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八岁打成“反革命” 只因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组图)
八岁打成“反革命”李久第的苦难人生
1954年的一个晚上，温江县城区出现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六月二十八日，我从贵州独山回到成都家里，未即休息，手机就响个不停，对方热情地说：你是鉄流老师吗？我在网上看了你不少文章，十分佩服你批毛的勇气，赞同你的看法：中国一切政治灾难，始于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這个歪理邪说不清除，国家永无宁日。我叫李久第，温江人，百度上一搜就知道。我八岁打成“反革命”，十一岁送进劳教所，在沙坪劳改农场大堡作业区整整关押了20多年，直到2004年才经温江区和成都市兩级公安部门宣布彻底“平反”。今天在网上找到你的电話，你在北京吗？
我回答：在成都。
在成都？对方显得十分高兴：我能不能来拜望你？有许多事想向你请教请教。
我说：温江距成都20多公里，你能来吗？
他说：我有车，方便得很，一条高速路，半个小时就能到。于是，告诉了他，我住家的具体地址和见面时间。下午兩点，他和另外兩个朋友如约而来。
现年67岁的他，个儿瘦小，兩眼炯炯有神，说話有条不乱，显得精明能干。我们的交谈自然从他8岁打成“反革命”开始。
8岁，是个什么概念？当爹妈的都清楚，说話吐字不清，夜里还尿床湿裤，能是“反革命”吗？除非是“天方夜谭”的“天非夜谭”。然而毛泽东治下的“新中国”，却真有這样“天方夜谭”的“天非夜谭”。
他的爺爺李照甫，是温江西区的区团长；父親李柏筠，是温江县参议会副参议长；二爸李华芝，是国民党時期一个等级不太高的副司令员；三爸李少康，是成都青羊宫汽车站站长；母親赵淑筠，49年前曾担任过温江县妇女会理事，代表温江县出席过四川省妇女代表大会；一个表舅舅，去台湾当了空军飞行员。还有他父亲曾与南下解放大軍对抗过，一直生死不明。
這样一个家庭，這样一个出身，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沒说8岁，纵是5岁也难逃此一刼。1954年的一个晚上，温江县城区出现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眼睛雪亮”的公安，将他以“现行反革”抓捕，可审去审来，一个不会写字的娃娃怎么会写出“反标”？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关了一个晚上狠心放掉，但李久第的挡案上却记上了這一条。
四川話“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初十五”。三年后的1957年“反右斗争”，11岁的他，一天不明不白地被从家里抓走，关押到成都市致民路新村四号收容所，几天后与一大批右派分子送到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大堡作业区“劳教”。一去20多年，失去人生应有的一切，伴隨他童年、少年、青年的，是无边可怕的饥饿、劳累、折磨，与他岁月共舞的是，记不清的批斗、捆绑、打吊……
“无产阶级专政”对人从无人性可言，“党国体制”這架绞肉机，总是把人的活力与聪明才智绞杀尽净。我的劳教第一站就是沙坪劳改农场，对它的残酷与血腥深有体会，称它是“埋葬右派分子的天然坟场”。五六十年代那里有近万名右派被“劳改”，后来生还的人不足半数。大堡作业区是小劳教改造的集中地，3000多名不足16岁的孩子，在“三年人祸”年间竟活活饿死了2000多人。李久第是经历者、也是灾难的证人。
暴君毛泽东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大灾大难，是任何权力掩盖不了的。隨着社会的进步，高科技的发展，人性的回归，历史真相正在揭开這一层层谎言的面纱。新近，香港凤凰卫视播出了独立制片人谢贻卉的《大堡小劳教》，而张艺谋主导的电影《归来》，通过主人公陸焉识，揭露了一个右派家庭的悲惨遭遇。虽然這只是冰山一角，也触动了千万人的灵魂。
