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康熙（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经筵日讲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
经筵日讲是康熙亲政主事后力推的一项重大决策。经筵，原是顺治朝所定的年例，即是讲读清朝列位先帝“祖训”的盛会。康熙将“经筵大典”改为“经筵日讲”，选内臣御前每日进讲汉儒经学典籍，隔数月，举行大典交流进讲，令满朝文武拱立竦听。
经筵日讲须取《四书》《五经》及《通鉴》等典籍而“讲贯䌷绎”。康熙是凭借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如康熙所言：“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
根据后世专家的解析：从康熙十年四月开始，到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止，通过长达十五年的日讲学习，康熙帝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有了全面透彻的理解，并吸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结合当时的国情，施仁政于天下。
由康熙帝主持的这次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帝王读经，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讲义资料，是十五年日讲的思想精华，康熙帝甚为重视，命进讲大臣等将之整理成书，刊印成册，以此作为未来的皇帝、皇族、大臣们学习儒家典籍的教科书。这一系列日讲讲义在清朝皇室和重臣之间广泛传播，曾多次刊行，影响深远，并收入四库全书。
《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等刻于康熙帝在位时，《日讲春秋解义》刻于雍正帝在位时，唯《日讲礼记解义》原稿存放于翻书房，因卷帙繁多而没有刻印，直至乾隆十二年才刻印成书。
后世的学者这样评价：这一系列日讲讲义，将四书五经的全文逐字逐句地解读阐发，是从实用角度对四书五经等的全面讲解，将四书五经经世致用的一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阐发，不仅可以帮助入门者较快地理解经典，同时能让读者明白，学习四书五经不只是寻章摘句，不只是为了八股作文，它是对治国安邦有着极高价值的实用道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日讲，历经十五年时间，集举国之力完成，堪称是史无前例的盛事。康熙大帝钦定的这一系列日讲讲义，编纂人员重臣、名臣、儒臣云集，后世有人统计总共有上百位名臣参与其中。《日讲》原书的编撰人员包括:陈廷敬、叶方蔼、李光地、牛钮、方苞、朱轼、库勒纳、鄂尔泰、张英、张廷玉、甘汝来、陈大受、尹继善、董讷、徐干学、高士奇、常书、严我斯、崔蔚林、朱马泰、蒋弘道、张玉书、阿哈达、王鸿绪、格尔古德、沈荃、孙在丰，等等。
后世的专家这样解析：康熙帝重视经筵日讲，目的在于从经史中吸收治国方略和治国经验教训。他反对寻章摘句、繁琐的训诂考证，主张读书的目的在于体会书中义理，领会其精神实质。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说：“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他对四书五经等圣贤典籍有自己的看法：“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天人之蕴奥在《易》，帝王之政事在《书》，性情之理在《诗》，节文之详在《礼》，圣人之褒贬在《春秋》，至于传记子史，皆所以羽翼圣经，记载往迹。展卷诵读，则日闻所未闻，智识精明，涵养深厚，故谓之‘畜德’，非徒博闻强记、夸多斗靡已也。”康熙帝曾恳请日讲官：“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朕虽不明，虚心倾听，寻绎玩味，甚有启沃之益。虽为学不在多言，务期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然学问无穷，义理必须阐发。卿等以后进讲，凡有所见，直陈勿隐，以副朕孜孜向学之意。”
后世学者对于康熙大帝的日讲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旷日持久的日讲活动中，康熙帝不仅从不心生倦意，而且越学越有兴趣，从开始听日讲官讲解，发展到日讲官讲完自己和日讲官讨论，到最后甚至自己先讲，然后日讲官再讲，最后一起讨论。即便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紧要关头，日讲也从未间断，依然坚持一日一讲。通过十五年的日讲学习，康熙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更奠定了上百年康乾盛世的理论基石。
非常幸运的是，康熙大帝钦定的这一系列日讲讲义，已经在当代重新刊印发行，并配有一定的现代白话文注解，有助于现代人更好的理解这套珍贵的日讲讲义。发行以来，在民间掀起了学习热潮，许多人将此系列珍藏。“皇家读本走入寻常百姓家”！
许多网友给予了热情的评价：
“讲义触类旁通，见解独特，对历朝历代的观点也有辨析，体系完善，不愧是讲了十五年，编了几十年的精品。”
