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将军绝不是匪谍！”——孔令晟将军访问记(组图)
胡宗南与蒋中正总统合影。
【作者按】：去年（编按：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日，旅港的国军一二一军中将军长李以劻病逝时，中共全国政协一位领导人称：“李老是中国最后一位历史老人”。此话似乎并不周延，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军高级将领，当时在台北还有一零二岁的孙元良、一百零壹岁的张炎元（曾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一百零三岁的何志浩（蒋介石的第一任秘书、陆军军歌作者）。稍微年轻些的还有八十七岁的孔令晟中将。一九三五年他十七岁时考入北大化学系，上大学三年级时，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投笔从戎。一九四五年五月率部在豫西西峡口重创日寇，升任营长，一九四七年突袭榆林，在上盐湾全歼共军王聚财部，旋由晋陕绥靖司令官保送陆大廿二期，又选送美国海军指参学院深造。回台后由蒋介石亲自遴选，历任国防部作战助理次长、总统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要职，是蒋介石晚年最信任的将官之一。
突击东南沿海与反攻云南的指挥官和策划者
（编按：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巧是国父诞辰一百卅九年纪念日，笔者在台北银行副理李永中陪同下，到台北县永贞路访问了孔令晟将军，他声如洪钟、炯炯有神。话题从香港刚出版的一本文史著作《反攻大陆机密档案》切入。
孔令晟将军。（看中国合成图）
□孔令晟○胡志伟
○：香港刚出版了《中共的十大战争》和《反攻大陆机密档案》两本书，其资料来源多数是中共的解密文件，反而取自台湾的比较少……
□：你找我正找对了，五、六十年代参与反攻大陆计划的拟订与执行者，目前健在者，我是层级最高的一员了。一九五三年七月，美国中情局名下的西方企业公司和胡琏将军联合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突击东山岛计划，动用了金门防卫部十九军、伞兵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陆战队由第一旅编成一个混合编组的河北支队，由何恩廷旅长担任指挥官，本人任参谋长。整个突击行动以陆战队抢滩为先锋，其作战构想与计划由我拟订，所以我自动随部队抢滩，乘坐水陆两用战车上岸，成功地掩护陆军两个团登陆，按计划拿下了东山县城。第二天下午共军重兵增援上岛后，我是乘坐最后一批战车撤离海滩的。胡琏将军在指挥舰上下令起锚时，我从望远镜中看到海滩上黑压压的人影窜动，才知陆军有一个团刚从县城撤至海滩，于是又返回坦克登陆舰，指挥水陆两用战车重返海滩把海滩上与海水中浸泡的一个团完全接回离海岸一万多米的登陆舰。整个战斗中，以陆战队表现最佳，所以隆重庆祝东山岛大捷时，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胡琏将军犒赏陆战队两万元。
○：史家认为，东山岛之役证明了国军的战力仍然强劲，中共不堪南北两面作战才被迫签署朝鲜停战协议，也使美国恢复对国府的信心，签署了〈中美协防条约〉。
□：政府迁台后，蒋公始终不放弃反攻大陆的机会，他认为那是他的历史责任。经此一役，他亲自下条子要我担任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参谋长，那年我才三十四岁。从美国受训回来后，又被任命为国防部作战助理次长，负责特种作战，这个职位是特地为拟订反攻作战计划而新设的。接着，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研究反攻作战的任务编组，代号为武汉小组，由我协调情报次长室。
自从退守台湾之后，蒋公一直潜心研究大陆失败的原因，拟订了“七分敌后抗暴，三分台海正面”的战略方针，亦即利用大陆内乱局面，破坏其对乡村的控制，仿效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及洪秀全等人裹胁农民的方式，以突击农村为手段，逐步开展全面的敌后抗暴；再以台海的正面军事行动，达成反攻大陆的历史使命。一九六二年，在台湾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中美特种部队联合演习，我提议将突击大陆的构想放入中美特种部队联合演习中加以实验，这一构想得到了美军特种作战研究中心狄朗博士的支持。
○：孔将军，我知道李弥将军曾率第八军从缅甸反攻云南，一举攻占八九个县，可是事隔半个世纪，学术界缺少那一段慷慨悲壮战事的第一手资料。
□：孤军退入缅甸后，一度发展到一万六千多人，控制了相当于两个台湾的土地，一度想攻占全缅徐图反攻。由于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告国府侵缅，我们在外交压力下分三次撤回台湾七千多官兵。不愿回台的官兵，将部队改名“云南人民志愿反共军”，由柳元龄、段希文率领第二次反攻云南。蒋公认为该部可以充当反攻尖兵，因此构想在滇缅边区建立第二反攻基地，发动大陆敌后抗暴。一九五八年冬，国防部成立特种部队第一总队，从各军挑选最精壮的官兵，全部美式配备，由C－46运输机空运至中缅泰三国交界的孟帕辽。中共认此为芒刺在背，一九六○年春出动重兵深入缅境二十多公里猛攻孟帕辽基地。蒋公对此非常着急，派我先赴滇缅边区了解情况，然后我又陪经国先生飞往滇缅边区视察三天。回台后，我奉经国先生指示，撰写报告呈交蒋公，不久孤军奉命撤至老挝与泰国。我们苦心经营的第二反攻基地被摧毁，所以武汉小组改为国光作业室，作业重点由敌后抗暴改为台海正面反攻，由我担任副主任，不久奉派担任陆战队第一旅旅长。
○：有些台湾文人总说反攻大陆是虚幌一招、是只唱不做……
□：不，光是一九五一年胡宗南将军率领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就反攻大陆九十三次，一度攻入浙闽交界之南镇。我就任陆战队第一旅旅长前，蒋公单独召见我，嘱咐“练兵一定要尽量接近实战，国家存亡所寄啊！”一九六二年十月，我应邀带队赴夏威夷参观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两栖作战演习；一九六四年夏，我协助美海军陆战队第七远征队曼斯特中将拟订了中美联合登陆演习计划，在左营展开海空双钳突击，美方出动了航母，登陆部队则完全交给我指挥。蒋公亲临恒春观看演习，不久陆战队由两个旅扩充为两个师，蒋公令我出任第一师师长。这一切都是为了实施特种训练，准备对大陆东南沿海实施两栖突击任务。一九七○至一九七二年我在蒋公身边担任侍卫长，每日奉命记录蒋公口头指示，在公文写上“奉谕”二字，所以我知道他晚年醒里梦里都想的是反攻大陆。他有一句名言：“在绝望当中还要继续奋斗！”蒋公去世后两个月，经国先生指定我出任陆战队司令，要我“在一至两年内整备好全体陆战队，在接到命令后就能够立即出动作战”，这些都是蒋公的遗命。
张戎指胡宗南系共谍，纯属商业炒作
○：最近华裔英籍女作家张戎同她的外籍丈夫哈列德合撰了一本《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从此书英文版第廿九章见到以下字句：“胡宗南部队连续一年损兵折将，可是蒋介石不予处分，显示了蒋介石的领导与判断水准。他用人唯亲，感情用事，常常固执己见，坚持错误”。
