屋全年成交均价比2016 年上涨了接近24%。市区中价格最低的普陀区也超过了80000 元每平方米。按照小四房至少120 平方米来计算，能够满足陈丽娜和孙钢需求的房子，少说也要1000 万元。三四百万的房贷，总是免不了的。
李静一家刚换了房没多久。上海的购房政策让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先得把原来的房子卖掉，以避免更高的贷款利息和首付比例。重新装修完了，还要空置一阵让污染物散去。这段时间，李静一家只能租房居住。到终于能够安定下来，李静一家花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车也得换。孙钢原本开一辆五座的福特车，陈丽娜和两个女儿坐在后排。如果还要带上家里的老人一起出游，七座的SUV 才会比较理想。孙钢和陈丽娜提前拍下了一块上海汽车牌照，过去一年上海牌照的平均中标价已经超过了90000 元。
“一旦你决定要二胎，买房买车就是摆在眼前的事情了。”李静说。
4、时间，和钱一样紧张
即便这个家庭有足够的财力来应付买房、买车的开支，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对于当下的双职工家庭来说，看护两个孩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陈丽娜出生于1981 年，父母都是大型国企的职工。在她的记忆中，她的童年是在国企创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中度过的。1980 年代，上海在条件成熟的企事业单位中开办托儿所、幼儿园，以解决职工育儿的困难。
但随着国企效益下降，“企业办社会”的理念被认为是阻碍国企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上海企事业单位陆续关闭托儿所、幼儿园。2016 年，上海目前每年新生儿出生为25 万左右，而全上海托儿所总数只有40 所，仅能招收18 至36 个月的6000 多名幼儿。
对于陈丽娜这样的家庭，带小孩的责任自然而然就落到了长辈身上，还需要请保姆。
陈丽娜聘用的保姆早上七点半上班，一周五天。在去陈丽娜夫妇家里的路上，她会先带一些素菜。到了家里，陈丽娜的父母也已经守在家里，看护小女儿孙澄非了。保姆除了和老人一起照顾小孩以外，还要帮着做饭、打扫卫生。
李静的父母和李静住在同一个小区。老人白天负责照顾家中的小儿子王景天。但她担忧老人的身体，不敢让老人太累，万一老人生病了，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律也就会随之垮掉。
不久前，一个朋友的经历就让她心有戚戚。“原本他们家里条件很好，她老公是经常被政府领导接见的那种角色。然后，她要生二胎了，她妈妈病倒了。生之前两个月就去世了。之后公公婆婆从外地赶过来，也就是帮着看看孩子，然后小孩子还不到半岁，婆婆也一下子生病了，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现在家里就全靠阿姨了。”
李静觉得这样不行。“家庭的很多生活上，要有老人在会好一些，即使家里请阿姨过来做点事情什么的，但是没有老人帮助照顾一下也不太放心，真的不放心。”
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两个孩子，这样的家庭结构极其脆弱。对于夹在中间的中年人来说，老人和小孩都是需要他们照顾的对象。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正是从1978 年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家庭规模被人为缩减，随着生命周期的推移，正值壮年的夫妻两人要承担6 个人的赡养和抚养责任。
今年春节，李静带着老人和孩子去日本旅游。也许是玩得太累了，王静怡到了晚上开始发烧。正值流感大流行，网络上流传着一篇名为《流感中的北京中年》的文章。作者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一时大意，没有照顾好老人，导致老人因为流感在一个月内就突然去世。
到了深夜，李静决定叫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医院。由于都住在一起，她还担心老人、小孩也被流感传染。一个晚上，急得焦头烂额。“老人身体不能出什么问题，老人身体要是出事了，那真的就天下大乱了。”
李静羡慕有兄弟姐妹的家庭，无论怎样，都还可以互相帮衬一下。李静说：“而且照顾老人这种事情上面，大家就可以分散一下责任，所以有兄弟姐妹的话，真的会好很多。”
5、个人生活还有吗？
因为有了孩子，一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了。现在，孩子们的日程表决定了这个家庭在一天中的运转方式。无论是陈丽娜还是李静，他们都发现，只有把孩子们送进辅导班之后的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中，他们才能稍稍获得一些喘息的机会。
