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4月28日讯】直到今年4月，在国贸1座一家英国律所工作的Tara因为公司厕所维修，第一次走到别的楼层，才知道楼下的外国投资公司已经悄无声息地搬走了。整个大楼空荡安静，只有他们在夜以继日地加班。
国贸30年，风景变了
供职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Fiona，发现她的日本客户，好不容易从老旧的丰联大厦搬进国贸三期，占了一整层，今年又因为付不起租金，砍了三分之二的面积。
今时不同往日。大约10年前，供职于一家物业顾问公司的熊志坤曾站在大北窑桥的东南角仰望四周高耸的楼群。在招商局大厦东边，惠普与摩托罗拉各自冠名了一栋楼。两张大大的广告牌在风中鼓胀。那是通信制造业的黄金时代。
如今，外企在CBD地区的租户中仅占到30%。在2003年，这个数据还是70%。
最近几年搬离这里的世界500强企业，可以列出一条长长的单子。从英特尔、雅虎、奔驰，到惠普、摩托罗拉、默沙东、阿尔斯通……从IT业、制造业到医疗行业，有一些公司搬到望京、亦庄等租金更便宜的区域，还有一些，彻底离开了中国。
这一切正在并可能继续发生。
这件事的另一面，是排着队等待进入国贸的内资企业。
位于北京市建国门至朝阳门一带的北京中心商务区（CBD）鸟瞰（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这毕竟是北京国贸中心商务区CBD，是中国财富版图中最重要的坐标之一，繁荣的奶与蜜之地。最顶峰时，这里聚集了超过170家世界500强，每天有超过40万人在这10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办公。
站在国贸桥的十字路口，你仍然可以看到苹果、壳牌、三井住友、汇丰银行的中国办公室，南岸的银泰大厦里有思科和美林，著名的大众、福特、三菱也在附近。如果中关村的对标是硅谷，金融街的对标是华尔街，那么毫无疑问，国贸的野心是成为“中国的曼哈顿”。
过去30年，它与进入中国的外企密不可分。80年代末，刚进入中国的英特尔一直蜗在民族饭店里办公，两年后才成为北京第一栋写字楼国际大厦的房客。这栋通体深棕的大楼在略显荒芜的建国门外大街上立了起来，因为像一块巧克力，甜蜜、诱惑，充满异国风情，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大厦”。
大量的外企飞到东方，开始了他们的掘金之路。他们一路从燕莎、丰联广场、长安俱乐部，升级到赛特大厦、京广中心、国贸……楼群互相竞争，又共同塑造了如今的CBD。
他们用办公室所在地，直接表达富裕程度。自从“普华永道”四个大字的霓虹灯挂上了建外大街的大楼，不远处的王府井，安永、德勤和毕马威也迅速冠名了自己的办公楼。四大的内部员工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什么时候这个楼不是我们冠名了，那说明我们最近业务量真的很差了。”
他们还启蒙了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国贸三期大堂乘电梯到80层只需要40秒，高处视野宽阔，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远处的西山起伏。在律所的办公室里，每个女律师至少有3双高度不同的高跟鞋以应对不同的客户。许多公司员工出门坐的是专属的黑色轿车，到机场单程200元，是出租车的2倍。
在国贸商城的欧洲奢侈品牌店里做销售的Alice回忆起十年前，她接触的客户文化素质高，待人客气。相熟的客户过生日，派人给店里送来生日蛋糕，一年后她们才知道是谁送的。有人家里挂着一墙的名牌包，一年也背不完。那时她觉得这才是奢侈品真正的打开方式。
如上种种，俱往矣。内资企业挤破头要进的CBD，一些外企却在悄悄撤离。进入国贸30年，从繁盛到开始沉寂，外企正在经历和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效益太差，年会干脆取消了
外企客户对租金更敏感了。这是物业顾问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的发现，他们感觉外资企业这几年的预算控制变得严格。价钱之外，他们依旧关心环保问题，要求更好的新风系统，更高级的pm2.5过滤。
内资企业在租金上的阔绰，与外企形成鲜明对比。根据中原地产的数据，如今国贸三期的租金最高已达到了1500元（每平米每月），东边的财富金融中心与环球金融中心的均价是580元，京广中心要价也不低，均价630元。
高价不影响CBD的火爆，今天有外企退租，第二天就有许多内资企业递申请表进去。他们在资质上也许不如500强，但架不住舍得花钱。CBD的写字楼也吃过亏，前两年许多P2P、小额贷款公司以高额租金入驻并迅速破产，许多受害者去堵门，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如今他们再不欢迎这类公司。
缩紧的租金预算背后，是部分在华外企不容乐观的经营状况。
张勇是一家大型制药企业的经理，近几年，他们公司年会从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变成了三亚。年会大奖从欧洲双人游，成了最新款iPhoneX。
制药一直被人们视为利润丰厚的行业，他们云集在CBD：阿斯利康和辉瑞在丰联广场，曾被CCTV评为最佳雇主的诺华在国贸，诺和诺德在环球金融中心租了近万平米。但在今年，他们皆传出了裁员的消息。
一名药企员工在知乎上写到：每到年会时，看着一个个同事上台领五年长期服务奖，十年长期服务奖，甚至还有二十年的同事。你会突然觉得身为这里的一员，这辈子都不想掉队。然而事情就发生在今年，一个合同到期的同事竟然没有被续约，我们都很吃惊，头一次知道这个“温馨的大家庭”是会抛弃家庭成员的。
