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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等于叛徒?这些金门回归战俘下场悲惨!(图)

 2017-12-03 15:3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3

金门战役又称古宁头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的一场战役,图为古宁头营门。
金门战役又称古宁头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的一场战役,图为古宁头营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金门战役作为历史已过去60多年了,但无数个疑团和不解还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国军曾先后释放过三批解放军战俘回大陆,那些人回来后遭遇如何?在中共看来当然是“叛徒、特务、内奸”,但又是怎么处理他们的呢?

战俘分3批被释放回大陆

在登岛的万名解放军中,4千余人战死,5千余人被俘。被俘的5千余人中,年轻力壮士兵都补入国军,千余名干部和老弱者被送进内湖集中营甄别,基本搞清后,国军认为这些人都是负担,不如放回大陆,作为共军负担,总共分三批释放。50年3月小批释放,级别较低。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从台北上火车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陈岛,然后用登陆艇和小船送头门山岛。

解放军俘虏派出两名干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科长潘国杰回大陆联络,解放军驻浙江临海县驻军21军得知后,立即派出5条机帆船迎接归俘,第一批归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荡7兵团政治部招待处。

第三批387人于50年12月11日离开集中营,从台北抵达基隆,立即上船,这次不开往大陈岛,而是开往福建沿海,12日抵达马祖岛,然后白犬岛,13日分头上了渔民渔船,几个小时后,便在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了。有的被28军部队接收,有的被巡逻民兵抓获,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随后所有归俘们都送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

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大陆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与一批南日岛战俘一起回大陆。

审查洗脑比战场更难熬

900余名解放军归俘回来后,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第二批排以下干部战士在杭州接受审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审查。

先治疗、休养,一个月后开始学习。学习分三个阶段,开始了回大陆后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战场更难熬的时空。

可惜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在共军看来,战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战俘开始了三个阶段学习。

第一阶段;是中共的政治教育阶段,包括时事教育,“气节”教育等内容。学习文件、报纸,听报告,针对战俘在台湾受到的政治教育,开展专题讲座进行洗脑,美其名曰使战俘“分清理论是非,提高觉悟”。

“气节”教育让战俘听了脸红心跳,听报告、看电影,对照共产党的“钢铁战士”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迹,想想自己,绝大多数人都深感惭愧,原先觉得委屈,为什么领导上不来救我们的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二阶段是核心、关键,也是集训的主题,叫启发反省阶段,号召“忠实坦白、深刻检讨、互相帮助”,方法是个人反省与小组反省相结合;组织上全面了解,甄别材料,认真审查,作出结论。每个人都要详细交代,过关。

接下来第三阶段;根据交代和互相揭发情况,开始处理定性。

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这个阶段中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不管在台湾表现好的还是坏的都拚命揭发别人,使尽全身解数,互相攻击、揭发,夸大、渲染、捕风捉影,以求表现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狱之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原来也是属于软弱分子之一,此时成了积极揭发的标兵。

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分,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大规模逮捕枪毙开始

基本整出个眉目来后,开始采取行动,1951年7月21日,南京下关,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干部招待所开始大规模逮捕枪毙。

没有一丝风,空气如同凝固一般。

大门口走廊里会议室到处布满双岗。归俘们屏气敛声,默默端坐,都知道军法处来人,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不知轮到谁,院里停了好几辆车。

过了一会,开始点名:徐惠良、于守全、张连升、汤秉辉、阎平阶、黄景新、李同顺……一排长长的名单。出示的拘捕证上,赫然盖着鲜红的大印:华东军区军法处。

点到名的,戴上手铐,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一个,带到院里上车。

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251团副连管理员窦永礼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付棺安葬。

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当时尹俊18师警卫营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李子元率部打退二次进攻,第三次18师冲上来的时候,弹药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由于思想西方化就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还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缴出轻、重机枪各一挺,卡宾枪十余枝,还有随身携带的作战命令、作战草图等物。当时除了3营战士外,253团1连副连长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随李子元一起投降。