李久第告诉我，他被白白关押“改造”20多年，不但无任何法律手续，更无起诉书、判决书，甚至连审讯笔录也没有，仅仅是当政者一言半语，而這些一言半语又不记录在案。到底谁要关押他？又是谁要整他？他十分感慨地说：毛泽东的“党国体制”，借助阶级斗争发威，制造出一个仇恨的泥潭。无论谁掉进这个泥潭，生命立刻连条狗都不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夠躱过這个泥潭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是這样，“永遠健康”的林副统帥也是這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彭德怀与贺龙也是這样。
2013年9月2日出版的第29期“人物周刊”,刊登了记者刘洋硕采访他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某些直系親属在土改鎮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養”，可“共产党的专政机关並沒有说过我是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呀！並由此应该送劳动教養。如果是这样,基本解釋得通，但是这样一个顺理成章而且又有规定的版本，当年並沒有針对我使用。深受毛泽东整人思想影响，以整人害人取乐的某些公安干警，只胡乱给我扣了一盆屎在头上，罗列了一些根夲就不存在的罪名，明目张胆的侵犯我的人权，这一点已经被今天的成都市和温江区两级公安机关联合调查所证实。
在中国社会，人们把劳改劳教一律视为坏人，但是很多人並不了解劳动教養的来龙去脈，更不会去注意他的合法性，以至于“大堡小劳教”也成了坏孩子的代名词，其实，在法制初见端倪的今天，人们己经视它为惡法，它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劳动教養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中国法律的怪胎。2014年初，在习近平從政治上判处了劳动教養死刑。但它存活了五十六年，差一点就成了花甲老人。最终的结果是，非法存在了五十六年的劳动教養，被送进了坟墓。讓我们振臂高呼：“送走瘟神”！
80年代初李久第“清放”回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几乎每一天都找相关单位说理，再不就呼吁投书。从区上到市上，再到省里、中央，反反复复几十次、上百次，为的讨个无罪关押几十年的说法。到后来有关部门怕了、胆怯了，2004年春，温江区和成都市兩级公安部门不得不对他作“彻底平反”的决定，一次性补偿四万元人民币，从劳教之日起计算工龄，为49点82年（即49年8个月另兩天），以50年工龄“退休”。现在他每月可在社保局领到2600元的退休工资和相关医保，还在温江区街上开设了一家婚纱影搂，生活得十分不错。相较而言，比一些右派的日子好过，不少右派每月退休工资才千余元。這是当政者的“关怀”呢，还是他斗争的结果，是乎是个未解的谜？
李久第说，在成都市温江区的大街上闲逛，他一贯是昂首挺胸，大踏步行进，完全沒有那种曾经置身于“大堡小劳教”行列中的自卑感，为什么？因为從誕生之日起直到今天，他都是一个无比干净的人，沒有任何犯罪犯錯纪录。他甚至認为：我出身于这样一个上輩全部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庭，並不是我的不幸，而是我的荣光。为什么？这血统好呵！只不过你得要承認：国民党打了败仗，退守到了台湾。啊！什么叫做命运，什么叫做天意，你李久第这一下子体会到了吧！我常常想，作为“大堡小劳教”中的一员我有资格吗？资格我还是有的，尽管当年我什么法律手續都沒有就到了沙坪农場這个劳教集中营，沒有劳动教養通知书，沒有刑事判决书，沒有我的手指纹印，也沒有我的親筆簽名划押，就连最起码的询问筆录也沒有只言片语，我妈妈当年肯定也不可能申请我去劳教，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乖娃娃，不然的話为什么今天我会被徹底平反呢？然而，這一切不都正好说明和佐证了劳动教養是一部惡法吗？
附李久第对峨边县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血腥的控诉书：
