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饿得光骨头 干部吃得肥油油(组图)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网络图片)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杓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杓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
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
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
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看中国合成图)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尅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100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
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垫江县界枫公社共揭发出177人有盗窃行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137人,占盗窃人数的77%,占干部总数的82%。这些干部除了盗窃集体的粮食和财产以外,还对社员明火执仗。石花管理区大队长夏某,竟在白天以没收富裕农民财产为借口,将老上中农夏炳盛家的被盖2床、蚊帐3笼、桐籽110斤、麻20斤、漆1斤、红海椒2斤、烟叶1.5斤全部拿走,连一床草席也不放过。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另一对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和独柏管区的支部书记游福群。他们的干部食堂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
1960年过元旦,杀了一只猪重130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60斤,当时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叶,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宴席三桌,为其一周岁的儿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60斤鱼,刘绍元、游福群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30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1960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网络图片)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