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帮”、“四人帮”竟皆因周恩来而起(图)
老六人帮和新六人帮。（看中国合成图）
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咎由自取，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批周指示，而是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同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此外，还有人乘机泄私愤，翻历史老账，借批周来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脚。
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伹还是有些吃不消，为此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并不计较，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两年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表示：“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引导会议批周。会后，他们又在一起凑着，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这便是“四人帮”正式形成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周恩来挨批判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斗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