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小学就有外教，我上大学才见过外国人(组图)

山区小学(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4月2日讯】题记：念书的时候，老师总说，高考是唯一摆脱农村或者县城的机会。我们为此奋力挣扎，相信一定会实现心中所想。当我们通过高考，来到城市，终于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却发现无论多么努力，仍然有一层看不见的天花板在阻挡自己上升。

我在书里看到的名画，别人早在去国外旅游时看过原版；我上大学才见过外国人，别人早在小学就有外教。

“我和她的差距是哪天拉开的？可能是出生那天吧。”

我们悲哀地发现，阶层的壁垒越来越坚固，跃升的台阶越来越陡峭。

好在，即使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仍然愿意努力生活，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拼命奋斗，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微小的力量。

 

三二：大专毕业，我进了北京一个贵族学校工作，学校是一个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的学校。同事间开玩笑，说我们幼师专业就是给这些孩子当保姆的。

我们班上一个小女孩看我水杯可爱，问我多少钱买的，我告诉她是50块，孩子特别天真问我：有这么便宜的水杯吗？这不是落差最大的部分，落差最大的是，这些四、五岁的孩子学围棋、轮滑，我根本不会，我四、五岁的时候，还在家里看《还珠格格》。

 

木土杜：去年年底来北京做化妆师，年后很多外地来艺考的学生找我们化妆，参加考试。她们十七八岁，请的培训老师都是北电、中传的，一个培训课程至少要几万元。她们大多数都穿著名牌，拿着笔记本或者平板，很时髦。而我唯一一次上补习班的经历是在高三，那个英语补习班一学期六百块钱，老师口音特别重。

去年那个北京高考状元说的：寒门再难出贵子。当时不理解那句话，现在越来越能明白了。有一点心酸，觉得这就是生活，太现实了。

上学的路(Getty Images)

鱼咚咚：因为高中同在一个宿舍，我和阿青每天都混在一起。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们俩成绩都有点下滑，爸爸在家里不敢对我说什么，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高考。我的父母一个只上完小学，一个读的是县里最差的高中，对待一个上了一中的孩子他俩都没什么经验。我自己一个人憋着，所有人把我保护起来让我更紧张，成绩一会儿年级前十，一会儿掉到一百多。而这时候阿青的成绩稳步地爬了上来，从几十名到十几名，最后稳定在前十。后来我才知道，她爸爸在最后一个学期，每个周末都会和她谈心。他爸爸是我们县城少见的大学生，阿青贪玩的时候，他把她骂了一顿，问她是要永远留在小县城还是要出去。从那时开始，阿青的心就变得特别静，每天话都说的少了。

我和她的人生彻底分叉是发生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最后我们分数考得差不多，都能上国内很好的大学，爸妈什么都不懂，拿到分数之后开心得要给我摆八个拱门。但是阿青的爸爸是老股民，非常擅长在网上搜集信息，他给阿青找到了一个外交学院的提前批次，学语言，这个学校以培养外交官出名，但不是一个普通人都了解的学校。

最后我规规矩矩去上了一所985学校，成了一个最平凡普通的大学生，毕业后混在茫茫人海中投简历，找工作。而她则在外交官的路上勇往直前，毕业的时候去了非洲，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还年薪几十万。她马上就要回国了，都在北京，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人生注定要流向两条不同方向。

孩子的手(Getty Images)

凤凰男：四岁成为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爱造成我内心极度苦闷，因此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把节省的零花钱都买成了邮票，给《小学生之友》一类的报刊投稿，写作的内容无非是对父母的思念，以及放牛割稻打野菜的故事。

那时候我有一位文学偶像，是省城某小学的学生，她在我能接触到的几乎所有报刊都发表过作品。我梦想着和她成为笔友，但山里没有电话和网络，我不知道如何联系。

文学梦在高中时彻底破灭，除了退稿信，我一无所获。而她的名字始终出现在初中、高中时期的各色刊物中。

我一直是学霸，上了省城的大学。人生第一次上网，我到处搜索，发现她被北师大中文系录取了。我暗自努力，毕业后终于谋得一份北京的工作，却得知她去了美国。我英语太差，自知此生无望。

其实，我曾经在人人网申请添加她为好友，她没有理我。

 

