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假面下,那些好傻好天真的人(图)
──写在李明哲“被失踪”第 60 天,专访李净瑜、冯崇义


李明哲妻子李净瑜(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看中国2017年5月25日讯】“很不幸的,西方有些人选择相信它所维系的假象,但我们实在不该认定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法律服务的对象不是人民,是共产党

3 月 24 日,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抵达广州机场准备搭机返回澳洲,结束他为期 20 日的学术访问。长期关注、研究中国人权问题,他在当月 4 日入境中国,为中国人权律师的情况收集相关资料。冯崇义表示,他在入境期间,一直受到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心”,时不时会找他谈话,并追踪他的行踪,但他不以为意。

为了学术研究,这已经不是冯崇义第一次与中国国安部交手,对于不定时的跟踪与问话,他习以为常,认为这些都只是“例行公事”,然而当他于 3 月 20 日离开云南昆明抵达广州时,情况变得有些不同,不但国安警察找他问话的频率增加,过程中间还“高规格”使用测谎机,这令他有些不安,所幸旅程已接近尾声,他按照原定计划到达机场,却发现他已遭到限制出境。

面对边检人员的拦阻,冯崇义感到担忧和愤怒,且无从得知具体原因。他猜测,也许是他对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人权上采取的高压政策所做出的批判,引发高层不满(冯崇义从不避讳他对中国镇压维权人士的手段感到反感,也经常公开撰文批评;去年“709 抓捕事件”满周年,他甚至高调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指他主政以来,非但没有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宪政转型,还大开历史倒车)(注一),又或者他关注人权律师的学术研究惹恼了当局。

无论原因为何,无法离境成为既定事实。当中国政府欲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它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不能离开广州,我哪里都去不了,”冯崇义说。“我与他们争辩,想厘清他们基于什么法源限制我出境,他们回答,我涉及了危害国家安全,那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他强调,作为一名学者,他应该享有应得的学术自由。“他们不但违反国际规范,甚至也违背了中国自身的宪法精神;我并没有犯法,是他们犯了法!”冯崇义义愤填膺的说,可是改变不了他的状况。长期研究中国人权问题,此刻他第一手体会:这个国家的法律服务的最终对象不是人民,而是共产党。

用自由换取安全──近代史的余悸犹存

每当谈及对岸领导人习近平,至今我还是会经常口误,称呼他为国家主席,然而在中国,大家习惯称他为“总书记”。起初我不明白原因,毕竟对我来说“国家主席”理应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不应该用矮一级的头衔称之,但后来我发现,中国共产党才是对岸最高的权力机关。在党大于政府的文化下,自 1982  年中国废除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后,总书记成为国家的实质掌权者。

换言之,有别于一般民主国家的认知,党在中国是至高无上的,就算到了中国紧紧拥抱资本主义的 21 世纪,这样的结构依然不曾改变。然而一个政党如何在自由人本主义横行的世界里合理化它的存在,让国家,乃至于人民心甘情愿被一个特殊阶级统治?

也许理由应当追溯到清末民初的中国,面对土地被世界列强瓜分,再加上长年的对外抗战与内战,中国人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屈辱,导致全体国族严重的精神创伤,结果不只培养出世代传承的先天性自卑,更设定了一种“卧薪尝胆”的怪异情结──中国人必须忍受苦难,甚至以自残的方式求进步,才有可能向世界讨回公道。

我想,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中国人选择与共产党妥协。

挪威学者斯坦‧林根在《完美的独裁》中解释,共产党将自己诠释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监督者,可以指导中国走向安定和力量(注二)。而这样的想法并非只是共产党的一厢情愿。在与许多中国人的对谈当中,我发现民间对共产党的猜疑与否定是一种常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几乎有一个共通的信仰:唯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

为了稳定,人民纵容了专制的不完美,压抑住反抗的情绪,用自由换取安全。于是,“列宁的遗教”在中国的土地上阴魂不散,以父母的形象继续指挥着人民,利用的无非是中国人对近代史的余悸犹存,并承诺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中国才不至于重蹈覆辙,走回分崩离析、不堪回首的过往。

“中国梦”复制“美国梦”,成政治最高指导原则

而有一段时间,共产党也确实履行了他们的承诺。

1 月 27 日农历年除夕,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照例播放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简称“春晚”,是中国人每年过年必看的电视节目。据官方估计,每年平均有 6 亿名以上的观众收看。虽然春晚一直广为各界诟病,内容充满教条式表演和政治宣传,收视率每况愈下,但每年的舞台设计却仍越做越铺张。

今年春晚首次以多舞台的形式呈现,除了北京的主舞台以外,还分别在上海、广西桂林、黑龙江哈尔滨和四川凉山设置舞台,且布置极尽奢华之能事,不但哈尔滨的舞台是一座溜冰场,四川舞台还干脆把人工湖搬上台,令人咋舌。然而,这一切并非为奢侈而奢侈,春晚的奢华是一项宣言,它要向人民证明共产党掌权的中国正迈向强盛。

1978 年,中国开始推动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型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从 90 年代开始经济以倍数成长,每年 GDP 成长率高达 10% 以上。如今,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始打造属于它的品牌。

2012 年 11 月 29 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展览时首度提及“中国梦”的概念,并在隔年的就任宣言中重申其重要性。自此,中国梦不再是大国崛起的依附词,通过习总书记的金口,它蜕变成一个具体、必须实践的最高指导原则。

对内,它的标语开始淹没各大城市看板,充斥在乡村的土墙红砖上;对外,《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横向政策相应而生,企图展示中国的强势崛起,同时努力向世界兜售“中国”品牌。

美国梦的诞生为大国人必须做梦这件事开了先例,如今中国也依样画葫芦。无论它是不是一个复制品,或者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的象征符号,但它确实描绘一幅富丽堂皇的愿景,然而在那样光鲜的外表之下,中国正缓缓走入险境。

“没有红萝卜,我们就用更多鞭子!”