年会一直被员工们认为是企业经营好坏的风向标。这几年，亚马逊（中国）的年会，地点从国贸到了大学的体育场，阳光普照奖从红酒变成橄榄油，再降级成充电宝。去年因为效益太差，年会干脆取消了。
它正在经历自己的至暗时刻。在亚马逊（中国）工作两年的员工Helen说，亚马逊国内的零售部门近几年持续亏损，辉煌时市场份额有20%，如今降到了可怜的0.6%，“惨得很”。就连一时风头无二的图书领域，去年也亏损了50%。
另一家备受讨论的跨国互联网公司是LinkedIn（已被微软收购），去年夏天，CEO沈博阳离职，LinkedIn中国被微软收购。沈博阳离开后，他们花大力气打造的本土化社交app赤兔再也没有更新过了。沈博阳在告别信中写道，“跨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举步维艰，在一家成熟的跨国公司内部创业开创一个新的模式更是难上加难。”
还有更多的坏消息传来。
先是跨国巨头希捷宣布关停其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苏州工厂。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被曝裁减200多个北京研发岗位。而通用电气则关闭了上海技术中心。
在就业市场上，外企再也不是首选了。在亚马逊前员工Iris毕业的2012年，外企管培生还是大家最心仪的岗位之一。那年，包括她在内的几乎所有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的学生都去参加了联合利华的招聘会，但题目太难，没人杀到面试环节。他们当时猜想，“得是校学生会主席才能过吧。”
外企人力资源机构万宝盛华的雇佣前景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第四季度时，外企的雇佣前景指数是50%以上，到2018 年第一季度，这个数字已降到了9%。
“热情已经消失了,”一家咨询公司的大中华区董事长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里的外国企业过去对中国感到兴奋，他们相当热心。现在，这里成了一种磨练和战斗。”
不适应中国市场，残局很残酷
外企的特权时代，在2008年就结束了。那一年起，北京市公安局不再给外企轿车上特殊的黑色牌照。同年的中国“两会”，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把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5%。在此之前，国内税率为33%，而外资企业可以享受24%或15%的优惠税率。
统一起跑线的10年里，中国的商业版图已多次重构。中国互联网在移动支付、出行、社交的大潮之中，独角兽频出。而在华外企，仍是我们多年来熟知的四大、律所、众多制造、能源与快消品公司。
内资企业与外企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律师从外国律所跳到同一栋办公楼的国内律所的事情已相当常见——按照外国律所论资排队的规矩，他们想当上合伙人太难了。在Tara所在的那家英国律所里，某位想成为合伙人的律师去伦敦总部面谈了三次，均以失败告终，他一气之下跳到国内大所，果然如愿。
人们慢慢发现，外企原来所代表的那种所谓“先进价值观与行事方式”，如果不适应中国的市场，结局会相当残酷。
比如，Fiona的香港老板就认为，客户如果讨价还价，就是对他尊严的侮辱，而客户转头就去了国内的会计事务所。比如，亚马逊不愿意打广告、搞促销，实诚地把商品价格降低，却发现用户并不买账，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打折促销的销售手段。Helen这样形容他们的外国老板，“一开始，他们不清楚本土电商的玩法，后来，他们摸清了，却不愿意去玩，仍旧希望以口碑取胜”。
比如LinkedIn倾全公司之力做的赤兔app，开发时有员工提出可以设置匿名区，他们觉得太low了，但如今匿名区成了他们的头号竞争对手“脉脉”里最火的栏目之一。
在经历四年三次换帅、中高层员工纷纷出走之后，宝洁CEO大卫·泰勒终于开始承认错误：“宝洁一直把中国当成一个发展中市场，而实际上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消费者最挑剔的市场。宝洁公司对消费者需求转向较高端产品的转变毫无准备。”
市场之外，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的法律与监管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华外企的未来。
有时是机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到：“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不会恶化，只会更好。”比如“二胎”政策放开后，众多母婴产品公司有了新的市场。再比如不久前，政府宣布降低数十种进口治癌药的关税，这对制药行业的外企来说是件好事，起码为他们在价格的制定上提供更多空间。
有时则不然。受访时，特斯拉员工Alan十分骄傲地说起，他丝毫未感觉到外企的衰落，“因为电动车这个领域，全世界压根没有我们的竞品，别说中国了。”但实际上他们入华这几年并不容易，比如完全没有新能源的补贴，初进中国时，也没有电动车牌照。这两年，政策才慢慢开放一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原文有删节）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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