□：不！蒋公任人唯才，他重视部属的学历与资历，但授勋升职主要还是依据战功。譬如薛岳任大元帅府警卫营长时，击退陈炯明叛军十倍兵力多次进攻，冒着枪林弹雨护送国父脱离险境，抗战时三次长沙大捷威震国际；刘峙在一九二五年棉湖之战，以千余久战疲惫之师独挡两万新锐之师，身先士卒猛冲取胜；陈明仁左手擎旗右手举驳壳枪率先登上惠州城墙，蒋公以其作战勇猛极为器重，故他廿七岁升少将旅长，廿九岁升中将师长；一九二七年龙潭大战，顾祝同率一师歼敌三万；王叔铭在八年抗战中，亲自驾机出击日寇二百三十多次；至于长期被中共丑化的陈诚与汤恩伯，前者在龙潭大战时抱病作战，攻克苏州、南京皆居首功；后者在百灵庙、南口、保定、台儿庄、贵州独山抗击日寇，均名震一时。就以胡宗南来说，在棉湖之战携两挺机枪奋勇占领陈炯明后方高地，封锁逆军主力退路，使之溃不成军；第二次东征时率一个连冲上河婆最高山峰横岭的敌阵，一举歼灭陈炯明部四、五千众。蒋公利用缴获武器编成三个师，成为北伐的基本部队，自此胡宗南崭露角，深为蒋公所倚重。北伐时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均由胡团担任攻坚先锋，每战必克。在三十年代，连大公报创办人张季鸾都断言胡宗南是蒋公最有希望的继承人，日本军方也以胡宗南部为最大假想敌。还有，龙潭大战时，北伐军差点吃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亏，其实布阵指挥的是他的参谋长丁治盘。孙传芳下野后，蒋公唯才是用，一路提拔重用，直至大陆撤守，丁官至江苏省主席、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这也能算“用人唯亲”吗？
○：张戎的书中说胡宗南在陕西lay low廿二年，指他在攻打延安前无所事事。
□：说胡宗南不抗日，那是中共的谰言。张戎是中共干部之女，她的思想深处受污染已甚，所以鹦鹉学舌，不足为奇。抗战时胡宗南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四十多个师扼守河防，使河北、山西日寇不敢越雷池一步。灵宝之役大败土肥原五、六个师团，挽救了豫西与中原的危局，故晋升为一战区司令长官。一九四四年日寇进犯贵阳，西南告急之际，最高统帅部曾抽调胡部两个军空运贵阳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胁，故中共渲染胡宗南守黄河不打仗纯系造谣。张戎是个小说家，善于编故事（fiction）。在历史中掺入虚构想像的成份，不可能成为信史，人们不必介意。喜欢哗众取宠的无聊文人，藉挑战名人来求取名利双收，台湾也大有人在，那些无稽之谈祗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泡沫，如此而已！
○：可是这个女人自信心爆棚，口口声声说此书句句言之有据，是根据多个国家的档案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所撰写的，她肆无忌惮在英文版中为胡宗南将军扣上了“红色sleeper”（卧底）和“mole”（鼹鼠，在黑暗中工作的人）这样的诽谤性名词。她说：在黄埔，胡宗南被怀疑是中共秘密党员，抗战时胡宗南驻扎延安以南，派遣其挚友胡公冕长驻延安，如今中共已承认此人是潜伏特务。
□：黄埔军校本来就是运用俄援创立的，前六期师生中混入许多共产党员，在当年容共的环境下，不足为奇－－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林彪、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宋时轮、张宗逊、周士第、郭天民、倪志亮、郭化若、唐天际、常乾坤、阎揆要、谭希林都出自黄埔。单以黄埔一期论，毕业生六百四十五人中，清党前已有中共党员九十八人，戡乱失利后投共者一百一十一人，总计占32。4％。在容共与团结抗日的年代，中共党员并不犯忌，黄埔校友之间的友谊也常常是超党派的，蒋公义释陈赓就是明显一例，胡宗南自然也不例外，他和胡公冕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共过事，北伐时胡宗南在胡公冕部下当营长，胡公冕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时，保举胡宗南继任团长，所以此二人有着长官部属关系，胡公冕有恩于胡宗南，二人结成金兰之交。一九二九年胡公冕任红十三军军长，在浙江兵败后被捕，写了自白书后出狱。抗战爆发后，出于团结抗战的愿望，也出于朋友义气，胡宗南推荐胡公冕先后出任陕西岷县地区行政专员、甘肃省第二区及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对于胡公冕的历史，胡宗南是了解的，允许自新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这类自新份子多数是首鼠两端，在国共之间持观望态度，当戡乱战事急转直下时，胡公冕又以国军少将身份率部投共，这是胡公冕本身的人格、节操卑劣，不能连带诬指胡宗南是mole（匪谍）。中外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国民党这样胸襟宽广，允许敌人自新，还给他们加官进爵，像蔡孝乾、项乃光、郭干辉等人，自新后有升至司法法部调查局长的，军衔有高至中将的，这一宽容政策究竟利弊如何，是可以公评的，但把执行这一政策的人指为“匪谍”，是为荒谬！
张戎把熊向晖的罪孽加在胡宗南身上
○：张戎坚持她是言之有据的，声言英文版译成中文一字也不能删，且看她的所谓证据：“胡宗南收到命令之日，讯息已到达毛泽东桌子上，毛下令疏散”“毛撤离延安前，他的美制吉普车（美军派遣组赠送）已经发动，提醒他国军已经逼近。毛对周围人打气，不久前，当他把大多数军队调离延安、只留下两万人作为警卫部队－－少于胡宗南廿五万部队的十份之一－－时，他手下的高干都十分惊诧，显然，他们都不知道胡宗南的真实身份。”“仅在前一天，这个旅（按：李纪云所率的第卅一旅）奉命尾随毛，然而几天前毛已下令转移。国军两万人展开另一行动，立即遭遇伏兵，遂电告胡宗南，胡下令奋勇前进，威胁如不从命要面临军法审判。结果两千九百名官兵全部被歼。同时，胡宗南派出所辖部队的大多数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因此无法回援中伏部队”“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共军第三次重挫胡宗南部，攻占了国军的后勤补给基地蟠龙。胡宗南又一次派遣他的主力部队从事徒劳的搜索，致使基地防守薄弱。守军与主力部队都报称共军匿藏在基地附近，胡认为他们虚报军情。当主力到达目的地时，又发现一座空城。蟠龙基地为共军提供了大量粮食、布匹、武器以及医疗用品，国军只能挨饿，有些士兵只好从共军的腐尸上脱下鞋来穿上，许多官兵病了，却得不到医治。”
