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中国时报邪门超过人民日报
【看中国2017年6月16日讯】在四月底到五月初的不到一周之内，《中国时报》系统的报刊连续发表八篇攻击我的文章（外加同属红顶商人蔡衍明的中天电视节目）。台湾媒体朋友告知，批我是《中时》高层的决定。当然。除了中共的文革时代，你在当今任何文明社会都找不到一家报刊（因政治观点而）连发八篇文章批一个政治评论员的情形。连《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日报》对揭露中共高官贪腐的商人郭文贵都没这么疯狂。可见《中时》总编辑王峤奇为讨好那个在中共国台办“屁股只敢坐三分之二、双手紧放在大腿上如老鼠见猫状”的老板蔡衍明，不惜把自己堕落到赶超中共文革时代打手的地步。在今天民主的台湾，《中时》之举实可做新闻学院的反面教材用。
在台湾遭这种共产党傀儡报系文革式的批判，我本应当作广告消遣就好，但由于这些文章在手段、内容、语言、廉耻心等四个方面的恶劣程度都超过了当今的《人民日报》，成为我的“最坏的中国人在台湾”一说的又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所以我不能放过这个证明我的“发现”之正确的机会。在台湾超负荷地忙碌了两个月之后，现在我回到美国，终于可以喘口气，得把这个坏过当今《人民日报》的《中时》和其作者们拉出来示众一下——
第一，手段。手段恶劣是恶之最。不惜任何手段要达到的目的绝没有好的。《人民日报》要批判某人，要么用社论、要么用真人署名文章，最次用（不知真人是谁的）笔名。而《中国时报》竟然盗用绿营学者和中国异议人士的名字！
由于我本人是清楚地支持绿营、支持台独，《中国时报》因为拿不出任何理直气壮的观点来批驳我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的言论，连用统派观点跟我辩论都绝无自信，于是就公然盗用给台独老将史明写过传记的绿营学者苏振明的名字。苏振明先生在当天就出来辟谣，说文章不是他写的。那么会不会是重名呢？绝不是！因为台湾再没有第二个“资深媒体人苏振明”，不信大家去谷歌搜。《中时》如果不承认盗名，请让这个“苏振明”出来给公众亮一下相！哪有从未在媒体出现过的“资深媒体人”？
为了打击支持绿营的人，不惜盗用绿营学者的名字。这种做法，等于是恐怖分子劫持好人的飞机和无辜的乘客去撞世贸大厦，程度不同，其邪恶的性质是同样的！这种卑劣的行径是我在正式的中国媒体上从未见过的。原来国民党教育下的文人，可以阴毒到超过共产党世界的人，可以想出这么下作的手段！
而且，他们不仅盗用台湾绿营学者的名字，在《中时》总编辑王峤奇的指挥下，那几个效忠蔡衍明却没有写作能力的“署名五毛”不仅你抄我、我抄他，也压根没采访到任何一个人；他们把自己编造的内容贴个“知情者”的标签，自知骗不过读者，索性就编造中国民运理论家“胡平的话”来攻击我。
由于我跟胡平打过笔仗，加上网上有一大堆造假的“胡平和我”相互谩骂的文字（我们的笔仗只以《北京之春》和《曹长青网站》上的为准），我一开始还以为《中时》是故意引用那些编造的我们俩人之间的批评（说《中时》故意，是因为那种烂文字和网站本身一看就是假的），没想到随手到网上浏览了一下，发现连网上五毛造假的言论都不是，而是《中时》的谎言记者陈柏廷、宋秉忠自己编造的！否则他们可以去跟胡平本人核实。胡平是公众人物，他的通讯处随手可以找到。
台湾正式报纸的署名文章公然编造中国民运名家的话，这是我在独裁中国都从未见到过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还从未见过中共的报纸盗用异议分子的名字批判另一个异议分子的情形。在民主国家卑劣至此，更是罪加三等，是文明社会不可原谅的邪恶！真是“最坏的中国人在台湾”！
更值得深思的是，《中时》系统在一个民主国家的堕落超过独裁国家的官媒，而且其报刊主编和记者连五毛的廉耻都没有（五毛可以编最恶毒的谎、骂最肮脏的词，起码还知道把脸藏起来），就像陈文茜，欺骗台湾人民，还得意地去中国招摇她撒谎撒得多么妙！这种邪恶源于何处？
第二，内容。新闻这行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新闻报导，二是新闻评论。新闻报导最坏当然是制造假新闻；新闻评论最坏是故意扭曲你的观点（不是误解），甚至扭曲到跟你的本意正相反，然后义正词严地批判。这两点《中时》仅仅是在批我一个人时就都做到了，难以想象他们曾经、正在、还将对多少人实施这种恶行。