“大堡小劳教”的历史由“大堡小劳教”自己书寫，这部始于一九五九年，由大堡作业区近三千少年儿童充当主要演员的连續剧最终以悲剧谢幕，他们幼小的生命长眠在峨边县大堡鎮的荒山中，近三千条小驱壳譜寫並成就了一篇对体制的起訴状。李久第就是这近三千个冤魂中的幸存者。
大约是在一九六0年，“大堡小劳教”们开始到峨边县的红花乡运粮，人都走不动了，全身浮肿者，遠看就是一个小胖子，而瘦得不成人形的人就像一枝风擺柳，大堡山间的风如果稍大一点，绝对能將运粮的小劳教吹翻。
运粮工具很简单，一条单褲把褲脚一扎，两条褲脚分别放到两个肩膀上，裝上玉米以后再在裤子的腰部拴上一条绳索，便大功告成，由于营養严重不良，下山時两只脚直打闪闪，但是运粮被大家视作机会难得，只要是还沒有倒下去的人一般都会争着去，要知道，抓一把生玉米粒放进嘴里嚼，那是要多香有多香，要多美有多美。
大堡鎮的山民，有些家庭有做玉米湯元的習惯，把玉米磨成细粉，用水一阵调和，两手合拢再一阵搓揉就成了湯元，在当時无需加糖，也沒有糖加，要加也只有野菜，但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了，在小劳教的心目中，这大概应该是神仙才能有的福份。
重庆小劳教李继光提出了一个心愿：我如果能吃飽一顿大米飯可以接受槍斃！宁愿做一个飽死鬼，不情願这样长期挨餓，讓我李继光这样长期餓着，实在难受！
啊！这条命就当真这么不值錢？只值一顿大米飯？
李久第才不得干！因为李久第飯量小，沒有像李继光那样餓得难受。餓着难受，把肚子过度撑飽更难受，一九六0年，已经记不清楚是哪一天，善长打夜战（指晚上出去偷东西吃）的李功弟不知從哪里偷了一口袋红薯，大飽一顿口福之后，因为肚子撑得过飽，在床上疼得打滚翻斤斗，好在一个大通鋪的小劳教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两边起码几十米宽沒有人睡，任由这个夜战王翻滚，翻滚进行中他好像说了一句话，意思是，放了两个屁好像要松活一些了，（四川话，肚皮就沒有原先那样撑得难受了）翻来滚去，力气用尽，最终生命还是走到了尽头。就在那一年，大堡一中队严重減员。如果沒有解放军部队派人来，將剩下的“大堡小劳教”背下山，継續这样下去，整个大堡作业区的五个中队恐怕都將成为无人区。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初到大堡一中队的時候，曾经組织过一次参观，如果我没有记錯的话是到了距離大堡鎮最遠的大堡作业区八中队，这就不是纪录片“大堡小劳教”中所描述的五个中队，而是八个中队了，真相是不是大量死人以后，由八个中队重新调整，成了五个中队，我夲人不得而知，因为隨后我離开大堡作业区到了打锣坪中队，打锣坪中队距離沙坪农場場部不遠，与新坟沟少年中队遥遥相望，这个名存实亡的打锣坪中队当時就已经基夲上是一个无人区，我到那里一看全队加上炊事班最多只有十几个人。
记得到大堡作业区八中队参观的主题是：八中队的大厨房用一两玉米面就能做出一个很大的发糕饃饃，这里所謂的很大当然是相对而言，不知道是加了什么膨涨剂之类的东西，反正炊事员和炊事员之间在互相交流，我年纪小，当時也不懂为什么一两玉米面就能做出一个大大的令人囗水直流的大发糕饃饃。
在我永遠不能忘怀的记忆中，当時從一中队走到八中队把人真是累得夠嗆，因为身体虛弱得很，经不起累，不过那个時候还沒有开始大量餓死人，到达目的地以后我看见大堡八中队黒压压一大群孩子，好奇的把我们这群来访者盯着，当時的我，大腦里曾经冒出过一个大大的问号：怎么会全部是小孩？八中队的那些小劳教肯定也会想：这么多小孩是從哪里来的？当然，隨后他们也就明白了，这些参观者是大堡一中队的人，和他们身份一样，同属“大堡小劳教”。就在那一刻，年幼的我全然不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刚刚從共产主义的鼻祖苏联那里，引进的洋玩意，要效仿什么“高尔基工学团”，还要成就什么“教育的诗篇”。
今天，岁月过去了五十多年，这黒压压的一大群孩子，幸存者能有几个？恐怕沒有哪一个人能说得清楚，道个明白。教育的诗篇完全沒有达到预想的结果，遭到了最徹底的失败！效仿苏联？为了效仿就拿万千的孩子开刀？我产生了这样一个联想：“大堡小劳教”的悲惨遭遇能被封锁半个多世纪，其它各个省照样能封锁，绝不可能只有四川才有小劳教，当時毛澤东的一个号令下来那应該是全国性的。一夲敘事体小说看着不顺眼就讓人靠边16年。观点不统一，看法不一致，就掀起一场全国范圍的动乱。稍微有一点政治头腦的人，都能看出这个中缘由。