根据中共派遣潜入胡宗南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泄露，他利用职权向中共中央密报了以下绝密情报：（1）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蒋委员长密电胡宗南出动五个军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闪击延安，此时延安仅留一个种鸦片的旅，全无抵抗力可言。由于计划外泄，中共大吵大闹，国军只好罢兵。（2）一九四六年四月，蒋委员长密令胡宗南用五天时间围歼中原共军李先念部，熊迅即密报中共，周恩来得以先期向马歇尔告洋状，及时制止了国军进攻。（3）蒋委员长订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攻打延安，熊向晖将蒋公核准的胡宗南部攻略延安的方案交给中共，致使整编廿九军、整编第一军、整编九十师、整编四十八旅连续遇伏。（4）熊向中共报告：胡宗南密切注意延安广播。所以中共装模作样在三月八日下午召集延安各界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都装模作样上台讲话呼口号。胡宗南因而误以为中共来不及撤退。在胡部进军延安时，熊派机要军邮官乘吉普车专程送情报到西安的中共联络点，故三月十九日国军进入延安时，中共中央机关与共军主力早已完整撤走。此后整编卅一旅在青化砭、一三五旅在羊马河、一六七旅在蟠龙镇相继被歼，都是熊向晖泄露军情所致，因而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熊向晖顶几个师的力量”。
□：张戎这本书的盲点在于，她只字不提熊向晖的谍报工作，而把一切罪过归咎于熊的长官胡宗南。我跟熊向晖都是黄埔十五期甲级毕业生，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九日在七分校陕西王曲本部举行毕业典礼时，熊向晖代表全体毕业生致答词，我代表毕业生从分校主任胡宗南将军手中领取毕业证书。熊向晖那时候用的名字是熊汇荃。一九四二年我回七分校补训时，胡主任突然召见我，要我接替熊汇荃担任他的侍从参谋，我答道，当年弃学从军，为的就是上战场杀敌救国，我希望下部队、上战场。胡主任见我婉拒，脸上却丝毫没有愠意。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如果接任此职，也许熊汇荃不致于盗走那么多机密。据我所知，军统局对熊还是有所了解的，胡宗南本人也知道熊的思想倾向，当时国共团结抗日，胡宗南重视民族气节，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军则放在第二位，他惜才爱才，对投笔从戎的大学生十分器重，总想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来感化异党份子。他亲自送熊入七分校学习，让他随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却料不到熊汇荃出卖了他，设若没有熊泄露攻略延安计划，中共早已于一九四三年或一九四七年在延安覆灭了。曾经有一位政工主任向熊出示一封匿名信，揭发熊为共谍，熊当场拍了桌子。有一次胡宗南去西峡口会晤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只带了两名随从，中途夜宿村塾，胡无意中发现熊独自通宵警戒，便对熊深信无疑。此事只能说明胡宗南为人憨厚善良，而熊汇荃狡猾多计，我们在大陆的失败，还不是由于轻敌和疏怠吗？
张戎这本书的盲点在于，她只字不提熊向晖的谍报工作，而把一切罪过归咎于熊的长官胡宗南。（看中国合成图）
胡宗南若系共谍，蒋介石在渝、蓉就被生擒
○：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提及，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时，发现胡宗南的秘书与他的西北通讯社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业已活动了多年，他报呈局本部后，毛人凤局长指示先向胡宗南详细报告。胡闻此大吃一惊，气得脸都发青，可那时熊已由胡保送赴美留学，成了化外之民。胡要求叶翔之把所有属于他部下的几个匪嫌都由他自行处理，千万勿让蒋公知道。那天胡与叶翔之共进午餐还提及此事，说他万分痛心，想不到身边竟匿藏着共产党又很久没有发觉，他还说自己因专心治军而疏忽了防谍，又如范长江是共产党他都弄不清楚，直至向蒋公保举范去美国留学，被蒋公骂了一顿，才当头一棒。
□：在台湾，五十年代担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抓获两千多名匪谍的谷正文几年前写了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回忆一九四七年他任军统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时破获这起惊人谍案的内幕，他是运用一个外号“草上飞”的惯窃犯段云鹏，用他飞檐走壁的特技，从电讯侦察所知的疑犯家中盗取了大宗中共地下党的文件，一举破获了中共地下电台，进而取得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上海等地的共谍线索。接着，西安市警察局按图索骥逮捕了胡宗南部高参赵耀斌，他在陕、甘两省开设了多家货栈，以利润挹注情报经费，而我们国军的各级情报经费都要层层报批，往往误事，这自然同中共难以匹敌。由此可见胡宗南部的潜伏共谍绝非熊向晖一人，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们对胡将军的伤害仍挥之不去，胡将军在泉下有灵，一定也深感困扰。
○：张戎的故事编撰得更为离谱的语句如下：“胡宗南派军队出征，是为了一件一件地喂毛，他遵照以下模式：让孤立的单位被集中的共军围歼，而主力部队到处进入陷阱。胡宗南精训的炮兵营成批地投向共军，进而组成了共军炮兵的重要部份……第一流的部队在狭长山谷中被炸得血肉模糊，胡部如此大规模被击溃，把毛泽东造就成军事天才”“六月八日刘戡（按：整编第廿九军中将军长）突然以强兵出现在王家湾附近，当地有人密报毛的行踪。毛在暴风雨中逃离（延安西北七十公里的）王家湾，山间小路泥狞，不适合骑马，毛由卫士背着行军。为了防止国军侦察行踪，无线电台几乎全部关闭，只留下一部同胡宗南联络，叫他停步。毛的电讯员一九九九年告诉我们，毛的电台经常与胡宗南部的卧底联络”，“所以他们的行动完全在我们掌控之中，有些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至今未曾公布”“六月十一日，刘戡部紧追毛的踪迹，以至于共军能听到国军的声息，看到国军的火炬。毛的警卫员说，他们毛骨悚然，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微笑地走出山洞，指出：敌人会擦身而过。于是，卫士们警奇地见到，国军疾驶而过，毫不惊扰共军。胡宗南命令刘戡全力向既定目标保安－－红军的旧都前进”“（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二日）胡宗南弃守延安。在过去一年中，胡宗南部损兵十万。收复延安是共军宣传上的意外收获，但毛泽东采取低调。他的助手师哲提议大肆庆祝，但毛不同意，他不想引致（蒋介石）对胡的怀疑，以致超级鼹鼠露馅”。