去年我在【正晶限时批】节目上谈到中西文化的不同——西方人追求的是“不自由毋宁死”，而中华文化的传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连东方小国东帝汶都以牺牲2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独立和自由，强调的是两种哲学理念的不同。与此同时，我多次在文章和电视节目上强调，台湾要独立，中共不敢打，没有能力打，没有本钱打。他们绝无法确保美国不参与。美国有《台湾关系法》保障台湾的安全。跟美国打，中国绝打不过美国。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也绝不会愿意跟美国开战。除此之外，打一个全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仅仅是经济上，中国的股市会大跌，贸易严重受损，会受到全球民主国家的经济制裁，很可能把他们自己的政权打垮。跟要把台湾打下来相比，保住他们已经在手里的政权（这个大西瓜）才是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所有，喊打台湾只是为了巩固中共自己政权的一个煽动民族主义口号、一个意识形态的武器而已。如果打台湾有任何一点点动摇共产党政权的可能性，他们就绝不会打的！精明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他们不会像伊拉克的萨达姆那么蠢，稀里胡涂把命和政权全丢了。所以，只有两岸的大国沙文主义者（带着一帮愤青）用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中国会打”来吓唬台湾人民、吓唬台湾人民、吓唬台湾人民！
结果《中时》就敢造多大的谣呢？“曹长青要台湾人死600万”，“曹长青靠一张嘴，就要台湾死800万人，真是别人家的小孩死不完，台湾人的命不值钱！”“曹长青公然鼓吹台独，甚至说台湾人为独立建国，死再多人都没关系。”从600万到800万，随手就往我嘴里塞几百万人。
他们要真相信曹长青靠一张嘴就能让台湾死800万人，不怕我先把他们给吞了吗？“曹长青公然鼓吹台独”？蔡衍明和《中时》公然亲共，却理直气壮。原来在《中时》这些泛红们眼中，台独是比共产党更可恨的洪水猛兽！
制造闹剧般的假新闻也罢了，更恶毒的是，（中时的报导显示）他们看了我的文章“我的身分和中华民国的猴戏”，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对中华民国宪法完全持否定态度，却邪门地写道，为了能在台湾上节目，“曹长青从鼓吹台独建国，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捍卫者。”《时报周刊》打手刘建宏这种故意的编造、其顶头上司黄树德心知肚明地发表，真正让我明白了中文“歹毒之心”的含义。
我一开始还觉得他们太可笑了，居然看不懂【政经看民视】主持人彭文正就我在台湾上节目被内政部发函指控“非法打工”而对中华民国宪法的调侃；后来才醒悟过来，他们是故意、刻意。网上有无数中共五毛编造各种谎言骂我，但还没看到有一个像《中时》这几个“署名五毛”这么邪门、把谎撒到这等地步的。
这些“在台中国人”的“署名五毛们”一边编造我咒台湾人死800万，一边把我支持台湾部署萨德飞弹（以防最坏的万一）当成罪恶。如果不是为了证明“最坏的中国人在台湾”，我理都不会理这些神经错乱的疯子们。
提到萨德飞弹，我借机插一句，国民党泛蓝为什么极力阻止台湾部署萨德飞弹？就因为他们比我更不相信中共会打，因为一旦打过来，台湾这幺小，飞弹可能正好落在国民党总部，或者蔡衍明的《中国时报》大楼。但他们就硬是要用“中国会打”来吓唬台湾人，不让台湾人民公投、制宪、建立自己的国家，不让台湾人民过上有尊严、不受恶霸欺辱的日子。这些身在民主台湾却捍卫专制价值的“在台中国人”实在是比被共产洗脑的真中国人更低劣一百倍！
