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既封杀“自由”又鼓吹“自由”?(图)


北大的自由精神今日何在?(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看中国2017年7月11日讯】近日,北大张维迎教授在国发院毕业典礼上以“自由是一种责任”为题发表演讲表示:“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发明创造乏善可陈,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问题出在我们的体制与制度。

张维迎在演讲中直言:“中国(中共)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民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只有自由,才有创造。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人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

然而张维迎的演讲内容在北大官方微信账号上刊出不到半天的时间,即遭到火速删除,目前全大陆网站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网友对此议论纷纷。

胡适是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有学者总结了胡适的“自由”观::一、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是良心的自由。“宗教是一件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谁的宗教,容忍的态度好。”二、思想自由。在文学上发展出来就是言论的自由,表现于美术品、工业就是创作的自由。三、政治的自由。中国历代争取信仰、思想自由的的文人政治家,从春秋战国墨子、杨朱以降,桓谭、王充、范缜、傅奕、韩愈、李贽、颜元、李塨,都未能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未能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途。四、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力。

北大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闪耀着光辉,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成就了北大的地位,造就了北大的百年“品牌”。

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合组成)必须遵循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使用全国统一教材并举行统一考试等。这项命令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推举冯友兰教授起草了《抗辩书》。

《抗辩书》中称: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育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似不必轻易更张”。国民政府收到此书后,只得对此事不了了之。

北大的“自由”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人格完善的自由,也就是成为“人”的自由,在中共的眼中,这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上,多少知识份子成了中共的刀下冤魂。

中共也鼓吹“自由”,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由、平等”云云,据说“自由”还摆到很高的地位。它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含义?

还拿北大举例,看看今日的北大,早已成了一个巨大的名利场。所谓教育产业化之基地,已然成为一个“文凭速生”之工厂。博士证、硕士证、学士证、研究生班结业证,证证待价而沽;总裁班、研修班、总监班、MBA班,班班唯钱能上。如今,有点名气就可以顺利成为北大的学生、客座教授、名誉教授;有点钱,就可以在这里拿个什么MPA、MBA的文凭,充当门面;有点人气,就可以登上北大讲堂,滔滔不绝地胡吹海侃,不管观点是否正确。北大似乎只有商人,没有知识份子。那些“校领导”们,正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这个家、那个家,大家齐聚一堂,为升官发财而努力。

再看看这些年有关北大的“新闻”:“北大院长奸淫服务生”;“校内建五星级酒店供教师和学生吃喝玩乐嫖”;“北大学生会干部贿赂竞选”;“北大硕士论文开题报告造假”;“季羡林藏品被盗事件”……

中共所说的“自由”是不择手段追求金钱、名誉的自由,腐败的自由,堕落的自由,成为“鬼”的自由。

当下,中国不乏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网民说所的“公知”,在互联网和通讯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共对他们言论控制早已力不从心。

可悲的是另外一些人,仍然有良知,有一定的学术造诣和客观认知,承担着一定的历史使命,但在成为“鬼”的自由中玩的不亦乐乎。中国的政局变化需要这些人的声音,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这些人的声音,再不醒悟过来,不扮演“士大夫”的应有角色,恐要要负历史责任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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