陈丽娜回忆起，以前还只有夫妻两人过日子的时候，下厨做饭是一种乐趣。孙钢厨艺不错，下班回到家，两个人分享四菜一汤。现在，夫妻两人一下班就围绕着小孩子转。“现在就喜欢做个汤啊，里面菜多放一点。要不然太浪费时间了，多出来的时间，我自己休息休息，或者陪陪小孩，做什么不好。”
家务活也变得繁重。陈丽娜抱怨，“家里的洗衣机一刻不停，老人的、小孩的、我们自己的，一天要洗三趟。”洗碗机的出现部分解救了这个家庭，一餐饭下来的十几个锅碗瓢盆，现在扔进洗碗机当中，就能够全部解决。
李静晚上回到家以后，就盯王静怡做作业了。“我坐在边上，她就都能完成。我不在边上，比如说有时候，我把题目勾出来，说你今天下午要把它做完，她就不会去做。而且家里老人喜欢看电影，她就会在旁边晃来晃去。”
她只能待在王静怡的房间里，要么看看手机，要么做做家务。一离开房间，再回来的时候，保准王静怡没有在做作业。
对于这样的生活，李静有时候会觉很恼火。“平时上班工作，然后再加上兼顾小孩子就会觉得很累，就本上没什么自己的时间，我今年想要去健身什么的，我想不行，我不能被家里拖累住了。”
家庭给陈丽娜带来的焦虑感如此强烈，这让她甚至会觉得工作都成了一种调剂身心的方式：“我现在反而更加珍惜上班的机会。”
6、职业带来的安全感、焦虑感和妥协
陈丽娜供职于一家外资化工企业。近年来，公司强调提高人力资源效率，也就是精简员工。陈丽娜所在的部门已经有员工因此离职。同样供职于化工企业的孙钢，单位效益还算不错，但同样也有裁员计划。
化工行业门槛相对较高，行业变化不大。但对于从事汽车销售工作的李静来说，她很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互联网的冲击。
“以前我们造车造出来，然后拿到传统渠道，就是经销商4S 店去卖。现在也要开始做这种转变了。就像很多年以前，你觉得买个电视机还是个大件，要到店里去看。现在像我们买电视、买电脑都是网上直接下单。也许以后买车真的就这样子了，根本不需要去什么店里。你到网上去选一下，你需要什么配置，自己定制化，然后直接那个订单就进入工厂，他就会有一个自动的东西给你匹配上。”
进入职场多年，李静了解这个社会运转速度有多快。“好多企业，像我们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贝尔、阿尔卡特、GE 这类就算是很好的了，然后现在就也没了，这十来年瞬间就不行了。我做汽车，目前整个企业的发展可能看起来还不错，还比较稳定，但现在整个汽车行业也挺危险的。你看新势力造车，对传统汽车行业冲击还是很大的。”
李静害怕自己会跟不上社会，但“我们可能自己本身能力也没法去改变些东西”。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在职场上还会额外面临性别歧视的问题。女性生育期间，公司仍然要为他们支付相应的社会福利，也会干扰公司内部的员工工作安排，因此许多公司不愿意招收或者提拔女性员工。
陈丽娜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就进入了目前这家公司，供职时间超过10 年。再加上外企对于女性职工权益的保障相对完善，陈丽娜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李静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把原因归咎于公司比较有社会责任感，但她也承认在她生育期间，上司职位调动，因此并没有干涉她的生育过程。
然而，隐性的歧视始终存在。
李静在一次升职后，她所在部门的主管说，以后就不要再提拔女员工了，还是把一些男性往管理岗位上放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是做汽车销售。你要出去，他就会觉得女的不太方便。老板有时候为了避嫌，也只会带男秘书出去。”
“女性员工，特别在我们这种传统行业里，肯定要弱一些，男性的发展路线会比女性好。”李静说，“我心态也放平很多。因为我现在工作强度不是特别高，基本上也能平衡家庭和工作。像我的老板，他的女儿从出生到六岁，他一年在家的时间可能就不到30 天。”
李静习惯了这样的分工。在她自己的家庭中，也是丈夫负责在外挣钱，而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之上。
她能理解，这都是对于女性的歧视，但“也就这样吧”。
7、还有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
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上海的空气质量格外糟糕。长期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让环境问题积重难返。短短3 个月的时间，官方报告了12 个轻度污染、3 个中度污染、和3 个重度污染。每到这样的天气，陈丽娜就不敢带孩子出门，生怕他们会被弄得咳嗽连连。
