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京，还是逃离中国？（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17年11月29日讯】1983年第一次到北京，出了火车站，不知道东西南北，夜幕下，找了多家地下室旅馆，都是客满，4个小伙子依然回到北京站前，背靠一棵大树，美美地睡到天亮，没有被人驱赶，也没有遭遇抢劫，记忆中那时候的北京，感觉很温暖，也己经很遥远。
当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北京打拼的时候，北京街头跑得最欢的还是“面的”，那时候的北京没有雾霾，空气中闻不到焦油味，蓝天白云还是常态，那时候的北京远离城市的繁华，入夜之后甚至找不到娱乐消遣的去处，除了权力和神秘，那时候的北京对外地人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那时候的北京，房地产市场还是一片空白，无论是外销楼盘还是商品房都很少人问津，高品质的写字楼更是寥寥无几，市民和官员都靠排队分房，服务业，除了一些涉外酒店，更多的是机关单位开办的招待所，还有按时开门关门的餐馆和热闹噪杂的农贸集市。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房地产早己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北京到处拆得面目全非，高档写字楼住宅楼遍地开花，北京的道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北京的拥堵却也越来越严重，空气污染汽车尾气尘土污染连同人心的污染，让这个城市弥漫在深重的雾霾之中，飙升的房价，足以让那些打拼者绝望！如果单纯从宜居的角度来说，北京不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外地人遭遇到的不公和歧视越来越明显，尽管城市的主人也曾是外地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地人每年都要领一张暂住证，即使是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家，也只能尴尬地暂住着，享受不到市民所享受的任何好处。如今暂住证被门坎更高的居住证所取代，而附加了很多条件的居住证，仍然不能等同于本土市民，拿居住证的外地人依然还是这个城市的看客或过客。
几年前，还有媒体关注因为住不起群租房住不起地下室，而长期蜗居在污水横流的地下井底的打工者。有好奇的记者探访北京丽都附近十多处地下井洞，发现在平均不足6平米的“蜗居”井下，群居者堆置着各类生活用品，吃剩的馒头、用过的被褥、衣服、蜡烛、球鞋、雨伞等等。
蜗居在井下的男女老少中，年龄最大的70多岁了，最小的还只有4岁，靠捡垃圾为生的老太太全友芝66岁了，在这个热井底下“蜗居”了近20年。20年是个什么概念？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幽暗污浊的井下，这样的场景与长安大街的光鲜时尚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
53岁的王秀清来自河北滦平，年轻时与怀柔长哨营乡遥岭村的妻子彭女士认识，共养育有三个儿女，都在怀柔读中学。由于当年未领结婚证，又加上超生，三个孩子成“黑户”十几年了，为了躲避村里罚款，10多年前，王秀清离开怀柔，来到丽都广场附近给人洗车，为省去每月数百元的租房钱，他加入了井底蜗居的行列。
每天凌晨3点，王秀清从井下爬出来，拿着抹布和水桶，来到路边给早上交接班的出租车洗车，“每天能洗10辆车左右，每天能挣百元上下，每个月挣2000多元，要供养孩子上学又要帮他们上户口，这些钱远远不够。”王秀清对记者说。
王秀清曾向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共借了7万元，并备有专门的账本记账，一有闲钱就还给别人，“有了他们的帮助，终于把结婚证和孩子的户口都给补办了，多年沉积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环卫工小李自己经济状况虽然也不好，却借钱给王秀清3万元，“他跟其他流浪汉不一样，王秀清为了供养三个儿女上学，每天起早贪黑靠双手劳动赚钱，这种有担当的人值得去帮他，人都有艰难的时候。”
每天早上干完活，王秀清会花5元为自己准备丰盛的早餐，午餐会去吃工地卖剩的盒饭，晚上吃2元钱的烧饼。到了晚上，他就回到井底，用蜡烛点亮这个小小的空间，看着自己不能伸直的右胳膊和已磨破皮、长满冻疮的双手，王秀清感叹自己这行做不了多长时间，“冬天一直用凉水洗车，时间久了，手上的毛病也多了。”
对王秀清来说，他也有一个难以启齿的中国梦！他希望靠自已的勤劳，靠自已的节俭，靠蜗居井下，供养几个孩子上学读书，让孩子们有个没有遗憾的人生。后来蜗居的井盖被封死了，洗车的工作也丢了，我不知道王秀清的那个梦想是否己经实现？
电影《柏林的女人》中有一句的精彩对白：“到时候，我们都不再是人，而是人口，就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那种，而且是计划经济下的人口……”任何一个城市，一定有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区。但这些聚居区并不等同于脏乱差、不安全。居住在此的人，有着平等的权利，要求城市的管理者匹配相应的公共服务，提供宜居、安全的生活环境。
逃离或许是一代人不得不面临的选择，然而逃到哪里去呢？许多朋友和熟人选择移民，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是欧洲小国，选择逃离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南方的香港曾经是大劫难时期许多人的避难所，可是如今逃到香港早己没有意义，香港正在改变，变成一个类似于深圳的城市。
30多年前深圳市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寻常，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长，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望着这个失态的董事长。
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当年对偷渡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是没有合法手续前往香港，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还催生了一个职业——“拉尸行”。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媒体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说，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
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是逃港大军中的一员。
有不少人打算从城里回到故乡，对于外地人来说，故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然而，几乎每个人的故乡都己沦陷，老一代渐渐老去，新一代不再回来，每个人的故乡注定没有未来。一位知名的教授曾在许多乡村行走，对乡村的现状忧心重重：乡村的衰败实际上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当大规模消灭了乡绅（地主），也就切断了沿袭千年的文化传承和道德伦理传承。
千百年来，无论是在外做官还是江湖行走，许多人到了晚年，都会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也会回归田野，寻求陶渊明式的桃源梦，他们或教书育人，或从事乡村建设，对于乡村道德文化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或见多识广博学多才，或德高望重诚信义气，或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对村民潜移默化的影响，远远胜过后来暴风骤雨般的运动乃至激进的口号说教。
这几天，我恍惚中想起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在这又冷又黑的晚上，一个光着头赤着脚的小女孩在街上走着。可怜的小女孩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她在一座房子的墙角里坐下来，蜷着腿缩成一团。她觉得更冷了。她不敢回家，因为她没卖掉一根火柴，没挣到一个钱，爸爸一定会打她的。再说，家里跟街上一样冷。他们头上只有个房顶，虽然最大的裂缝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风还是可以灌进来。
卖火柴的小女孩好歹还有个家，如果连家都没有了，又冷又饿的小女孩该到哪里去？在繁荣包裹的“盛世”，或许这是杞人忧天自己吓唬自己的臆想，但愿没有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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