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1949——读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图)
《大江大海1949》作者，中华民国首任文化部长（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看中国2017年9月13日讯】一、缘起
2011年的一战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我到了奥斯坦德。住了三日。除了吃鱼吃虾，海螺、螃蟹，还看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友人寄来的PDF。我其实早就知道这本书，也看过一些评论，以及评论中的摘录，但一直没想找来看。因为不喜欢才女写的东西。才女们爱煽情，文笔忽悠，天马行空，忽东忽西，让人摸不着头脑。不仅中国才女如此，外国也是。我常看的比利时白领杂志，VIF/L’EXPRESS，其主编就是才女，人极漂亮，经常在首页发表时事评论，我每次都读，但从来没看懂过她到底要说什么。不过，龙应台的这本书，我倒是大致看懂了她要说什么，就是逃亡1949。但她非要命名为“大江大海1949”，可见才女与吾辈，绝非同类项。我说大致看懂，是因为看得并不认真。才女既然可以忽东忽西，我当然也可以忽前忽后挑着看。例如她写列宁格勒围城，我就一目十行地跳过去。我想不出来，远西的列宁格勒围城，与远东的中国1949，有什么关系？她写的列宁格勒那些事，我全都知道。我想，她那样写，可能是为了呼应长春围城。但关于长春围城，我知道的也不比她少，所以也跳过去了。
然而，书中所述，有一人的逃亡1949，我闻所未闻，为之动容，与之共情，几至落泪。就是诗人痖弦。
我知道痖弦，不是因为他的诗——我没读过他的诗，我害怕读新诗——而是因为周腓力。但怎么就因为周腓力，却想不起来了。古狗了一番，也未能确认。印象中，可能是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周腓力的《一周大事》，并授之一等奖，痖弦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当时是该副刊主编，为周腓力写过评论。周腓力对此在回忆中有所介绍。但我现在找不到相关材料。翻了手头的一本《洋饭二吃》，1994年初在台北一家书店买的，薾雅出版社出版，没找到痖弦二字，倒看见书末有一篇龙应台对《一周大事》的评论，写得蛮明白的，不像她名气更大以后写的那些忽悠文章。
二、痖弦的逃亡1949
1948年，痖弦16岁。11月4日，河南省南阳，十六所中学的五千学生，组成豫衡联合中学，由校长老师带着，步行往南，逃离战祸，目标湖南。为何选在11月4日？龙应台在书中没解释。据百度百科“南阳解放”词条：“4日下午，王凌云部在对南阳城进行大肆洗劫、疯狂破坏之后，将南阳城内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师生及一万多名工人、店员、市民掳掠出城，沿白河南岸南下，以三四十华里宽的行军路线，向新野、襄阳方向狼狈逃窜。王凌云部南逃后，（我）六军分区三十九团迅速占领南阳城。4日晚，毛泽东接到报告，挥毫撰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也就是说，1948年11月4日，痖弦他们五千中学生，还有一万多市民，是跟着弃城的国军王凌云部走的。老百姓为何要走呢？痖弦说：“因为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痖弦的父母没有跟着走。他家里有些地，算是地主，父亲当过副乡长，解放后死在青海劳改营，罪名反革命。他母亲病死在村里。痖弦是独子，16岁那一走，他父母再也没见过他。走的那天，他父母在人群里找到他，塞给他油饼，他还不好意思，看都没看他父母一眼，头也不回，就这么走了。这段描写，让我想起我下放那天，我妈送我，我也是类似的不好意思，也是头也不回。