又比如食品安全。2008 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至今都还让家长们胆战心惊。陈丽娜抱怨：“你家里油没了，到楼下超市拎一桶就好了。但是我们这么大国家，奶粉尿布都还要自己屯的。”
飞涨的物价让李静担忧。她说每次出去，买一点水果全家人吃，就一两百块钱没有了。不久前，《经济学人》公布了最新的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榜单，上海在全世界的130 多个城市中排在了第21 位。
还有周围人的压力。上小学二年级，李静第一次给王静怡办了一场生日会。她在酒店里租了一个小型宴会厅，请了女儿同班的七八个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做一场小型的自助餐。
李静本来并不愿意做这些，“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操心social 这方面事情”，让她觉得有点不妥。但上了小学，周围的家长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办生日会。礼尚往来的要求，再加上王静怡看着艳羡，李静最终还是妥协了。办一场这样的生日会，大概需要2000 多块钱。
8、老了……老了！
陈丽娜觉得自己老了。自己生孩子的时间，还是太晚了。
“小朋友一年级还没上，我就37 岁了，突然觉得我老了。因为你想多陪她一点，你也希望你青春活力一点。以前我从没觉得自己结婚晚，怀孕的时候也没觉得晚，但是生完她，抱到我手里，慢慢她长大了，我就觉得自己太老了。”
晚婚晚育是当下的一个普遍现象，在经济尤为发达的上海，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更快。目前，上海结婚时女性年龄大于23 周岁的比例接近95%，而平均初次生育的年龄在2015 年的时候超过29 岁。由于受孕时超过34 岁就是医学意义上的高龄产妇，生育风险大大提高，因此目前上海女性的普遍生育期就被缩短到6 年。
“即使政策允许，也不会生第三个了。”陈丽娜说，“精力已经完全跟不上了。”
他们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被孩子所占据，以至于他们很少考虑到自己的未来。说起养老问题，陈丽娜和李静都有点茫然。这暂时还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退休还早，再说我们现在不是要延长退休吗？有种说法是，我们要到六十多才能退休。”李静解释。非要让她思考养老问题的话，她只能勉强说出一个，会留在上海。
她可能想不到，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2017 年，上海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83.60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3.2%。15 到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负担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2017 年达到了58.8%，这意味着每1.6 个劳动力人口就要负担一位老人的生活。
预计到2050 年，上海老龄化比例将达到45%。届时，养老金的支付，老人的看护，上海作为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都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要减缓老龄化的速度，为找到老龄化解决方案腾出更多的时间，就需要陈丽娜、李静这样的家庭能够增加生育。然而，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升学、教育、房价、看护、职业、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都阻碍了他们的生育意愿。
所有的一切，都与当下的人口问题有关。2017 年，全面放开二胎的第二年，出生人口就比2016 年有所下滑。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人口问题的担忧。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到2050 年，全国有三分之一人口会在60 岁以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丽娜、孙钢、孙澄元、孙澄非、李静、王静怡、王景天为化名。）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