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同时代的过年(图)
中国不同时代的过年（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3月8日讯】“夜凉如水又残年，门外雪飞除岁天。梦醒黄粱逾七九，镜添白发过三千。献身民主期群奋，捍卫人权望众贤。围坐家人方散去，声声鞭炮接新年”
这是去年除夕夜我写成的一首小诗，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弹指一瞬间戊戌年的新年又悄然来临。有人爱说“春节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更有人认为“元旦”是从西方“照搬照抄”来的“外国货”，这些看法其实都不正确。中国的历法最早起于夏朝，所以又叫“夏历”，民间一般称作农历。它将一年的岁首定为正月初一，又称“元旦”或“元日”。所以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正月》一书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朔日，就是初一的意思，所以那时的“元旦”就是我们现在的正月初一春节。
但到了上世纪的一九一一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次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废除夏历，以公元纪年，以一九一二年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为元旦。但民间仍按习惯在民国元年的二月十八日过旧历壬子年的新年正月初一。于是一年中便出现了新、旧历的两个第一天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当时担任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将公元纪年即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将夏历的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例行放假。从此夏历的岁首（正月初一）便称为“春节”了。所以“春节”一词算起来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几千年的历史?
现在一些五十岁以下的人，一提起所谓的“解放前、旧社会”便以为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是什么杨白劳、喜儿，扎根红头绳就过年了。可以说那全是中共御用文人的瞎编乱扯。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见证人最有发言权。那时候过年，我亲眼所见，不说百分之百，起码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欢欢喜喜的，而且都备有丰盛的菜饭、年糕，汤圆之类的食物。大人、小孩都要穿新衣、新鞋。稍微富裕点的人家，屋里都要张灯结彩，椅披椅垫之类搞得一派喜气洋洋。而且那时民风古朴淳厚，贫者不存非分之想，富者乐善好施。一到了腊月，街上就有民间自愿乐于捐助的富人资助慈善机构，向有困难的人发放米、布、钱，愿去领取的人就去领。既不需要居委会、派出所开任何证明，也不会问你是什么成份，是城市还是农村人，是常住户口还是暂住户口。官方根本不介入这件事，更不会拿这来说事，以宣扬什么“社会制度优越”。而且我亲眼所见，去领慈善救济的人并不多，从来就没有人排成长龙，更不会像现在超市卖点便宜东西竟会发生拥挤踩踏伤人的悲剧。这充分证明那时贫困的人并不多，甚至有点困难的人还不愿去领，怕“丢面子”，失了个人的尊严。做了好事的富人，从来不张扬，不吹嘘他给谁“送了温暖”，叫记者来拍个照，报道一下。谁要这么做，众人的唾沫都要淹死他。
当年我父亲也是捐助者之一，他教育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这里所谓“有心”，就是借做好事来表演、抬高自己。所以做了好事，不要去张扬，更不要去图别人回报，因而反过来也没有人去冒领、多拿。我看今天为发点“低保”，往往闹得不可开交，什么开后门的、该得而得不到又哭又闹的、告状的，无奇不有。要是今天谁敢像当年那样敞开门不要任何证明和手续都可来领米、领钱，我看你有一百座仓库也不够。弄不好，还会发生踩踏悲剧。所以旧社会不是什么“水深水热”，而那时的道德水平和良好的民俗、民风更不是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能望其项背的。
那时过年的文化生活完全是民众自发自愿的，诸如敬祖祈福、演社戏，舞狮、舞龙灯、灯谜会，从无官方的政治宣传与说教介入其中。这些活动虽然没有今天“央视”的“春晚”那么富丽堂皇，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而且更不会耗费巨量的民脂民膏来为政治服务，为执政党脸上“贴金”。我迄今印象尤深的是家家门前的春联。从腊月三十开始，家家门口都贴上一副对联。中间门枋上再加一横批，有的还贴上门神，挂上灯笼。春联的内容真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春联的内容以喜庆吉祥之语居多，如：“一门天赐平安福，四海人同富贵春”；又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福自来”。既有祝福也有劝导与期望，却从未见过对官方献媚吹捧的春联。哪怕是国民党的官员，也不会在门口去贴一副对联：“当官不忘国民党，幸福全靠蒋主席”，那会成天大的笑话。然而发牢骚却有，如：“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如此明显“不满社会现实”的话，官方也不会说他是“寻衅滋事”。可一到“解放后”，春联都变成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溜须拍马屁成了“新常态”。而今春联在大陆许多普通人家已基本消失，只剩下机关单位门口一些政治口号了。
那时每年的大年初一，我常和父亲，还有我姑姑去街上闲逛，专门去看那“春联像大海洋”一般的盛景，也不时对写得别有新意的联语加以评价，这是那时过年一种特殊的文化品味与享受。记得在一家小店门前，主人既卖茶又卖点烟酒类的杂货。门前的一副春联是：“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碗茶去；谋衣苦，谋食苦，苦中寻乐倒杯酒来。”我父亲对此联很赞赏，认为既道尽了世情，也表现出了主人的洒脱与幽默。又如有副春联写道：“东风大胆敢梳柳，春雨细心更润花”。拟人化的手法，把大自然的春天写得多美啊！我们有一年在一家小商店门口看到春联写的是“财如晓日腾云起，利似春潮带雨来”。我姑姑笑着说“这主人吹牛的功夫恐怕天下第一”。当时我们确实还不知道中国人的“牛”可以吹到“亩产十几万斤”这样的份上。何况人家吹的那“牛”并无什么害处，不像那“亩产十几万斤”是要吹死人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则回骂曰“共匪”。中共说蒋介石“亲美”，国民党说毛泽东“亲苏”，互相对骂无止无休。川南某县有一老学究拟一春联讽之云：“蒋匪”“共匪”究竟哪个是匪；“苏亲”，“美亲”不知谁家才亲？外加横批：“天才知道”。他显然不知这“伟大的新社会”不比“万恶的旧社会”，不容你“乱说乱动”。所以结果便是“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语），此公便成了“反革命”。另一例是七十年代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在乡下过春节，穷得揭不开锅，却引得他文思涌进，拟成一副十分别致的春联贴在门上。上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此中人语。这当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意。确实当时的“外人”皆不解其意。但后来他却在一次闲谈中，向一位他认为不是“外人”的知青同学吐露了真情。他说，上联是“缺一”谐音“缺衣”；下联是“少十”谐音“少食”，连起来就是“缺衣少食”。谁知他这位同学，想争取政治表现好早点回城，便去告了密。正在文革中，那还得了，结果作联者与那位老学究一样的下场。
春联竟引出如此的悲剧，行文至此，只好掷笔长叹！这也许就是官方说的“新,旧社会两重天”吧！由此也引起我更加怀念童年时过年伴亲人一道去看春联的快乐。所以我把这些写下来，算是留作一点纪念,供读者朋友们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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