第三，语言。中时在台湾发行量早就跌到个位数，严重亏损是人所共知的。但蔡衍明靠谄媚中共在中国赚的钱（旺旺集团目前主要获利都来自中国）怎么也应该雇几个稍有点写作能力的人来冒充记者，否则除了撒谎就是相互抄袭，再弄几句像半个世纪前中国小村庄开批斗会式的口号，不怕被业界嘲笑吗？
不信瞧瞧《中时》这些句子，“两岸大恶人曹长青瞎挺台独捞民运财”（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民运组织，想捞民运财门路在哪儿呢？），“恨透自己祖国的曹长青”“丧心病狂”……，前几天又弄出个“两岸大罪人曹长青”……
这种大盖帽言辞，在中国从毛泽东死后我们这批人上大学的1977年，也就是40年前，都几乎无影无踪了。而且，中国文革时代那种批斗用语是被政府逼迫出来的，但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台湾竟然有正式报刊用这种句子做大标题，我还以为一觉睡回上世纪。《中时》为批台独把自己作践到中国文革时代，真不知王峤奇、黄树德的脸往哪儿放？
第四，廉耻心。在中国人里（我指所谓“中国大陆人”）跟我打过笔仗的可谓不少，五毛们用各种假名骂我的更可谓数不清了。但真名真姓的正职记者，即使在网络上，我都没见过谁像《中时》这几个“记者”，档次低到如此不堪。五毛网军和愤青们不敢用真名，说明还知耻、心虚，知道自己是在做坏事，是不能站在阳光下的。而《中时》的“五毛记者”就用真名真姓理直气壮地撒谎，说明他们像陈文茜一样，不以撒谎为耻。
也难怪，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首先看《中时》老板蔡衍明什么档次——为讨好中共否认六四大屠杀，为讨好马英九要求记者“不应批评总统与政府官员”，因为“公司老板不好，你应该做的是离开公司，而不是批评老板，马英九就像是大家选出来的老板，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批评”。民主国家的媒体老板如此高论真是够经典，他需要找个老师教一教“第四权”为何物。蔡衍明自己也知道，“我本想做学生、年轻一代的偶像，没想到居然成为学生们呕吐的对象。”
那还用说吗，一张曾反共的大报，在蔡衍明手里比流星还快地坠落到比《人民日报》更低档的程度。我特地去网上翻了一下当今的《人民日报》，当然照样是成天给共产党歌功颂德，但从形式、内容、文字上等等来说，做个比喻，那是一张正规的纳粹党卫军报，而《中时》则是土匪宣传单。
那么领导这种档次的《中时》社长兼总编辑王峤奇何许人也？网络上翻十几页到底儿，只找到这个总编辑写的一篇文章，歌颂蔡衍明的。不到一千字的小短文，既无构思，更无文采，连叙事都没头没尾、不清不楚，难怪他主导下的报刊连西方小报水平都不够。我就纳闷，这位常去跟对岸交流的所谓媒体人，在民主台湾把《中国时报》办到劣过独裁中国的《人民日报》，不怕连专制国家的同行都笑话吗？
再说《时报周刊》和《周刊王》的主编黄树德。几年前在台北，我跟这个自认是中国人的台湾本地人一起吃过一个三明治便餐。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颇有些精明和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忠诚，不过倒还不像个心术不正的媒体人。观点不同可以交流，可以交锋，只要大家本着真诚追求真理的态度，尤其是，本着正派做人的态度。
记得当时我们交流了对台湾时局的看法，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的政治观点跟自己的两个孩子不一样，谈不到一块去，孩子是台湾派。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的大中国观点连自己的孩子都说服不了，怎么能说服别人呢？说明你那个观点越来越没有市场，赢不了下一代嘛。我当时还批了一顿郝柏村那个“台湾的命运要由全体中国人来决定”的谬论，他没有反驳。
但这次《时报周刊》和《周刊王》对我的报导，令我对这个黄树德的人品大为吃惊，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下面小记者放肆的谎言，说“曹长青从鼓吹台独建国，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捍卫者”、“要台湾死800万人”、“死再多人都没关系”等等的造谣惑众，都是在黄树德操纵、过目下进行的。他让我领教了国民党教育下的“在台中国人”可以刻毒到什么程度。超过我见识过的“中国大陆人”。