□：以上段落是毛泽东的电讯员、警卫员和秘书所说的，性质上属主观臆断，在历史学上只能算是孤证，是得不到原始文件确认的。我们确认刘斐、郭汝瑰、韩练成是共谍，那是根据他们本人的自传，加上他们的单线领导周恩来的证言，还有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的证词。相比之下，张戎指称胡宗南是共谍，证据十分苍白。我是北大出身的，在美国参指学院的毕业论文被评定为特优。张戎的书，几个月前我就让旅美的孩子寄来先睹为快。阅后观感是作者对胡宗南将军偏见很深，英文版全书六五九页，连注文共八一四页，关于胡宗南将军的耳食之言占了六页，葬送国军精英三十万的卫立煌仅耗一页半，弃廿五万精兵与粮弹充沛的北平投降共军的傅作义只耗用一页，把一百万国军精锐送入火坑的刘斐、郭汝瑰占了不到半页－－十三行，白崇禧向中共乞和只用了几行。张戎对胡宗南将军只弹不赞，光这一点就有违传记作者的专业操守。她说胡将军在西安蛰伏廿二年，这纯粹是胡扯：胡宗南同彭德怀在榆林、大荔、泾渭河、运城、中条山、临粉等地打了几场硬仗，是互有胜负的；他沿秦岭山脉布防，孤军作战三个月，一度反攻宝鸡，还先后奉命援救许昌、太原、徐蚌战场被围国军，四十五万大军早已抽调过半，到奉命入川时仅剩十万官兵，在半个月内延六百公里战场且战且退，攀越秦岭一路遭遇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叛军伏击，连中央军罗广文第十兵团都叛变投共，但他仍与共军浴血苦战，向千余公里之目的地转进，先则抢占重庆机场，安全护送蒋公飞成都督师，继则空运两个师拱卫成都，掩护蒋公赴台，然后转进西昌，坚守西康四个月，至一九五○年三月抄才乘飞机赴台，是最后一位撤离大陆的上将。设若胡宗南是蛰伏的共谍，他完全可以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配合刘文辉邓锡侯，在重庆或成都生擒蒋公。胡宗南在台逝世时，身后凄凉，毫无积蓄，是穿着旧衣服落葬的，蒋公亲临灵堂吊唁，赐匾“功着旗常”，这是对他一生最佳的赞誉。局外人蜚短流长、信口雌黄，是无损于胡将军毕生勋业的。
蒋公和夫人亲临灵堂吊唁，赐匾“功着旗常”，这是对胡宗南将军一生最佳的赞誉。（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变节将领的回忆录不足为训
○：张戎对刘戡的死节作了以下描述：“一九四八年二月，他奉命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的宜川，有三条路可走。胡宗南为他拣了一条要经过林木覆盖的狭窄山谷的险路。斥候发现有共军重兵集结，明显有伏兵。刘电告胡，欲获准在攻击伏兵后改变路线，但胡断然拒绝了。据刘戡的同袍（整编廿七师）王应尊师长事后写道：‘因此项命令完全忽视真实形势与我们的利益，官兵们十分难过，人们沉默地行进，低着头’，结果，他们直接进入包围圈，几乎全部被歼，六名将领阵亡，刘戡自杀。刘戡的廿九军被消灭后，无异胡宗南部自此再无士气可言，而且整个国统区的民心被震撼了。这一败仗注定了整个国军的败运。”张戎还援引了蒋公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张戎把蒋公处分胡宗南“撤职留任”以及一九五○年陕西省监察委员李梦彪等四十六人向监察院弹劾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未果，都说成是“蒋介石徇情包庇”。
□：王应尊是我的老长官，我入黄埔七分校时，他是我的大队长；补训结束后，他在陆军廿八师师长任上调我去师部任上尉参谋，刻意栽培我，没几个月就升任副营长；一九四五年西峡口战役时他对我奖掖有加；戡乱时我进兵榆林，眷属留在咸阳，时任军长的王应尊对我的眷属非常照顾。然而一九四九年他率部投共后，参加了“民革”，任中共的政协委员，所发表的言论文字都是为自己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的，故其公信力要打很大折扣。整个大陆戡乱失败，共谍、内奸起了很大作用，在我们主观方面，不能单独指责打了败仗的将领，这方面蒋公毕其生一直忏悔自责，我亲见他晚年对着夜空仰天长啸，大放悲声，我闻之凄入肝脾，心如刀割。美国总统府越战最高顾问、英籍军事学家汤普逊爵士认为，毛泽东的成功是由于他采用了划时代创新的战争型态与战略模式－－人民战争，而蒋公就是首位面对这一创新战略的人，面对铺天盖地的人海战术及共产国际的武装干涉，经历十四年抗战的久疲之师，垂饵虎口，所以败得十分惨烈。
○：张戎笔端之恶毒更可见于下文：“胡宗南一九六二年死于台湾，至死他的真实身份仍是一个秘密，直至今天。蒋也许晚年对自己的识别能力存疑。他的侍卫长郝伯村（后官至行政院院长）告诉我们：蒋提到黄埔军校就很反感。该校曾是他的根据地，胡宗南和其它鼹鼠都出自黄埔”。
□：郝伯村将军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抑或张戎断章取义，这应该留给郝本人去评论，然以我同郝将军的深交，我从未听他说过类似的话。蒋公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世上任何伟大人物，如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凯撒大帝等人，由于历史的局限，都有其缺点。我们不能用放大镜来照他们的缺点而否定他们的成就。我自七十岁从公职退休后的学术生涯中，坚持不参与、不过问现实政治，但一九九六年应邀去彭敏明竞选（总统）总部发表演说时，我直斥彭氏指蒋公系“顽固的独裁者”为谬论，我告诉在座的民进党人，蒋公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始作俑者，他本人思想开明开放。外界把台湾解除戒严归功于蒋经国，其实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都是蒋公生前就已拟订的大政方针，可惜天不假年，由蒋经国付诸实施；台湾经济起飞的十大建设也是蒋公亲自主持制订规划，连各项目的负责人都是他亲自遴选的。我在演说中引援了吾师钱穆老夫子的名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即使你自己不承认，你到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外国人还是认你为中国人，即使你入了外国籍，你的皮肤、头发、风俗、习惯都表明你是中国人归化的。民进党最错误的一着就是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我说此话时，全场肃然起敬，彭明敏及其弟子李登辉都未表示异议。再怎么说，总不能否定两位蒋总统和二百多万跟随来台的菁英份子对台湾经建成就的贡献。我要强调一点：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实际上是厚待了先来的所谓台湾人，而亏待了后来的所谓大陆人。今日有人罗织反蒋以及辱骂后来者是猪，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孔将军，我见到您去年六月十六日在黄埔军校建校八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台独是世界历史潮流的逆流，从长远看，台独是永远没有前途的，分离主义和台独主张，终究难逃历史的审判。我想请教，台湾面对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您个人赐予读者什么箴言？