“水平却不同凡响，帝王家学，气象很大。不求寻章摘句，但为探明义理。学习传统文化，这才是王道。先贤智慧，读书明理，只求能作用于身心日用之间。学习康熙的大智慧，这样的求学精神，即便放到今日之大环境，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今日开始读《日讲》《大学》篇，私以为，解读之于文章本身，毫不逊色，文笔之精炼，见解之独到，立意之高远，心生佩服！相见恨晚，读此书，少走很多弯路！！！拜读，拜读，拜读！！！”
“以前看不懂《大学》，只能死记硬背，不能领略。但日讲的解释大气恢弘，并不是像现在大多数书一样根据古汉语词典简单翻译，而是结合当时为政治民的要义，引古论今，让人细细读来慢慢品出自己的感悟，真正把书里的理念化为自己的内涵。好书，希望更多人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品味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
“日讲，介绍康熙皇帝研读的四书五经讲义，……内容丰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日讲》的确是非常值得珍藏的一套书，既有四书五经的全文，还有细致的讲解，并且是康熙研读的，是上百位儒臣讲解、编纂而成，……穷一生之力，争取有所得！”
笔者根据书目和相关介绍，对日讲讲义作如下简单介绍，以飨读者。若想真正受益，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阅读原文，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令人惊叹！真如网友评论所写，“相见恨晚”！
（一）钦定日讲四书解义
钦定《日讲四书解义》，共二十六卷，清喇沙里、陈廷敬等撰，原本为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武英殿刻本。卷前有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御制序、同月喇沙里等人刊毕进呈疏及喇沙里、陈廷敬等57位编撰官职名。
钦定《日讲四书解义》，康熙十六年三月，清圣祖玄烨命儒臣喇沙里、陈廷敬等编撰刊刻《日讲四书解义》，并亲自写序。十二月书成。康熙帝认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体现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所以尤为推崇，在日讲诸书中首先刊刻《四书》。康熙在序言里盛赞四书五经，“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留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点明，“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统治之所系也”，“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道统在是，统治亦在是矣”，即明确了传统文化、四书五经及儒学对于国家统治的主导地位。当代学者评价道: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了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意味着清朝政权在保持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因吸收了博大精深的中原传统文化，从而具有了更加丰厚的文化底蕴。这为清朝社会进入协调、稳定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
钦定《日讲四书解义》是根据日讲精解和经筵讲义整理而成。卷一为《大学》，卷二、卷三为《中庸》，卷四至卷十二为《论语》，卷十三至卷二十六为《孟子》。逐段训讲，不分大小字，经文顶格，训解文字另起行低一字。《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评价甚高，云：“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制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傅，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于此矣。”
康熙帝在序言中表示，“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历寒暑，罔敢间辍。兹已告竣，思与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制序言，牟之简首。”
大意是，我继承祖宗基业，孜孜求治，留心学问，命令儒臣撰写四书讲义，务必要阐发义理，有益于政治。四书与其他经史一并进讲，历经寒暑，不敢停顿，现在终于告竣，希望与海内臣民共同努力，达到至治之世，特地命令校勘刊刻，以垂永久，并亲自撰写序言，置于书前。
康熙帝表示，“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庻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大意是，每每感念淳厚风俗，一定要首先端正人心；而端正人心，一定要首先昌明学术。真诚地希望根据四书的大义，探究古圣先贤的微言，并以此作为教化人民、移风易俗的方法，以期达到一道同风的治世，差不多进入唐尧、虞舜时代的文明盛世！