在“大堡小劳教”这一个群体中，每一个小劳教死去的時候都有一段故事，有的难受，有的痛苦，有的在睡梦中死亡，能在睡梦中死亡，小孩，算你走运。大堡的山路不像我家乡川西平原，爬坡上坎路很难走，從红花乡的山间小道爬上峨边至大堡的简易公路后，小劳教们都要稍事休息，这个時候需要解下脚上的防滑脚码，以便讓脚掌放松，那已经只是一张皮包着的脚掌被防滑脚码一挤压，滋味可想而知，重庆小劳教管昌国就曾親口给我说过“下过雨的山路，如果脚上不掛一付带鉄釘的脚码子防滑，一溜倒下去也许就会再也爬不起来”，管昌国还给我说：“山城重庆就有这种脚码，走山区的泥路也需要这种脚码”。绑上这脚码虽然讓骨瘦如柴的我，有些不舒服，並且有压痛感，但我记牢了这句话，小脚码经常是随身带，瘦得不成人形的孩子已经非常虚弱，如果因天雨路滑，谁能保证他一交摔倒还能再爬得起来？其中的一些人因为脚上绑了脚码並沒有被脚下的泥泞路面滑倒，但是往往会像中槍一样的直接倒下去，为什么？沒有飯吃。
大堡红花乡的羊腸小道边，隨处可见在背粮中走不动的小劳教，嘴里不停的嚼着生玉米粒，吃得唾末横流，在这个由生玉米粒给他带来的高级享受中，许多人吃着吃着就一命归西。再次到红花乡的村落里去运粮的時候，小劳教们已经有了更高级的吃法。董长福，重庆小劳教，据他夲人说他是命不好，而哥哥命好，运气好，是一位解放军的空军飞行员，董长福性格外向，一天到晚喜笑颜开，大堡一中队这么严酷的現状好像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臉上还稀许有些红润，十来个小劳教和他站在一起的時候总讓人觉得董长福是最壮实的，美中不足是董长福有一点曝牙，但是不很严重，有一天在运粮途中，董长福对我说：“我今天身上带有火柴，还有一个中中”。（搪瓷缸子）这有什么妙用呢？原来是躲进路边的一个背静处，用搪瓷缸子曝炒玉米花，燃料是就地取材的枯枝荒草，这当然就比生玉米好吃多了，许多人争先效仿。运粮途中对玉米粒的吃法逐步升级，运粮要经过一些住家户的旁边，曾经有人將玉米送给半道上的村民，由村民提供石磨，將玉米磨成玉米粉並加工成玉米湯元，这种享受在当時非常不一般，记得我自己也曾经去沾了两次光，大家聚在一起窮作乐，吃得不亦乐乎，这家的女主人我们好像称她“楊妈”，这玉米能救命不假。
今天的峨边县到大堡鎮的公路，從成都方向过来是过马嘶溪大桥后右转一直向前，大约五六十公里以后左转上山到达大堡鎮，五十多年前需要穿过峨边县城，汽车再接着往山上爬，那是原先的老公路，八十年代中期我骑一辆70型摩托车從溫江到大堡時仍然走的是这条老公路，路码表显示峨边到大堡的老公路是三十五公里，走老公路必须经过解放岗，这是大堡一中队的小劳教到红花乡运粮的必经之路，停下摩托车后，思绪万千的我，站在解放岗向红花乡的方向眺望，搜寻着曾经的记忆点，给小劳教们提供过石磨和玉米湯元的那位中年妇女“楊妈”应該就在不遠处,我走下老公路去寻找了一大圈,人没有找着,连房屋都不见了，这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是不是把这善良的一家也一囗吞了进去？‘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不正像谢贻卉导演说过的那句话吗-“历史消失得真夠干净”！解放岗的公路边，那一片曾经是大堡一中队的小劳教，最喜欢仰面躺下休息的地方，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旧地重游，返大堡的時候，依然存在，景物依旧，只是那些当年运粮的小劳教，你现在在哪里？也许已经死去，不死也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形如枯骨，面如尖嘴猴，满臉菜花色，青春年少之际的皮膚像老头子一样，这就是一九六0年“大堡小劳教”的真实寫照。
