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既封杀“自由”又鼓吹“自由”？(图)
北大的自由精神今日何在？（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看中国2017年7月11日讯】近日，北大张维迎教授在国发院毕业典礼上以“自由是一种责任”为题发表演讲表示：“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发明创造乏善可陈，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问题出在我们的体制与制度。
张维迎在演讲中直言：“中国（中共）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民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只有自由，才有创造。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人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
然而张维迎的演讲内容在北大官方微信账号上刊出不到半天的时间，即遭到火速删除，目前全大陆网站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网友对此议论纷纷。
胡适是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有学者总结了胡适的“自由”观：：一、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是良心的自由。“宗教是一件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谁的宗教，容忍的态度好。”二、思想自由。在文学上发展出来就是言论的自由，表现于美术品、工业就是创作的自由。三、政治的自由。中国历代争取信仰、思想自由的的文人政治家，从春秋战国墨子、杨朱以降，桓谭、王充、范缜、傅奕、韩愈、李贽、颜元、李塨，都未能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未能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途。四、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力。
北大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闪耀着光辉，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成就了北大的地位，造就了北大的百年“品牌”。
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合组成）必须遵循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使用全国统一教材并举行统一考试等。这项命令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推举冯友兰教授起草了《抗辩书》。
《抗辩书》中称：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育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似不必轻易更张”。国民政府收到此书后，只得对此事不了了之。
北大的“自由”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人格完善的自由，也就是成为“人”的自由，在中共的眼中，这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上，多少知识份子成了中共的刀下冤魂。
中共也鼓吹“自由”，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由、平等”云云，据说“自由”还摆到很高的地位。它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含义？
还拿北大举例，看看今日的北大，早已成了一个巨大的名利场。所谓教育产业化之基地，已然成为一个“文凭速生”之工厂。博士证、硕士证、学士证、研究生班结业证，证证待价而沽；总裁班、研修班、总监班、MBA班，班班唯钱能上。如今，有点名气就可以顺利成为北大的学生、客座教授、名誉教授；有点钱，就可以在这里拿个什么MPA、MBA的文凭，充当门面；有点人气，就可以登上北大讲堂，滔滔不绝地胡吹海侃，不管观点是否正确。北大似乎只有商人，没有知识份子。那些“校领导”们，正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这个家、那个家，大家齐聚一堂，为升官发财而努力。
再看看这些年有关北大的“新闻”：“北大院长奸淫服务生”；“校内建五星级酒店供教师和学生吃喝玩乐嫖”；“北大学生会干部贿赂竞选”；“北大硕士论文开题报告造假”；“季羡林藏品被盗事件”……
中共所说的“自由”是不择手段追求金钱、名誉的自由，腐败的自由，堕落的自由，成为“鬼”的自由。
当下，中国不乏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网民说所的“公知”，在互联网和通讯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共对他们言论控制早已力不从心。
可悲的是另外一些人，仍然有良知，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和客观认知，承担着一定的历史使命，但在成为“鬼”的自由中玩的不亦乐乎。中国的政局变化需要这些人的声音，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这些人的声音，再不醒悟过来，不扮演“士大夫”的应有角色，恐要要负历史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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