潇潇又胖回去了：我是在中部省份念的大学，有个室友是北京人，她志愿没报好，掉档到我们学校的。

我高考英语140分，但学的是哑巴英语，不敢张口，她很早就已经有外教了，整个人特别自信。她初中开始在学校社团里跳舞，军训的时候，我们穿同样的军训服，都能感觉她的身段特别好，天鹅颈、小细腰。我和我男朋友迎面遇到她，男朋友说，这姑娘气质也太好了吧，我在旁边默默说了一句：嗯，那是我室友。

她高考前还在玩社团，而我在老家的高中，只有一个跑道铺满煤灰的操场，连羽毛球拍都没有。

 

艾米丽：我曾经在西部一所小学支教，那所学校统共不过几十人。有一堂课，我决定和他们聊一聊职业和理想，我先请孩子们说出自己知道的的职业，“老师”“警察”“军人”是最先出现的字眼，我慢慢提示，黑板上逐渐写满，有“科学家”“作家”“画家”“演员”“记者”“运动员”“公务员”“宇航员”等等，我信心满满，希望通过这堂课告诉成长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的孩子，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孩子们渐渐踊跃起来，纷纷举手告诉我自己的目标，我则一一给他们指明路径：如果你想成为军人，你要多多锻炼体魄，要去关注国防事业；如果你想成为作家，要多多读书，要勤于写作，善于观察。我滔滔不绝，孩子们也开心起来，在那堂课创造的幻境里，每一个人都有光明的前程。

后来，班上最美的那个女孩子举手了。她说自己想要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这是她在电视上看到的——穿着白色的裙子踮起脚尖跳舞。我突然感觉喉咙被扼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家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总是穿同一件绿衬衫配红围巾，一下课就要飞奔回家牵牛。我几乎是有点结巴地说，你可以经常看看电视里的芭蕾舞表演，多多拉筋。但我心里悲哀地清楚，她的父母不可能有条件让她去接受专业训练，高雅的芭蕾注定和她无关。

那堂课就那样草草收尾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她长长的脖颈和杏核一样的眼睛。

 

不是tree：大学军训第一天，我室友连鞋带都系不好，后来得知他家是银行的，从小到大把他照顾得很好，导致自主生活能力都是个问题。我深深鄙视了富贵人家的生活方式，然后主动承担起了帮他洗袜子的重担。

如今毕业好多年，我们都在北京，只是我租住在东六环外，他家已经在西二环给他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没事的时候，我还是会去他那里坐坐，看到他已经买了最新款的智能洗衣机，一万多，再不用我帮忙洗袜子了。

 

大刚：在一家国企上班，上周单位组织了一次跨国的业务视频会，只有我瞠目结舌，完全听不懂。

我初中才开始学英语，而我的英语老师原本是教地理的，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我的英语启蒙是方言发音。中考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及格：73分（总分120分）。

我奋斗了二十年，才能和你们坐在一起开会，然而我什么都听不懂。

 

Zoe在哪里：我是农村长大的，有一个城里的亲戚，家里是做生意的，很有钱。他家女儿比我大几个月，有一个小仙女一样的名字，不像我的名字那么土气。我们只见过一次，但是，我穿过她不要的鞋子，用过她不要的随身听，还有各种衣服。她高考那年，她爸妈塞钱让她进了一个三本，我当时心里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我成绩好，不用塞钱就能念大学。

后来我才知道，她大学没读多久，就出国了，嫁给了一个家境很好的男孩子。

我不知道我和她的差距是哪天拉开的？可能是出生那天吧。

 

索尔：在县中复读了一年，我以县第五的成绩考了一所985，另一个陕西的老乡是我们省超级中学的一个“差生”，年级排下游，只能考我们学校。

读大学的时候，我羡慕城市的同学，轻易就能找到高中同学，有一场聚会。而我，连一个同县的都找不到。

大学毕业前夕，我回家参加初小同学的婚礼，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教过我们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这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回想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是，这辈子总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他的许多同事，穷尽一生也没教出一个。

坏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其他三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埋在了矿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们的骨灰盒。

 

Lennon：刚开始在甘肃支教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几乎所有的孩子上学都带着一个矿泉水瓶，里面装着浑浊的窖水（储存在地窖里的雨水）。到了中午，他们会就着窖水吃自己带的馍馍。有一次学生小伟的水不小心洒了，我让他到学校的水窖里接满，他死活不肯，宁愿渴着。

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是隔年的窖水，在这个中国最缺水的地区也是无比珍贵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不能喝别人家的水，更不能喝学校的水，那是留给老师的。

我知道这些孩子珍贵的心，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拥有不像窖水那样浑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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