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漱溟和他的民国往事(图)


梁漱溟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网络图片)

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兴味读书的人。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什么书,总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再去找书看,找书看的目的是要证实我想得对不对,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从这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的自主性比较大。

父亲读书的第一阶段,是对佛教发生兴趣。1916年他发表了《究元决疑论》,在讨论佛家思想时,引用了他自己日记中的一段话;这日记的题名即为《楞严精舍日记》。“楞严”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严经》。“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炼居住之处所。显然,父亲自喻为僧人,而此日记就是他自己修炼的记录。可惜的是这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不过从父亲后来的笔墨中,还可以见出当年的一个概略。

自1912年至1916年,父亲因“倾心于出世”,居家闭户4年(19岁至22岁),潜心研读佛家经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国报》(天津)的一位青年记者,多往来于京津两地,常出入于那时的国会与各党党部之间;而此后4年,他过起了“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的生活。父亲通过艰苦自学,有了对佛法的认识和了解,确立了他对佛家思想的信仰,并影响了其一生的为人行事。

潜心研读佛家经典的结果就是他想要出家,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拦,我的祖父一点都不阻拦他,他说,你确实想要出家你可以去。那是什么事情把他牵扯住了呢,是他对社会问题、中国问题的关心放心不下。他说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记挂着社会上的很多问题,他说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两半,这种日子不能过,在一两年内我必须选择其一。

父亲最后的选择是留在人间,不当和尚。从这个选择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大家不要以为他是放弃了佛学,放弃了出家思想,其实他是把这种思想、这种情感转移到关心具体的人类社会上。所以他的最后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是一种什么物种?人应该怎样活着?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把自己的一生从离开这个世界变为用终生的时间来认识人类、认识社会,包括个人自己。这个转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无关,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一个非常关心国家社会的人

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人。按照他自己说的,他受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时候,是把梁启超的著作搁在床上,有时候就当枕头这样入睡,着迷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受到梁启超思想的约束,他有他自己的个人观点。但不管怎样,他的成长和这个时期大有关系。

《究元决疑论》发表时,父亲还不到20岁。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东方杂志》上,大家看了,都说写得很好,大家就以为他对佛学或者哲学问题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所以蔡元培当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让他去讲印度哲学,他说我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我只是看了一些佛书,对佛教有一点认识,那只是印度哲学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说,现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那你就先一边教一边自己学。他觉得蔡先生这个意见是不可推辞的,最后,他就接受了。

北京大学7年的工作,父亲又有所创获。一是根据个人的研究结果,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自1921年首次问世以来,此书再版加印10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韩文和法文译本,而英译本不久亦将出版。父亲曾说:“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此书受到学术界的不断关注,大概与此有关。

父亲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他觉悟到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在中国不适用,中国自己有一套学问,他初步地说了这个道理。再过了十年,正好十年以后,他又写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本书。他对第一个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这个认识看作是更深一步,对于他来说是最终地解决了问题。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只是提到了中国文化如何不妥,他认为还没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后他又追到根子上去,这个根子就是说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无宗教的文化。在西方的社会,宗教控制之严密,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质有什么特点?就是让人信他而不自信。西方文化就是这样,从性质上,他让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让人信自己,这就是孔子的优点。我们如果去找一找《论语》孔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不给别人做决定,说你这样做才对,他不做这个论断,他让你自己考虑。

再一个是生活方面的收获。他说他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里,知识分子之间容易有一种竞争,思想学术上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环境当中会受到影响,竞争环境对人是有影响的,他在知识分子的堆里就产生了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辩论,因此,北京大学的这种环境对他一年多以后决定不出家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父亲的成长大有影响的另一因素,就是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种人都有,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包括还有讲外国学问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学问的人,比如李济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其实是军人,他也是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两个人成了终生的朋友。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这样一种环境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

1921年后,父亲有了“幡然改变态度的事”,即“把这些年本准备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决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从此就决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亦佛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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