我曾在中共的官方媒体工作，我们被要求按照“党”的意识形态说话，但却无法想象可以如此心知肚明地、刻意地歪曲、编造别人的话，然后用低劣的语言攻击批判。而且，据我本人在中国媒体工作的经验，周围绝大多数记者编辑对“党”的意识形态是被动地、消极抵抗式地工作。而在今天的民主台湾，王峤奇、黄树德领导的《中时》、《时报周刊》和《周刊王》明显是主动迎合、配合国共两党的调子，所以加倍地不可原谅！
写到这里，想起几年前我曾撰文批评王丹，回头来看，我批评王丹的内容和观点仍是正确的，但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那就是接受了《时报周刊》的采访。我当然知道《中时》亲中、泛蓝、甚至泛红，但认真思考之后，觉得无论持什么观点，它毕竟是民主国家的媒体，应该是可以接受他们采访的。比如《纽约时报》是左派旗舰，无数右派都在那里发表观点。但没想到《中时》已经毫无顾忌地成为国共两党的打手、大国沙文主义心态的宣传单。所以接受《时报周刊》的采访完全错误，我借此机会就此事向我的读者们致歉。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蔡衍明所依傍的中共势力将不复存在，台湾将会扬眉吐气地成为台湾人的台湾。到那个时候，“在台中国人”的天下大概只剩下《中国时报》的版面那么大。王峤奇、黄树德所带领的“署名五毛”们在台湾新闻界会被淘汰到无立足之地。因为他们的思想水平是蔡衍明，他们的文字堪比中共五毛网军，而且他们连五毛的羞耻心都没有。
干写作这行，重要的是要有信誉、要有尊严。在民主台湾给亲共的老板当文字打手、涂鸦出比专制中国的低档记者更劣质的文字，刘建宏、杨家鑫、罗印冲、赵兴鹏、陈柏廷、宋秉忠这几个《中时》记者不是脸往哪儿放，而是有没有脸的问题。
我本来想过，是否应该原谅这几个吃蔡衍明那口亲共饭的小记者，但是想到二战后德国及全世界文明人，对每一个纳粹士兵都追究，至今七十多年后仍在追究，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就饶了他们；因为，如果他们有人性，他们可以消极对待希特勒的命令。同样，今天共产党对台独的喊杀喊打，一千多枚飞弹对准台湾，难道不是跟纳粹在一个路子上吗？当今的国民党是公开跟共产党连手的台湾的内贼！《中时》则是国共两党的拉拉队，宣传员，是参与邪恶的一部分。对国共两党的恶行，从文字来看《中时》这几个记者都不是消极对抗，而是积极配合。对任何大小恶行都不可宽恕，否则一堆小邪恶帮腔，就不仅给大邪恶壮胆，而且更增加他们实施邪恶的可能。《中时》的主管王峤奇、黄树德和上述记者们如果不服，如果有理，如果有种，就公开站出来，痛斥一顿蔡衍明谄媚的共产党！
自三、四十年前开始，在专制中国的记者们都极少有诚心诚意为共产党意识形态服务的，绝大多数都是消极抵抗，勇敢的则奋起反抗。但在早已民主了二十多年的台湾，居然还有这么一批人，主动地、努力地为国共两党一致的、践踏自由和尊严的意识形态服务，真是最坏的中国人在台湾！
我之所以一一点出这些国共两党宣传员的名字，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在新闻造假的历史上、在劣质新闻范本的档案里，在网络上给他们留下一笔，让他们那些“署名五毛作品”永远地伴随着他们的名字任人搜索。哪一天新闻学院或报刊编辑要找反面教材时，上网可以随手查到；也或许将来他们的台湾子孙们有兴趣查一下，看看他们的“在台中国爹”曾经是什么品行。
我在台湾最大的发现，就是当今有一批国民党、泛蓝、泛统的文化人，比共产党的文化人更毒、更邪、更无廉耻心。他们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郭冠英，在台湾歧视台湾人，去中国蔑视他们眼中的“中国大陆人”；他们死活赖在台湾不走，却成天给专制中国帮腔，尤其是借中共势力恐吓台湾人民。所以最坏的中国人是“在台中国人”，《中国时报》赶超《人民日报》的恶行再一次证明了我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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