李子元是泰兴人,40年入伍,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当到营长,所有战友都对他印象不错,在集中营表现也不错,只是提前思想解放,西方化,战场投降,被认为是罪不可赦叛徒,第一批被枪毙。

连级干部窦永礼,37年入党、入伍,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国共战争,枪林弹雨里,6次负伤,是三等残废,当过“战斗英雄”。

战斗结束后,坐在海边等敌人来俘虏,后来进古宁头联系领导,东张西望找不到人,刚喊声:“刘团长”,就引来一枪,赶快钻进一间民房里,敌兵追来,在门口把枪栓拉的哗哗响,大喊:“看见你了,还不赶快出来,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老窦高举双手,走了出来,束手就擒,这在共军看来已是叛徒,后来到了集中营,还帮助国军指认干部,监视干部,自然是难逃一死,第一批枪毙名单也就轮到他了。

共产党决不宽大自己的被俘人员

傅作义在北平投降中共后,部下一张姓连长不愿跟随,因其会开飞机,就驾驶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往西安,当时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所以再次被抓获。西野作战科科长潘国杰觉得新鲜,要过飞机瘾,拉着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特殊人才,懂几国外语),上了这架飞机。

结果被满脸落腮胡子的张连长飞往台湾,成了从空中掉下的两个高级战俘,与金门战俘关在一起,洪亮后来在集中营里被杀,潘与金门战俘一起被释放。故有此天方夜谭一说,但确是实实在在真事。

如果说营长主动带队投降,属非杀不可,那么其他人为什么要杀呢?让我们细细看来,第二批枪决人员共四人,于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点执行,地点仍旧是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警卫森严,四口棺材一字排开,对徐惠良、张连升等三名金门战俘,和一名大胆岛战俘(估计是带领部队投降的营长包成)。

徐惠良是29军军部参谋,浙江宁波鄞县人,16岁参加新四军,金门战役时是29军司令部参谋,非常精明强干。登陆后一直为自己争着来金门而懊悔,两天来多次徘徊于海边,想方设法要回大陆。只要能回去,哪怕受处分,也比在金门打死强。

便找了位船老大,软硬兼施,求船夫开船,船老大说;白天有飞机、军舰,晚上一定送你们回去。下午三点,身边没有战斗兵了,徐心里发慌,跑到王剑秋那里,看到打的厉害,于是又跑到东边,和82师245团一个小卫生员一起胡乱打枪,打了两下,枪不响了,两人又急又怕,把手枪扔进海里,坐在石头上商量,四目相望,泪水长流。徐说;干脆主动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投降,反而不会杀我们。他站起身就走,小卫生员也默默跟上。

徐回大陆后交代,“我们两人一起向东边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枝步枪。心想,如果交给对方,他们会相信我是原国民党俘虏兵,被迫才干共军的。”

半路上,一个敌人在高高的岸上挥舞步枪大喊;“缴枪!”我们摇动帽子,表示投降。因海岸太高,只得绕着往上走,经过海滩边上,看见一条船,船上跳下与我一起来的军部报务员汤德里、张国弟和五、六个运输兵。他们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随我们一起早点投过去。”他们听说后也同意了,于是一起走,254团小卫生员走在最前面。走了20多米,一班敌人叫;“站住。”我和小卫生员摇帽子表示投降,在一个凹坑处缴了枪。此时约为26日下午4点,地点在林厝西北海边。

徐带头率领近十人主动投降,进了集中营后,徐由于对各级干部很熟,指认了大量干部,因此不可能逃过一死。虽然他竭力乞求审讯人员,我还年轻,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条命,结果还是一命呜呼,他白当了多年军部参谋,连共产党这个基本政策都不懂,共产党可以宽大敌人战俘,但决不会宽大自己的被俘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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