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乔高: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上)(图)


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6月14日讯】曾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的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因为自2006年开始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着手调查了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大卫・乔高早年学习法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加拿大皇家检察官。之后从政,担任了七届加拿大国会议员,总共二十七年。后来又担任加拿大亚太助理国务卿、交通部长、国际发展部长,是多届加拿大政府的内阁要员。

因为对人权毕生关注,自2006年以来,他主持了对在中国发生的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他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从2006年开始做这方面关于活摘器官的调查,同年发布报告,2009年发布更新版,2016年发布第三版。

近期,大卫・乔高在接受希望之声电台主持人方伟采访时,娓娓道出了他的人生故事,他接触这项活摘器官调查的始末,以及心路历程。

妈妈告诉我: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伟:作为一位律师和政治家,你有很多方向可以选择,你为什么选择了人权工作呢?

大卫・乔高:你这是个问题。一般人认为检察官是没心没肺的,心肠很硬,总是想把被告定罪。但是在加拿大,我们的检察官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要维护正义的。如果在审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人是没罪的话,我们马上会站起来跟法官说,我不要往前走了,不指控了。很多人认为,只有辩护律师才是维护人权的,但不一定是这样。世界上发生了太多这样的事情,当我看到一个人因为政治迫害而被定罪,我真的是心里摇头。

方伟:谁对你的成长影响最大呢?

大卫・乔高:妈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sucker,就是傻子;另一种人叫ducker,就是逃兵,碰到麻烦就逃的人。妈妈说,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情势变得非常艰难的时候,逃兵就会逃走,但是傻子会坚持在那里,不畏艰难向前走。所以妈妈告诉我,记住,你永远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伟:爸爸对你是什么样的影响?

大卫・乔高:我非常崇拜爸爸。我的爷爷和曾祖父都是法官,但是爸爸不是法官,是个商人。每次我很兴奋和爸爸说什么事的时候,爸爸就问:“你有没有夸大事实?”他说不要夸大事实。所以从十五岁起,我就学会了这一点。爸爸给我很多这样人生的准则,其中一个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别夸大事实,所以我对事实非常的小心。

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中国感兴趣?

方伟:作为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人权律师,你是什么时候对中国感兴趣的呢?

大卫・乔高:这很有意思,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是1969年到1970年我在巴黎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找到一本书,就是红宝书–毛泽东的书,那个封面就是毛泽东看着长江的图象。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肯定很好,他看来大概连虫子都不愿拍死。你现在会说我是个笨蛋,但是对我来说,是到后来我开始读到更多的东西,以及我和从中国来的人开始交谈和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红宝书”根本就是个政治宣传而已,所有东西都是说的好听,但他自己根本就不用的。

后来我再去中国的时候,我是加拿大的亚太助理国务卿,那个时候我没法评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因为我是个加拿大的官员,我谈中国的人权问题会冒犯中共。我现在感觉很不好,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说,在私下里我可以说呀?但是我没有说,只提了一点点。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知道法轮功的事情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而我在2002、2003年的时候是加拿大的驻亚太国务卿。现在回头看,我都觉得非常的内疚,为什么我当时不讲话!

方伟:你是怎么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上的?

大卫・乔高:当时我是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所以法轮功学员就是以公民的身份来拜访我,跟我讲法轮功的事儿。他们来的时候我就会认真的听,认真的记,然后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方伟:你为什么相信他们说的呢?

大卫・乔高:就是根据我对这些人的判断。他们是诚实的人,他们来我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在中国被迫害的其他法轮功学员。我是个检查官,我有这个观察力。我基本上能够知道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在骗人。我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说的是真话,但是那个时候我手里是没有证据的。

方伟:他们来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

大卫・乔高:他们讲的是家人遭受到迫害,家人被抓走了,渺无音讯了。

方伟:你什么时候开始涉入到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这方面的调查呢?

大卫・乔高:首先来找我的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个联合组织。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是美国国会有人跟他们说,你们要拿出调查报告的话,你们要去找第三者、独立的人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来找到我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我们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为什么要做活摘器官这样的调查?

方伟:你为什么接受这个请求呢?

大卫・乔高:麦塔斯是个犹太人,他非常了解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当时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不呢?我们就开始调查中国器官摘取事情的原委。后来我们找到了32类不同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存在。

方伟:在你开始调查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所取向了,觉得这件事情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了?