“李久第，你碰上那个年代了”！这是宣佈对我平反那一年，成都市温江区公安分局的局长候建川在他的办公室转角处碰见我時说的一句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套用一句现在的流行语：“你懂得”！九十年代初，我再次骑着一辆70型摩托车来到沙坪农場，直奔当年的新坟沟少年中队，沿着盘山小道，摩托车一直爬到了当年只有一个简易蓝球架的小操場，搜寻着儿時的记忆，我步行一直往上走，记忆中的新坟沟少年中队的构成是一个操場壩，一个用稀泥糊的牆壁，上面蓋有茅草的大通铺宿舍，操場的正中上方，是人称吕干事的吕兴龙办公室，加上大厨房，小厨房，还有新坟沟少年中队的中队长，张忠志的办公室兼住房，赵姓独眼龙事务长的住房，分队长的住房，这便是新坟沟的全部家当，小厨房的炊事员由家住双流县擦耳崖的陈麻子担任。
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如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要讓它消失不是一件容易事，这历史太刻骨銘心，这种不寻常的黒色记忆,它必然將隨我的生命直到永遠，直到进入坟墓。
留下这记忆你又能怎样呢？！……有人说“你能搬个石头打天吗”！
气喘虛虚，爬上了昔日的新坟沟少年中队，在我的眼前，新坟沟少年中队的遗址已经根夲不存在，隠约可见当年的大輪廓，操場上，那块岩石依旧，整个新坟沟少年中队早已经是林木参天，和原先背后的原始森林连成了一片。
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态，讓我简直不能自己：林朩可以参天,李久第只能入地。漫步山林，有我認识的野酒菜.猪必拱.灰灰菜.红耔.泡生.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菜，这正是当年救命的东西，像见到親人一样的親切，我用我的手掌將这些認识和不認识的野菜一一抚弄一番，人是情感动物吗？确实如此。
大堡作业区有人吃人肉，这不假，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就听说过，但是小小的我根夲就不敢去挖尸，要去挖，要吃人，你得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有足夠的胆量，我不像十字坡卖人肉包子，开黒店的孫二娘，肯定没有这个胆量。第二，飯量很大，比任何人都餓得慌。我胆子小，个头小，飯量也不大，自有一套我自己的活法，我随身代有一把类似于“木匠专用工具“的鉄片，走到哪里都能使用。洋芋挖过之后，由于许多人预先打了埋伏，故意留了一些在地里，我身上的小鉄片这時就要派上用場。红薯挖过之后也要预留一些在地里，以便在适当的時候取用，洋姜夲是泡菜类食品，但是洗净后放在搪瓷缸子内煮熟，一样能填飽肚子，就在最为紧张的一九六0年下半年，当我在大号搪瓷缸中煮芋头红薯的時候，那上面的泥土一如既往，我照样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不像其它小劳教，生红薯用手抹两下就要生吃，耗子肉用火燒得半生不熟也在吃，至于有人吃活老鼠，並把它咬得“吱吱”，叫，並不是普遍现象，就算捉住一只老鼠，那肯定也是开膛破肚，用火烤来吃。曲膳拿在手里,两头各卡掉一截,用手把里面的稀物挤出,直接吞下肚,甚至有毒的菌类不进行仔细识别，也敢用搪瓷洗臉盆煮着吃，整个大堡作业区隔不多久就会有人被野生毒菌毒死，小劳教们只为填飽肚子，总想要一个肚子已经吃飽的感觉，这感觉真是害死人。
大堡一中队的上面有一个彝胞坪，我经常上去采摘一些野菜和红籽，还有猪必拱丶泡参之类能填飽肚皮的东西，認得一些彝胞，曾经有一次还幸运的用一条旧裤子換了一个大大的玉米烤饃，那玉米饃烤得焦黄焦黄，好香啊！其实在当時我那条旧裤子是換不了这个大玉米烤饃的，人家是可怜我这个遠離爹娘，嘴巴又乖的小劳教，成年之后看了林彪的部队打长春的报道，这才知道彝胞換给我的那个大玉米烤饃的價值：长春被圍困之時，国民党军队里有人用金条才能換得一些零星食品,一根金条还換不来一个大玉米烤饃，这玉米烤饃的價值可想而知。
太阳出来了，小劳教想感受阳光。
大堡一中队的小劳教凡是还能爬得动的都无一例外的要出来晒晒太阳，这時的大堡，说得确切一点是一九六0年的大堡，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像今天一样山青，水秀，兰天白云，一中队正对面的三座尖尖山，能清楚的看见山腰偏上的那一条雪綫，雪綫以上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一种只有雪山才会有的光芒，在画家的眼中，这一切呈现的是大自然的美。