□：我在《大战略通论》一书中指出，中华民国应采取的大战略构想是：以海峡两岸交流、军事吓阻和反颠覆等作为，突出经济发展，亦即以经济发展为大战略重心，建立和运用所要的国家权力，并适应和支持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发展，达成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目标。
就我个人而言，金钱权位是暂时的，有道是“三十功名尘与土”；我一向认知：对多数人有利的事情，才有永恒的价值。我做事的原则是：尽自己能力和学识所及，不断地搜集相关信息作分析研判，不断地从尝试与错误中改进。一旦确定了政策目标与路线，就不计个人成败得失，坚持贯彻到底，永不停止，永不放弃。
尾声：李登辉诬宋案的启示
笔者回港后，闻悉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前总统李登辉诽谤罪成立，即致电孔将军。他说：中华民国现行法律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是，诽谤古圣先贤、诋毁死者都会入罪，多年前有人撰文说唐代韩愈嫖娼，被法院判罚锾代刑。如今宋楚瑜控告李登辉胜诉，李应付精神赔偿金一千万元，加上在全球各大媒体刊登三日道歉启事，总数逾两千万元。李仅指宋“在四月十日集会时跑去打麻将，丢下群众不管”，故法官认定损及宋的名誉；然张戎指称胡宗南“背叛国家、制造内乱”，这个“mole”的严重性远甚于“打麻将”。考虑到受害者为一级上将，受伤害者的子女有现任大使、特任官（指台湾驻新加坡外交代表胡为真），比诸宋楚瑜一介平民的社会地位崇隆得多，倘胡宗南遗属入禀法院，按照李登辉诽谤案的判例，赔偿金一定不止两千万元，亦即印行中文版的台湾出版商要出售三、四十万册张戎的书才能冲抵罚款，哪位出版商愿意做这赔钱买卖呢？张戎的书，在台湾签约原订今年十二月出中文版，后延宕至明年，是由于受到巨大舆论压力，黄埔军校同学会誓必出庭为已故胡将军辩诬。在李登辉案判决后，据悉有关出版商意兴阑珊，恐怕不会在台湾出中文版了。上帝是公正的。
【编按：本文作者系香港著名作家，著有《邓小平传》、《江泽民传奇》、《朱镕基评传》、《中共情报首长》、《中共十大战争真相》、《反攻大陆机密档案》等近七十余种。曾任香港政府艺术发展局委员暨文学委员会主席（1998－1999）。作者十一月十二日访问孔令晟将军，全部依据英文版《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的有关内容。当时预定中文版二○○六年春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印行。然而十二月一日张戎的弟弟张朴在美洲博讯网抛出该书第廿九章《蒋介石是怎样失去中国的？》中文版。对比之下，中文版对胡宗南将军的诽谤远甚于英文版。本刊特将该文附录于访问记之后，以示公允。】
【附录一】
张朴：为什么张戎会断定胡宗南是中共间谍
我一直在协助张戎把《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翻译成中文。这本书自今年六月出版以来，反响巨大。中文版尚未面世，就已经在全世界的华人中引起强烈争论。
人们见仁见智，本不足为奇。但我看了［中国时报］所登署名傅建中的评论后，忍不住要说几句。
张戎书的中文版已定在明年初，由台湾［远流］出版社以繁、简两种版本全球发行。傅建中显然想赶在出版之前，用他的文章来“抵消”这本书的杀伤力。
红色间谍在毛泽东夺取政权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张戎在书里揭露了四大间谍，其中之一是胡宗南。
张戎对事实的描述和结论，使胡宗南的长子胡为真先生大为担心和不满，这是不难理解的。现任台湾驻新加坡代表的胡先生，数次致电张戎，要求张戎改变结论，重写有关章节。张戎回了信，很客气地要他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父不是红色间谍。遗憾的是，胡先生寄来的书和写来的信，都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张戎结论的材料。
傅建中要替人消灾，无可非议。只是，你总要拿点根据出来吧。他简单概述了张戎书中所举实例，却没有进行任何有说服力的反驳，便下结论：“胡宗南怎么说也难贴上［红色间谍］的标签。”
当然，傅建中提到了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但张戎在书中明确提到：熊向辉不是决策人，不可能下一系列具体命令，导致胡宗南军一再被歼。更重要的是，胡进攻延安时，熊已经离开了。你翻遍熊向辉的回忆录，也找不到他在这段时间起了什么作用。
傅建中还提到某位华裔史学家对张戎书评价不高，说张戎在引用档案史料时［极不诚实］。因此“大大抵消了关于胡宗南为［中共间谍］的杀伤力。”我没看过这位史学家的书评，不好议论。我只想问傅建中：史学家是怎么谈胡宗南的？你也该透露点，以免你的［大大抵消］成了一厢情愿。
【附录二】
下面请读张戎书的第29章：蒋介石是怎样失去中国的（节选）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给人们以希望。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它‘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对胡信任到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他，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由胡承担。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胡宗南的真实身份，和张治中一样，是黄埔出身的红色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想在苏联资助下征服全中国，请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国民党黄埔军校，蒋介石做军校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莫斯科当仁不让地在军校里埋下许多钉子。
胡宗南是第一期毕业生。军校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这时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加上胡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就没有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中共正式承认胡公冕是地下党员。
胡宗南有个亲密朋友是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命令胡军中的特务把上报的情报抄送胡一份，这么一来，没人敢报告任何对胡的怀疑。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从南京电召胡，部署进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决定延安紧急疏散。