（二）钦定日讲书经解义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清库勒纳等撰，原本为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内府刻本。卷前有康熙十九年《御制序》，库勒纳等《进呈疏》及库勒纳、叶方蔼等58位编撰者官衔名。
康熙十七年（1678年）玄烨命库勒纳、叶方蔼等儒臣编撰此书作为日讲的教材并颁布天下。《日讲书经解义》，卷一、卷二为《虞书》，卷三为《夏书》，卷四、卷五为《商书》，卷六至卷十三为《周书》。
《日讲书经解义》对《尚书》逐篇逐节地训讲，其体例是：顶格列出经文，释文则低一格，儒臣取自汉宋以来诸家学说荟萃折衷，进行逐节训讲。《日讲书经解义》与一般的儒生注重训诂、音义的注释方法迥别，侧重于引申治国安邦、驭服人心的道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论：“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宰驭之纲；开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盖圣人御宇，将上规尧舜，下挹成康，所学本与儒生异。”
《日讲书经解义》反映了当时对儒家典籍及儒家思想的权威水平和官方解读，条理清晰，引证充实，可称历代《书经》研究的集大成者，对后代研究儒学及相关领域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康熙十九年（1680），圣祖皇帝吩咐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说:“《尚书》记载上古帝王的道理法度，对于治理国家关系密切，我留心研究，以期贯通其中的大义。经筵的诸位讲官，讲解条理明晰，非常有益于学问。诏令将《尚书讲义》刊刻，颁行天下。”
刊刻完成之后，康熙帝在御撰序言写道，“概治天下之法，见于虞夏商周之书，其详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时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盖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焉。所谓敬也，诚也，中也。敬则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摇；诚则孚信在中，而伪巧不能间；中则公正无偏，而邪说不能移。”
大意是，治理天下的方法，都见于《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各篇之中，记载得如此详密，应当符合上天的意志从而达到天地冲和、四海和熙的效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其心法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也就是所谓的恭敬、诚信、中和。恭敬就会使得神明有所主见，物欲私情不能动摇；诚信就会使得心中充满信义，虚伪奸巧不能侵入；中和就会使得公正无偏，歪理邪说不能撼动。
康熙帝表示，“朕万几余暇，读四代之书，惕若恐惧。爰命儒臣，取汉、宋以来诸家之说，荟萃折衷，着为《讲义》一十三卷，逐日进讲。兹特加锓梓，颁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圣王，志勤道远。然夙夜兢兢，思体诸身心，措诸政治，以毋负上天立君之意，夫岂敢一日忘哉！是为序。”
大意是，我在日理万机之余暇，阅读《尚书》中的虞、夏、商、周四代的文献，感到警戒而恐惧。于是命令儒臣采集汉代、宋代以来诸家的解说，加以荟萃，折中其义，編著为《讲义》一十三卷，每日进讲。现在特以加以刊刻，颁示给天下臣民，使他们知道我崇敬效法前代圣王，立志勤勉，任重道远。但我日夜儆惧，希望以此体验于身心，落实于政事，以期不辜负上天设立君主的本意，难道敢于一日忘却吗！以此作为序言。
（三）钦定日讲易经解义
《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筮仪》一卷，《朱子图说》一卷，清牛钮等撰，原本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内府刻本。卷前有康熙二十二年《御制序》、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牛钮等刊竣进表及诸臣衔名包括牛钮、孙在丰等78人。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玄烨亲政后继续遵循“崇儒重道”的政策。他十分重视经筵，认为设立经筵表明帝王留心学问，勤求治理。十年（1671年）二月，经筵正式举行，后又开始日讲，令儒臣日日为其进讲经史文学，从未间断。经筵、日讲促使康熙帝系统地学习儒学，而且他还把所学用于经世，后世有学者认为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等举措可以说就是康熙帝通经致用的表现。康熙帝不仅自己潜心学习，并令儒臣将讲官进讲《四书五经》的释文纂辑刊刻成书，供全国生员学习，《日讲易经解义》便是其中之一。
《日讲易经解义》卷一至卷十四为上下经，卷十五至卷十七为《系辞》，卷十八为《说卦传》、《序卦传》、《爻卦传》。是书概括了历史上诸儒对《周易》的解释，综合了卦、爻的变化理论，探讨了易理宗旨及其与社会现象的联系。该书是日常讲课的材料，语言比较浅近。《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均有着录。除此之外，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内府刻满文本。