不需要旅游季節，大堡任何時候都美景依旧，她，像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將五十多年前的罪惡包裹得严严实实。
今天，当任何一个外乡人来到大堡的時候，眼前如画的山景和良好的植被都会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呵！荒野中的小劳教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五十三年！
小劳教在阳光下爬行，像枯枝一样的手臂，大腿骨被一张皮包裹着，屁股尖尖的成了V形，什么叫不成人形，不成人形的人就是一九六0年大堡的小劳教。大堡作业区，沙坪农場，还有甘肃的夾边沟，这三个地方是右派和小劳教们这一辈子的傷心之地，尤其是沙坪农場，她同時还是一个巨大的右派集中营。我去过两次重庆的渣子洞和白公舘，实话实说，规模只能相当于沙坪农場的一个中队。
像狗一样趴在泥地上晒着太阳的小劳教，一边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中，一边用鼻子在空气中嗅着，呵，那是大厨房的发糕馍发出的诱人香味，想吃吗？每人只有一小块。粮食不够吃瓜菜代，有足够的瓜菜当然很好，在那个年代，足够的瓜菜？你做梦去吧！人，一般都不会坐在那里等死，当然要去寻找一些野菜，那年月连野菜都不好找，整个大堡作业区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李久第在找野菜，几仟个“大堡小劳教‘都在找，大堡的村民和彝胞也在找，肚子没有吃饱的人全都在找，这是一番怎样的景像啊，人们满山遍野搜寻着能吃的东西，骨瘦如柴的小劳教恨不得掘地三尺能挖出一个红薯来，人过之处，形同蝗灾。“红薯好吃，我很爱吃”，这是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皇上都喜欢的东西，小劳教们当然就更喜欢，但是那要看你今天的运气如何，还要看你够不够卖力，走路打偏偏，小劳教们已经无力可卖。那些连床都起不来的小劳教，最后的命运是可想而知。
一九六0年的大堡作业区，饿脬遍地，满目凄凉，提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毛泽东在这一年讲不下去了，整个大堡作业区没有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甚至连一丁点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没有，晩上不学习不开会，小劳教们的半工半读更是名存实亡，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任何人感兴趣，人，连坐都坐不稳了，还搞什么阶级斗争，一九六0年，整个大堡作业区只有极个别的中队开过斗争会，起因不外乎是哪个小劳教去偷了厨房一棵菜，或者是一个馍，被当场捉住了，仅此而己，在这样的场合，往往是小劳教连站都站不穏，斗争会只好草草收场。
由于全民饿饭，一切都乱了阵脚，好不容昜由个人崇拜祭起的神坛也险些落地。
曾经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搞得来民不聊生，到处是小高炉，据说一九五八年这偏远的大堡山区也不例外，大搞人海战术，超英赶美，到处都是亩产万斤的水稻田，有许多地方甚至放了高产卫星，达到毎亩几万斤。
作为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毛泽东，难道不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粮？
亩产几万斤，遍地饿死人，这一奇特现象足已让世人稀嘘不已！我不想让“大堡小劳教”这段历史就此消失，作为当事人，希望这篇回忆录式的文章能刊登在“人物周刊”上，成为记者刘洋硕“重返大堡1960少年劳教往事”的姐妹篇。
李久第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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