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但是胡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毛在陕北只留下两万来部队，不到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他坚持不准其它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现任参谋长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路上，毛和周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开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峁沟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埋伏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头一天，才从胡宗南本人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说：还未到青化砭时，他们探知那里有伏兵，当即电报胡宗南。胡‘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个旅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
这时，胡把主力派往另一个方向的安塞，使他们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援助的胡军主力远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峡阻隔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全军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据守军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说，‘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宗南报告。不料胡宗南接到这一报告后’，‘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物资、武器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据胡手下连长徐枕说：由于物资尽失，部队主食靠空投，天气热了，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单军装都因储在蟠龙而落到中共手里。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共军腐尸中脱取布鞋，虽然竭力清洗，依然恶臭扑鼻。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都随蟠龙而失去。‘对战力之损耗，实难以估计。’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从来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
自占领陕北以来，毛第一次在他的领地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为他预备好了他爱吃的香肠、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家或餐馆里用餐，怕不卫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专门从东北前来为他拍电影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江青弄了一部照相机，整天摆弄来、摆弄去，她未来的摄影爱好就此开始。毛的苏联医生不时从黄河以东的根据地过河来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向斯大林汇报。
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跑了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雷霆。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船和汽车一直停在黄河边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国民党军。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没法骑马时，专门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跟胡宗南联系要他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发电报的机要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退兵。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保安曾是毛的首府，胡声称‘匪主力’在那里，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在这场虚惊中，斯大林接到紧急要求，派飞机接毛去苏联。斯大林六月十五日回电答应时，毛已经安全了。毛给他在黄河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毛不去苏联了，但他下令‘即日动工修理’黄河边上的一个飞机场，以备万一。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下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中共军队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一口回绝，要该军‘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忡，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戡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绥署［胡的司令部］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陕北战场国民党彻底完蛋的命运就此定下，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断在胡宗南手里。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都推到死去的刘戡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宠信的天之骄子。