大卫・乔高:没有,我们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完全没有结论。也就是说证据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我们就会做什么样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是一个独特的法律上的论证,我们没有办法去中国做亲身的调查,所以我们是用旁证来做的。也就是说,随着我们调查的深入,如果这个大规模的器官摘取不存在的话,后果是如何;如果它存在的话,后果又是什么。结果呢,前者都没有,而后者相应的证据一个个的浮现。所以,最后我们非常不情愿的得出结论:大规模的器官摘取的事情,真的是存在的。

方伟:您在活摘器官方面做了十年的调查,过去的十年都在追这件事情。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您查出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大卫・乔高:有钱的中国人他们需要器官,还有就是外国人,象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也有需要器官的,他们就搞器官旅游。我们现在知道整个事情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你在旧金山或在渥太华,你需要一个器官,那你就付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就有人把你安排到上海,住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在那里他们会给你验血。验完血之后,他们会进入一个电脑数据库,去查和你的器官相匹配的器官。

我们都知道这个匹配可不容易,有的时候是1比10、甚至是1比100才能找到一个相匹配的器官。找到了器官匹配的人之后,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他在250号营地,或者250号集中营,在那里会找到这么一个可怜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和很多从集中营跑出来的人做过交谈。他们说他们在里头会被验血。那时候集中营关的其他犯人还会抱怨说,医生这么照顾法轮功学员(老给他们验血)。其实不是在照顾法轮功学员,不是在治疗,而是在做血型的匹配。

我们和辽宁沈阳苏家屯一家医院医生的太太安妮做过调查。安妮说,他的先生就是在苏家屯,在2001年到2003年两年期间,做了2000例眼角膜摘除手术,从2000个法轮功学员的眼睛上,把他们的眼角膜摘掉去做移植。当然有人会说,那你怎么知道她的先生说的是真话呢?你跟他先生谈过吗?她的先生其实后来跑出中国了,住在加拿大。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们见面。但是我们跟他太太安妮谈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详尽的调查,有时候一天要跟安妮呆上8个小时,反复的问她,并且把所有的证词都写下来。

去年我们刚刚出了更新版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本身就700页纸。有2000个讯息的来源。我们查遍了中国所有的医院,病床的数目,所有这方面的讯息我们都做了收集。所以我们的一个保守的结论是,每年有5万个器官移植,这是个保守数字,实际的数字可能在5万到20万之间。每年有这么多的器官移植,但是器官的来源不明。

调查器官摘取——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反华?

方伟: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调查,要花多少的精力,多少的人力,你们的经费是哪里来的呢?

大卫・乔高: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跟麦塔斯,没有人付我们一分钱。法轮功也没有付我们一分钱。我们不是一个拿了人家钱,给客户做事情的这样一个律师,我们没有客户,所以我们查什么、不查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决定,该怎么查我们就怎么查。

最近在梵蒂冈召开了一次和器官贩卖相关的大会,我们想出席这个会议去做我们的报告,但是他们不让我们去。但是我们后来觉得骄傲的是什么呢?教皇本来也要去那个大会的,但是后来没有去。我们想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教皇选择了不参加这个大会。

方伟:你们让教皇知道了器官摘取这个事吗?

大卫・乔高:我们有尽力去和他沟通,我们没有见到他,但是我们传递的资料他有可能看到了。你知道在一年前,关于器官摘取的事情,教皇就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所以我们希望呢,他知道这件事情,并且采取了行动。

方伟:有的中国人会说,你查这个事情是对中国有不好的意图,是反华的行为,你怎么看?

大卫・乔高:我们绝对没有反华,我们不反华,相反,我们非常喜欢中国人,我们喜欢中国的历史,喜欢中国的文化,我们反对的是中共政权,他们对自己的人民太不好了。

方伟:您花了这么多精力投入对中国的人权关注,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的事,为了这个事您走了五十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年四方奔走,呼吁各方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关注。您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

大卫・乔高:我的人生目的有很多,对我的孩子有我的责任,对我的家人有我的责任,我也是加拿大的国会议员,我也有尽内阁部长的责任。同时,我也有责任讲真话,包括对强权讲真话,在帮助别人方面,我也有我的使命。我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于很多的国家,我试图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

下集:大卫・乔高: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下)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