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12月31日讯】在欧盟内部的新一次民粹主义测试中，年仅31岁的库尔茨成为欧洲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对于正在与英国“脱欧”谈判僵局中挣扎的欧盟而言，民粹主义的崛起让整个欧洲忧心忡忡。2017年，全球化慢下来开始自我修复、自我调整，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相反它在以更深的维度影响世界，催生改革。收起冒险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美国已经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减税，以此为标志步入新时代的全球化竞争也必将是另一番模样。
这是自里根以来美国最大规模减税方案。对比上任之初的其他激进政策，川普(特朗普)年末重大财税改革计划落地，让全世界对这位商人总统刮目相看。至此，2017年美国完成加息、缩表、减税三部曲。被减税开启的“国家模式竞争”成为全球竞争的旗手，主要经济体回撤非常规货币政策，将主战场从货币转向财税，试图通过新一轮经济改革缓解全球化逆流，迎接新时代。
各国竞相减税
美国蓝领与失落的中产们，用他们手中的选票选出了川普。这位誓言“美国优先”总统如约践行他的竞选诺言，抛出了税收改革方案。
税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企业，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公司税将从35%大幅降低至20%；同时，家庭和个人的税率也会降低，持续至2025年。
跨国企业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川普政府一直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但美国经济的很大部分集中于跨国公司，很多像苹果这样的重要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一些所谓避税天堂的国家。
人口和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各国为争夺税基不断降低所得税率。OECD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已下降至不到25%，美国仍保持在40%，居34个OECD国家之首。川普税改是对美国偏离全球税制大趋势的部分修正，着重解决了美国企业税制层面的弊病。
川普希望减税显著刺激美国的海外资本回流，同时也带来国外的工作机会回流。积极观点认为，减税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资本回流、投资提升，增加就业，刺激生产。拉弗曲线将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拉弗曲线取决于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如，更低税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大投资，而是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这未必有助于实体经济增长，反而制造泡沫。而且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虽然改善了“滞胀”，但却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
如果拉弗曲线未能出现，减税很可能达不到目的，中长期财政收入波动可能令政府停摆风险概率增大，减税政策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显然，对于川普维护其基本盘——美国蓝领阶层、失落的白人中产阶层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管减税是否能够成功，各国为了应对美国减税，保持自身经济竞争力，已经采取或正在酝酿应对方案。
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5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参考美国等国的减税动作，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幅度。德国2017年1月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英国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在降低。
法国今年7月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同月，印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
在南美洲，有意竞选下届墨西哥总统的新莱昂州州长罗格里格也表示，如果成功胜选，同样将实施减税。明年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的阿根廷也在近期宣布了减税计划。其中，企业所得税计划从35%降至25%；电子产品减少17个百分点的税收比例。
阻击保护主义
就在税改方案出台的三天前，继欧盟、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11月30日，美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比起川普的毫不避讳，某些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远比过去更加隐晦。瑞士圣加仑大学教授西蒙・伊文奈特管理着一项名为“全球贸易预警”的监控服务。
他的数据库记录了那些隐性的政府干预形式——即便意图不是绝对清晰，但可能限制了贸易。这些形式包括：世界各地对汽车行业的纾困，总体偏向于本土企业；企业获取出口许可证或国外生产许可证的难度增加；政府采购规定日益偏向本土企业，歧视外国企业。
随着保护主义论调日益盛行，人们担忧世界会很快回到大萧条期间那种彻头彻尾的保护主义，重蹈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覆辙。这项方案提高了美国的贸易壁垒，并在世界各地引发了一波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
正如上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措施抵消了1880-1914年全球化“黄金时代”贸易自由化的大部分成就一样，新一轮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也会逆转冷战结束以来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快速一体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3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成为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的突出表现，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
经过长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土产业，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趋势增强。根据Global Trade Alert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条例、原产地规则、进口配额制、出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进口押金制、外汇管制等手段频频出现。
然而，保护主义这个反面角色却很难再“随心所欲”。即便没有遇到阻力，美国也比过去更难逆全球化而动了。国际商业如今受到知识流动和跨境供应链促成的大规模生产的推动，这种流动不会受阻于关税和墙壁。用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的话来说，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构筑贸易壁垒就像是在车间中间砌起一堵墙。这样做不会让国内工业更具竞争力，英国脱离共同市场同样如此。
全球化调整
北京时间12月14日，美联储年内第三次加息如期而至。这不仅是耶伦任期的谢幕曲，也是美联储加息两周年的里程碑。承前启后之际，摒除短期的市场喧嚣，梳理两年来的加息进程，明确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当前位置，无疑对于政策前瞻具有重要意义。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2017年，美联储回归理性轨道，鹰派加息和缩表的有序协同，并未损伤经济复苏动能，而是有力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上行。专家预测，2018年美联储加息之路将分两阶段进行，呈现相机抉择的特征。第一阶段，美联储有望保持当前加息节奏，将政策利率提升至温和通胀率，进一步消解鸽派加息的负面影响，并为大规模缩表营造政策空间。
改革方案看起来很美好，减税将使美国民众得到普惠的福利。奇怪的是，美国人对这一减税计划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热烈——甚至有些悲观。《纽约时报》刊发《川普的税改计划将令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从美国的保险柜中转移到富人手上》的文章分析认为，减税是在帮富人，中产阶级并不能得到想象中那么多的好处。
无论有没有保护主义，全球化鼎新意味着那些蓝领丢失的工作不会再回来了。全球化本身相对缩减了发达经济体的财富，同时相对提升了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在发展中国家，贸易帮助逾10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新兴世界对保持全球化进程既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比以往更有力量捍卫它，它们将会坚决抵制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反过来，有许多国内政策可以帮助那些在经济上被抛在后面的人群。更好的再分配、防范失业或健康问题的社会保险、教育和培训，以及对市场权力滥用的制衡，通过这些措施去遏制住就业不充分和薪资停滞的问题。
查尔斯・狄更斯在观察法国大革命时曾评价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一份展望2030年世界的报告在扉页上引用了《双城记》中的这句话。
国际体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可能激起等量的乐观和悲观。全球化给“东方”和“南方”带来极大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与旧秩序消亡相伴的风险和不安全。人们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欢呼全球化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如今全球化遭遇逆风；第二个反应是担忧：全球实力的再平衡会不会在国际关系中开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新时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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