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一犯再犯的‘错误’，一打再打的败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允许他把别处的部队也调去陕北，让毛泽东吃掉。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说：胡宗南‘说服’蒋介石‘不断向他的战场增兵，使得国民党在华东战场后来蒙受灾难’，华东一些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没用，要么也被毁掉。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显然毛不想让胡召来太多的谴责，以防蒋介石真的撤他的职。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钜’。弹劾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之后，蒋还派胡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这些人都一一落入中共的罗网。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会不会
蒋介石猜到了，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胡宗南身边有一些中共情报人员，最知名的叫熊向晖。但熊等不是决策人，不可能下一系列具体命令，导致胡军一再被歼。熊本人在1947年5月21日就离开了胡宗南。
【附录三】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节选）
熊向晖的回忆录，吐露出他退役后又返回南京、西安窃取军事机密，透过潜伏西安的共谍王石坚等密报中共中央以致于胡宗南部连续遇伏损失惨重的全部经过，绝不是张戎张朴姐弟所说的“熊向晖在攻打延安前已去了美国”，可见张戎姐弟之孤陋寡闻。以下引文原载于熊着《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版，页四十－－六七：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派人乘车来接，我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我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他转向徐处长：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他又问我：新娘子呢？我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胡宗南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不提打延安。至此，我的心才完全放下来。
胡宗南要徐处长离开，要盛文先讲几句。
盛文说：前天（二月廿八日）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三月十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三月十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带我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我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临走时，他嘱咐我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我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
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盛文说，“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他建议全称是“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胡宗南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随同行动，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
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
三月二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方案规定：右兵团指挥官整编第一军（简称整一军）军长董钊，率整一师三个旅、整二十七师两个旅、整九十师两个旅、工兵两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团指挥官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三个旅、整十七师两个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三个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十五个旅，总兵力十四万余。另由整三十六师副师师长指挥一个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发起进攻时间为三月十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九十四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占领鄜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
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
盛文苦笑一下，说：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总裁意图，临时同国防部商订攻略延安方案，昨晚总裁核准后，才电告西安薛副参谋长调集部队。现整一军在陕只有一个旅，其余均在山西；整二十九军正在陇东同共军作战。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的三月十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在九天之内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我函筱华（按：熊之新婚妻子），告以安抵南京，将返故地重操旧业数月，希她月内前往团聚。－－原已商定，陈忠经（按：此人系另一潜伏共谍，中共建政后官至对外文委副主任）和我相继赴美后，她将辍学移住西安王石坚家的后院，以便运用我的社会关系，掩护并协助王石坚工作。