痖弦他们走了两天后，淮海战役开始，战场在南阳东面500公里的徐州附近。他们那一走，自然是再也回不来了，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校长和老师还以为，就像抗日时期撤到西南的联合大学，联合中学一样，仗打完了，便可回家，于是一边走，一边坚持办学，读《古文观止》。走了一千多公里，到了湖南零陵，已是1949年8月。正逢孙立人招兵去台湾。痖弦去招兵站看了看，吃了顿红烧肉，便报了名。他说，出走大半年来，根本没吃饱过，更没肉吃。也就是说，痖弦命中，有一顿红烧肉来救他，使他离开那中学生的队伍，去了台湾。那个学生队伍，后来随着撤退的国军黄杰部，翻越十万大山，一直走到越南，只剩下300人。三年后，还是去了台湾。另外那4700人，一些病死，一些失散，一些回了家，总之，留在了大陆，命运可想而知。不说别的，只消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交待为什么逃，就够那4700人受的。
三、父亲的逃亡1949
痖弦的逃亡，令我唏嘘、共情，不仅因为我经历过多少有点类似的下放，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父亲也曾随着学校和老师逃亡，也是1948-1949，也曾逃到湖南零陵。以前，我以为，父亲的逃亡只是个个例，没有代表性。现在，我知道，逃亡，是1949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人共同的悲剧。
然而，我父亲的命中，没有痖弦的那顿红烧肉。而且，即使有，去台湾，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我父亲比痖弦大十岁，经历因而复杂许多，抗日时期当过共产党，在山东八路军里当文书，期间被共产党当作托派嫌疑关入监狱一年半，逃跑后被日本人抓了，又关一年监狱。所以，我父亲的五年抗日，有一半时间在我敌双方的监狱里度过。1948年，父亲在蚌埠上学，学国防建筑。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父亲他们学校撤到南京，然后上海，然后湖南零陵。1949年8月18日，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投共），我父亲又随学校撤到广西，途中还遭土匪抢劫，最后，在桂林，学校被解放军收编，父亲的逃亡史终止，那是1950年初的事情。从蚌埠到桂林，有多远呢？查古狗地图，直线距离1300公里，绕道上海，则有2000公里。也就是说，父亲的逃亡1949，逃了2000公里，比痖弦远得多，跟痖弦那些从河南信阳出发，最后翻越广西十万大山进入越南的300同学，在逃跑距离上差不多，吃的苦也差不多，只是命运差了许多。父亲后来的59年里，一直都在为五年抗日赎罪，再未能挺直腰杆做人。
人生如棋。如今，马后炮一番，将父亲的逃亡1949复盘，他在桂林的最佳选择是什么？
也许，去香港，是父亲当时可能想得到的最好的选择。1949-1950年，数十万难民涌入香港，必得大兴土木，父亲学的是建筑，自有用武之地，说不定能成香港地产大亨呢。但父亲不会说广东话，正患肺结核，又没钱治，如何知道，在香港立住脚之前，不一病不起呢？
父亲最后活过86岁。他临死前一再声称，他的一生，一步都没走错。可是在我看来，他15岁投身抗日这步便走错了。抗日很好，很高尚，但是你能干的事情吗？跟着共产党抗日，免不了共产党设下的牢狱之灾。抗日期间，父亲那种家庭出身的，个人利益最优的出路，是去上学，比如汪曾琪、杨振宁。但汪曾琪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解放后还是当了右派，灰头土脸二十年。真是复巢之下，岂有完卵！而且，像汪曾琪、杨振宁那样，千里迢迢，去西南大后方上学是要钱的，当时我爷爷有地，却无钱让孩子们上学。1950年初，父亲逃到桂林，仍还有选择。但他选择了最容易的，因为马上就有饭吃，同时也是最不容易的，因为须一辈子唯唯诺诺。说到底，父亲不是那种敢闯的人，甚至没我敢闯。我在公司受不了洋老板的气，还敢孤身一人，漂天过海，逃到一万公里外，语言不通，完全陌生的巴西，而父亲在人生选择中那种关键时刻——马上要变天了，他又不是不了解共产党，却不敢离开单位，去仅相距600公里，那么多人都逃去了的香港。当然，如果说，活着就是胜利，那么父亲说一步都没走错，也许有道理，换任何其它一种活法，他可能都活不到86岁。然而，活着真的就是胜利吗？
共产党经22年流血，夺得大陆的那场“革命”，结果竟是，洒向人间都是怨，真是毫无道理，这就是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要说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