《四库全书总目》书评如此写道：“是编为讲幄敷陈，睿裁鉴定。其体例与宋以来奏进讲义大致略同，而于观象之中，深明经世之道。御制《序》文所谓“以经学为治法”者，实括是书之枢要，亦即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枢要。信乎帝王之学，能见其大，非鲰生一知半解所能窥测高深也。”
康熙帝在御撰序言写道，“汉班固有言：‘六艺具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讵不信欤？朕夙兴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尝博综简编，玩索精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特命儒臣，参考诸儒注疏传义，撰为《解义》一十八卷，日以进讲，反复卦爻之辞，深探作《易》之旨”。
康熙帝表示，“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预防以维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于是刊刻成书，颁示天下。”
（四）钦定日讲诗经解义
非常遗憾的是，《日讲诗经解义》到民国时已散失。后世学者在主持整理文津阁《四库全书》时，也发现《日讲诗经解义》有目无书，只存空函，后在其他阁本整理时均未发现此书，因此我们无缘目睹这部珍贵的典籍教材。期待《日讲诗经解义》有朝一日能被重新发现，再现人间。
（五）钦定日讲春秋解义
《日讲春秋解义》系《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中之一种，由清康熙皇帝御定，雍正皇帝重修，为当时的满汉学士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春秋》时的讲义，即讲课记录，故称《日讲春秋解义》。清库勒纳、李光地等人编纂，共有52位编撰者官衔名。共六十四卷。
后世专家分析，比之一般的《春秋》古籍，《日讲春秋解义》有以下几个特点:
《日讲春秋解义》是《春秋》经文及其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合编，这种合辑形式可对《春秋》经、传一览无遗。编纂方式，是每一段《春秋》经文后分别编列相应的三传文字，不但保持了传文与经文的对应形式，更方便了三传之间的互相比对参照。
经传文字当中夹有丰富注释，对于内容涉及的人物、地理、文辞、典制等均加以解释、考证，这些夹注集合了历代《春秋》及三传注疏的精华，对于正文内容的理解非常必要。每段经传原文后均有解义文字，这些解义反映了当时《春秋》及三传研究的权威水平和官方解读，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引证充实，简明扼要，可称历代《春秋》研究的集大成者。
乾隆帝在序言中表明，“皇考大孝尊亲，凡皇祖一言一动，莫不敬述，以昭示来兹”，……“必将俟诸经备成，而后重加讨论也。故再降谕旨，命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内阁学士方苞详细校订，始事于雍正七年。恭呈御览者再而后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锓版既讫，诸臣请制序文，颁示海内。”
（六）钦定日讲礼记解义
《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清鄂尔泰等撰，张廷玉等整理，原本为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武英殿刻本。卷前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日讲礼记解义序》和乾隆十二年(1747年)书高宗御制序，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旨开列的纂修诸臣职名，其中原任鄂尔泰等19人，现任弘昼、张廷玉等16人。
清圣祖玄烨命儒臣将《五经》、《通鉴》等传统典籍作为进讲教材，并将日讲教材先后刻印成书。《易》、《书》、《诗》、《四书》等刻于康熙朝，《春秋》刻于雍正朝，唯《礼记》原稿存放于翻书房，因卷帙繁多而没有刻印。乾隆十二年（1747年），高宗弘历命张廷玉、汪由敦等儒臣重新整理《礼记》并刻印出版。
该书体例、形式均与其它日讲之书相同，首列经文，然后为训讲。为显出次第，经文顶格，训讲低一格。训讲文字援今据古，博采众说。
康熙帝在御撰序言写道，“朕闻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诚以礼者，范身之具，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类纷纶，莫可纪极，圣人起而整齐之，法于天，则于地，顺于人，达于时，协于鬼神。”
康熙帝还表示，“尝遐观三代，禹、汤、文、武，敦叙彝典以倡德天下，而其时之诸侯秉礼以守其国，大夫、士遵礼以保其家，下至工贾庶人，畏法循纪以世其业。呜呼，何风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归仁原于复礼，故法宫之中日陈《礼经》，讲习䌷绎，盖不敢斯须去也。”
参考书目如下
康熙大帝钦定《日讲四书解义》
康熙大帝钦定《日讲书经解义》
康熙大帝钦定《日讲易经解义》
康熙大帝钦定《日讲春秋解义》
康熙大帝钦定《日讲礼记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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