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学校遭遇不公的时候，学生会在哪里？(图)
武汉理工大学（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4月8日讯】最近几个月来，大学校园很不宁静。
4月1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当着母亲的面，从宿舍楼顶跳楼自杀。自杀前，他对母亲说：“我受不了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摆脱王攀老师”。
在武汉理工大学校方明确指出“学校及导师暂定无责任”之后，陶崇园的聊天记录却将自杀原因指向了他的导师王攀。
王攀不仅让陶崇园干多种生活琐事，甚至还让陶崇园叫他爸爸，更过分的是，稍有不满，王攀就用“使陶崇园退出研究组”相威胁，“导师王某压迫学生甚至到了一种变态的地步”。一篇文章如此评价。
1月25日早晨，南京邮电大学研三的蒋华文同学跳楼身亡，该校学生控诉其导师张代远，“从03年他开始带研究生到16年，同门师兄弟们忍了13年终于忍出一条人命出来，可怕的不作为、可怕的沉默、可怕的自私自利之心！”
1月1日，罗茜茜实名举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12年前对她性侵，并搜集了陈小武性侵其他六人的证据。虽然遭遇大量删帖，但舆论最终发酵，十多名被陈小武性侵过的学生出面指控，迫使教育部取消了陈小武的教授资格。
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在西安灞河溺水身亡。不久，杨宝德女友称其系“不堪导师奴役自杀”。其导师答应帮他联系出国，又未能兑现。“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
2017年12月19日下午，南昌大学刚毕业的本科女学生发文称，自己被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性侵7个月。在举报周斌过程中，还一度被院长程水金恐吓。恬不知耻的副院长周斌对媒体表示：“她还深爱着我”。
以上事件，都是突破了层层新闻封锁后，被公众所知晓的。但此类事件，不知道还有多少未能公之于众，不了了之。
就像罗茜茜在被性侵十二年后，才有机会反抗陈小武，不知道还有多少学生，要再等十年二十年，才有机会将耻辱公开。也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永远也没有机会诉说自己遭遇到的不公。
面对这些事件，媒体给学生出了一些建议，例如网络发帖、勇敢拒绝、保留证据等。可是，这些建议莫不是寄希望于学生单枪匹马对抗导师及导师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
如果学生有这么厉害，就不会成为类似事件的受害者了。
而我忍不住想到，学生受此迫害，很大程度上是没有任何组织的结果。因为没有学生自己的组织，故而没有任何对抗学校组织的力量。单枪匹马，所以倍感无力，所以心灰意冷。
但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维护学生权利和权力的组织呢？
由此，不得不问一句，学生受此迫害，学生会去哪里了？学生会可曾考虑过，站出来维护学生的实际权益，与学生并肩战斗？
有人说，学生会是官僚组织，怎么能指望学生会帮助维权。
但是，我在阅读五四运动的史料时，却看到当时的学生会，直接在报上发文，教训各校校长，让他们不要随意改变学生假期。
我看到上海大学被英国人强行解散后，选出临时委员会管理学校事务，其中教职员有三人，学生却有四人。
学生会被公认为是有能力，也有责任参与到学校事务的决断中，学生会也被承认为有理由，也有责任代表学生与各种恶势力抗衡。
当然，就现在而言，受到了侵害，学校第一想到让学生去心理咨询中心，却从来没想过让学生去找学生会。这一举动，已经暴露了学生会的尴尬位置。
但倘若学生会不为学生维权，不顾学生意见，又何必占着学生会这个名头呢？
为何不组织实实在在的学生会，成为学生面对各类不公事件时候的依靠呢？
自然也有人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要妄想学校会允许不受控制的学生存在。可是，在历史上，青年团、全国学总，各地学联，有哪一个是一蹴而就建成的，又有哪一个是被高校官僚扶持上位的？
路漫漫而修远兮，但倘若我们有望逐步建立一个真正为学生说话，敢为学生打抱不平的学生会，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或许中国高校就能再无陶崇园，再无罗茜茜，也再无陈小武，再无王攀爸爸，再无那些自称“被女学生深爱着的国学叫兽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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