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怪现象：从非正常死亡到非正常活着(图)
二胡独奏演奏家美旋女士与丈夫江峰。（图片来源：新纪元周刊）
大约1997年，我写了一篇短文，曰《“养活”的定义是什么》。当时中国官方档常这样说：“中国政府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21％的人口。”我这篇短文反问道：“1959年，全国数百万人饿死，河南一地就有30多万饿殍”，背着这样记录的政府如果也可以夸口“养活”人民，那么请问你们的“养活”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把全中国人饿死光以前你们都可以夸口“养活”了他们？再者，即便谈“养活”，也只有人民养活政府，断非政府“养活”人民。
现在看来，“1959年，全国数百万人饿死，河南一地就有30多万饿殍”这句话里的信息全是错的。首先，那次饿死人不只是1959年，而一直持续三四年；其次，那次全国饿死的人不是数百万，而是数千万；再次，那次河南的饿殍也不是1959年30多万，而是三年内饿死好几百万。
我将此文投寄上海《文汇报》著名副刊栏目“笔会”。该版资深编辑朱大路先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编辑人，他觉得这些资料很陌生或很恐怖，不敢径用此稿，便询问（来信还是来电话，忘记了）问这些资料出处何在，是否准确。我回答他：“出处说不清，准确与否也说不清，不过我可以去查查。”
我写此稿时34岁，在学校接受过22年全日制教育，所拿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全是人文社科类（中国语言文学和新闻学）的。此时的朱大路编辑约五十岁出头，且是全中国名列前茅的老资格杂文编辑。可就是这么一对“有文化”、“老资格”的作者和编辑，竟对那场政治因素导致的民族巨灾的了解如此不确和陌生，足见当时国人被资讯遮蔽的程度之严重。
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目录柜里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有十多种，我共借出八种，其中有五种涉及到这段历史（其他三种提都没提）。不查倒还罢，这一查又查出一个比“养活”更令人愤慨的话题。
宋仲福、徐世华主编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写的：“由于农村粮食减产和高征购，许多地区出现饥荒，不少人浮肿。全国出生率下降，死亡率显著提高，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
王松林、郭大钧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写道：“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1.98％和14.59％，而1960年的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过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与上书相比，1960年的死亡人数多出700万。
张扬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写道：“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和高征购，许多地区出现饥荒，人民有的浮肿，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牲畜大量死亡。”此书提及非正常死亡，但未提具体数字。
柏福临的《中国当代史》是这样写的：“1957年到1960年，粮食产量由3901亿斤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的水准。部分农村发生饥荒，人畜出现非正常死亡。”也未提具体数字。
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八家大学編著的《中国当代史》是这样写的：“1957年到1960年棉花产量由3280万担下降到2126万担，下降35.2％，油料作物由7542万担下降为3405万担，下降54.8％，猪的存栏数也由1.4亿万头降到8227万头，下降43.6％。”此书给出猪存栏的下降数字，人非正常死亡和人“存栏”下降数压根儿没提。
泡了一天图书馆，“饿死人”三字一次也没碰见，更不用说饿死人的准确数字了，倒是“非正常死亡”这个词出现频率挺高。这是我第一次见有人在此处用此词。
“非正常死亡”，顾名思义，凡不正常的死亡，诸如车撞死，雷劈死，天塌砸死，地陷闷死，吃饱了撑死，贪杯了醉死，猎艳者花下死，越货者刀下死，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之列。可是似乎那几年中国既没有那么多的车，也没有打太多的雷，天兼复，地周载，既未塌，亦没陷，前面已经交代，粮食减产厉害，故也不可能是撑死，既无足够多的粮食，吃且不够，遑论拿来造太多的酒，故这么多人亦不可能是醉死，而据一些人说，五六十年代社会弊绝风清，风气令人神往，故亦不可能发生这么大数目的花下死或者刀下亡。
那么此外“非正常死亡”还有哪些品种呢？我找来手头的工具书查，《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这个词条，《牛津法律大辞典》里也没有。书中没有，问人。问谁呢？既然是“非正常死亡”，不是法律问题，便是医学问题。先按医学问题处理，我便打电话给协和医院一位博士后朋友。不巧，人不在。我又给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法学博士（我们同届）通话，他说：“法律上，正常死亡叫自然死亡，与自然死亡相对应的，不叫非自然死亡，也不叫非正常死亡，而叫法定死亡，比如洪水冲跑了，战场上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见于俘虏名单，都属于法定死亡。”
问了一圈，等于还是没有得到什么是“非正常死亡”的答案，我有些失望。过一会，法学博士说：“对，文革时很常用这个词，‘五类分子’比如老舍跳湖，张志新割喉，在统计上都归为‘非正常死亡’一类。”
原来如此！