三月三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近年来，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在“社会化、职业化”方面有进展，接办西安《新秦日报》，建立“西北通讯社”，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他还购置了新华巷一号三进院落的住宅。我去看他时，他极为惊奇。我详细告以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包括胡密切注意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发的有关陕北战事的消息和评论）。我还告他，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不久，胡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严明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三月七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密电胡，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我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王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三月八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转乘吉普车去洛川。
我先已查明延安电台新闻广播时间。九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三月八日下午四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广播称，到会群众共约万余人，林伯渠致开会词，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相继讲话，邓颖超代表妇女界讲话，在通过大会通电后，高呼口号散会。
胡宗南听完后向我发议论。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胡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该分队将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从来没有也从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这些情况又不能用暗语，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院“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人们知道，“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瞩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自离开同官起，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和我一直穿普通士兵灰布棉军服。三月廿四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
三月廿五日晨，胡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编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新华社四月十四日的社论提到胡宗南的“新战术”，正是三月十日晚洛川军事会议上薛敏泉、汪承钊布置的战术，不过那是“据俘虏讲”，牵扯不到我的头上。但这更加使我相信，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潘裕然、王石坚都各尽其责，我可继续通过这一渠道搞名堂。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提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又不能就地取粮，后方补给艰难，而共军时聚时散，不知其主力所在，难以导其围歼，为此准备仿效李鸿章“剿捻（军）”办法，以主力守延安，将宁、青二马兵力推进至陇东要地，北依邓宝珊在榆林的据点，东以黄河为障，逼共军就范。胡宗南在五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
这时已是四月底，筱华此前已到西安，住王石坚家里。考虑到王石坚的具体情况，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给他，告以胡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军动向。
胡宗南未及去南京，五月四日他的整一六七旅又在蟠龙镇被歼，旅长李昆岗被俘。
五月二十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
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
五月廿一日晨，我带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我在西安停留个把月，常在家里邀请绥靖公署和西安党、政机关的熟人聚会，借机介绍他们同王石坚相识，其中包括胡宗南住处的行政副官张德广，他为王石坚办了不少事。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去南京，七月筱华送我到上海乘船赴美。事先与王石坚商定，筱华在南京母家分娩后，即去西安掩护他。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纽约时报》载称：国民党当局在北平、西安破获中共地下电台，抓了不少人。不久，筱华来信说，西安来人告诉他，王石坚被捕（按：此人被捕后投诚，一九四九年随国府迁台，恢复原名赵耀斌，官至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后来得知，我们在西安住所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信封、信笺全被搜走。筱华担心我的安全，我更担心他的安全。万没有想到，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结束后，还会有这样的余波。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和谈代表，他指指我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原国防部次长刘斐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老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