可转念一想，老舍、张志新们的“非正常死亡”，早就弄清了究竟是怎么个非正常法儿，而且该平反昭雪的平反昭雪，该补发工资的补发工资（只是可怜一死万事休，这些对于死者都毫无意义了），何以上述现当代正史里至今还在几千万农民的死因上玩曲笔的鬼把戏呢？我们能对日本有人将“入侵”写成“进入”义愤填膺，却对将同胞“饿死”曲笔为“非正常死亡”孰视无睹；国际社会至今还在为慰安妇和二战期间被害的犹太人寻公平，而我们居然不能在死因上给几千万饿死的乡亲一个直面的说法；作为错误政治牺牲品的干部和知识份子，有人为他们呼吁恢复名誉，而被错误政治和政策饿死的农民却彻底被忽略、被遗忘——这不公平。
于是我又“愤笔”写了《什么是“非正常死亡”》一文。此文与“养活”一文先后发表于《文汇报》的笔会副刊。这是大陆大众媒体（不是专业书或其他小众媒体）第一次向普通公众（不是专家）揭开“非正常死亡”这道伤疤和提出这个话语。至2007年，此文被大陆最大杂文刊物《杂文选刊》的读者评为十年来的杂文名篇之一。
如今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已是华人世界常识性的话题，可是另一个更触目惊心的普遍现象——中国人的“非正常活着”，却直到最近才浮出水面。人看苹果落地，看万物落地，看了几万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可只有牛顿由此提出万有定律。中国人的非正常活着，中国人看了、活了几十年，可能几百年、几千年，则直到齐家贞才把它提炼出来（我是在香港57出版社出版的万耀球的《滚爬血腥路》一书的武宜三序言中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当年梁启超提“新民说”，办《新民丛报》，鲁迅接着梁任公挖了一辈子国民劣根性，本质上都是在探讨中国人非正常活着的问题，只是他们都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概括这个现象。余华的《活着》实际上是写非正常活着，可惜没有概念化为一个词。
任何社会问题，只有大家先来关注它，才可望解决它。如何解决中国人非正常活着的问题，中国人怎样才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这项系统工程，我这里先提几个偏于理性思考的问题，以作引玉之砖：
1、中国人非正常活着的类型或表现有哪些？
2、谁或哪些因素让或使中国人非正常活着？
3、使中国人非正常活着的手段有哪些？
4、对于这个非正常活着的社会，你我个人应负哪些责任？或者，我们是如何让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女）非正常活着的？或者，非正常活着的他人条件或社会土壤是怎样的？
5、中国人如何才能活得正常？
6、如何让更多中国人像关注非正常死亡一样关注非正常活着的现象？
最后，怎样才算是正常活着？
针对上述问题，我这里提供几件现象帮大家参悟。一件现象是，几天前看阳光卫视介绍台湾老兵回大陆寻亲的节目，其中说：1949年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眷150万人迁台，这个迁移规模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直到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人才可以回故乡见亲人或见亲鬼，如此长时间的间隔也是人类历史没有过的。对此，我联想到的是：这也是一个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群体。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有这么大规模的政治因素导致的迁移，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遭受如此长久、如此大面积的骨肉分离？
再一件现象是关于高智晟的。把老高抓起来，不让他“乱”讲话，“可以理解”，关键是不告诉他妻子儿女老高的下落，叫他一家老小成年大哭小叫非正常地活着，这又是何必？一个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让它的国民非正常活着的人越多越好越快乐越尽兴呢？这不是心理有问题吗？这不是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劣种政治文化的明证吗？请记住：一个政府，让非正常活着的人民越少越好！
再一件现象是关于上面提到的万耀球先生的。万先生告诉我，他的三个儿子在生活上都对乃父很慷慨，可就是在父亲过去的不公正待遇上不能与父“同心”，甚至与父亲关系紧张（老二尤甚）。为什么会这样？万先生现在觉得自己是“自食其果”。当初因担心“影响”孩子前途，从不向孩子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从不讲一句共产党的“不是”，连孩子们上大学的专业都一律避开政治，全学理工，不许学文科（老大老二一个北大毕业，一个清华毕业）。实际上这等于万先生一手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了一个非真实的成长环境，等于把自己孩子的大脑让给别人作了夜壶。那么如此说来，如今万氏父子之间的非正常活着就不能全赖共产党的宣传了。
再一件现象是关于二胡独奏演奏家美旋女士的。网上说，美旋与丈夫结婚十余年，只在一起生活几个月，夫妻至今已十年没见面。这十年中国无战争，不是季羡林先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呆十年的时代；这十年中国的飞机火车天天在提速，每小时能飞跑几百到上千公里，不是秦朝孟姜女寻夫的时代，美旋女士夫妇怎么可能暌违十年不见面呢？这就属于人作孽，不可活了。有些执掌权柄的人，心理严重变态，以制造尽可能多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为乐，就他自己抱着女人睡，把天下其他夫妻都弄得跟太阳月亮似的一辈子捞不着见面亲嘴过正常夫妻生活才称心。让别人非正常活着的人，自己必须先活得不正常。一条捆人的锁链，解放他人也是解放自己，不解放他人也无法解放自己，只有解放他人才能解放自己。
最后，关于怎样才算是活得正常这个问题，以我目前的眼光看：也只有普世价值，才能让中国人活得正常。在这个意义上讲，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