近年来,中国经济放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但 GDP 成长率逐步下降(官方预测今年成长率约在 6.5% 左右),随着劳资上升,中国已告别过去世界代工厂的身份,面临不得不转型的压力。不过,经济成长衰退还不至于严重打击一个社会,倒是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安定的不定时炸弹。

据了解,在世界上 25 个人口数最多的国家当中,中国有仅次于南非和巴西的贫富落差──人口当中最富有的 1% 就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而人口当中最贫穷的 25% 仅拥有全国 1% 的财富,俨然天壤之别(注三)。

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一直是每个国家社会动荡的根源,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当统治者不断以成长取信人民,作为统治正当性的来源,民众在经济上的不满终将化作对统治者的否定。冯崇义表示,中国正走入一个恶性循环,由于长年拥护“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作更强烈的反抗力道,而政府的应对方法是:没有红萝卜,我们就用更多鞭子!

2015 年,中国政府针对维权人士(注四)展开了全面性的逮捕行动,由于发生在 7 月上旬,又称“709 抓捕事件”,至少有 248 名律师和相关活动人士遭到逮补(注五),其中有不少人在被羁押的过程中遭到不合理的对待,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受到警方的监控、骚扰,甚至被限制行动自由。

根据中国人权报告指出,这样的情况在 2016 年依旧明显,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敌意达到新高,从前放任活动的人员,现在一一被打入大牢(注六)。

国际特赦组织则表示,除了公然逮补之外,由于当局经常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做法,强制羁押嫌犯,时间可能长达半年之久,被羁押期间他们无法与外界联络,也不能会见律师,于是“被失踪”的案例也越来越多,范围扩及港澳,其中甚至包括外国籍人士(注七)。

“被失踪”的李明哲

3 月 19 日,曾担任民进党党工,现任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学程经理的李明哲上午搭乘飞机,由桃园机场飞往澳门,计划从拱北口岸进入广东珠海市访友,然而到了预定抵达的时间,在海关出口等待的友人却迟迟不见李明哲出关。热心的友人立即用通讯软件与在台湾的李明哲妻子李净瑜联系,但李净瑜也不清楚丈夫去了哪里。

多次尝试与丈夫联络未果后,李净瑜当日下午向海基会提出协助请求,但海基会以不能违反《个资法》越权替家属报案为由,请李净瑜自行与对岸机关联系。在迂腐的规范下,李净瑜无可奈何,只能亲自致电珠海国台办办公室询问丈夫下落,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李明哲没有被公安逮捕或投诉的纪录。”李明哲自此下落不明。

深知丈夫长期关注对岸人权状况,李净瑜立刻考虑到他被国安单位扣留的可能。3 月 24 日,李净瑜召开记者会,希望中国政府能尽快给她一个答复,不过消息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中国方面却静得很,丝毫没有回音,直到 3 月 29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才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此次事件也是继 2012 年“钟鼎邦事件”(注八)之后,再度有台湾人在中国境内遭到关押。

为了进一步了解状况,我尝试与李净瑜联系,她在电话中表示因受限于行程,只有隔日下午的时间能够接受访问。我猜想她是否要再度尝试进入中国,但又觉得可能性不大(就在李净瑜日前公开宣布要到中国救夫之后,中国政府已经注销她的台胞证),于是我决定不深究,打定主意见到本人后自然会得到答案。

我们援助震灾灾民,为何对“政治灾民”无动于衷?

周六下午,我们相约在位于汐止的施明德文化基金会见面,这也是李净瑜长期工作的地方。作为一名 NGO 工作者,李净瑜致力于台湾转型正义,多年来关心《国家档案法》修法,希望能有朝一日能揭露当年白色恐怖的全貌──这场仗他们打了超过 10 年。

她与丈夫李明哲堪称社运情侣,两人因参与社会运动相识,如今他们“男主外、女主内”,李净瑜长年为《档案法》奔走,李明哲则因外省第二代的背景,会不时关心对岸的人权状况。

究竟李明哲为何遭到中国国安单位的注意,李净瑜也是在事件发生后才有全盘性的了解。她指出,一方面由于中国资讯封闭,李明哲会定期透过通讯软件向友人开课,传授台湾的民主经验,另一方面,李明哲会向友人寄送在中国境内遭到查禁的书籍,包括《当代政治思潮》、《政党与选举概论》、《比较选举制度》等。

表面上,李明哲因举办民主国家普通的读书会而遭到中国无理羁押,然而再深入了解后,他的行为确实可能触碰中国的敏感神经。

李净瑜指出,李明哲除了希望能尽微薄之力来满足中国公知“知”的权利,他同时还加入援助中国维权人士的行动,透过转卖“禁书”的收益成立公益积金,针对维权人士的家属,或是因维权行动而受伤、遭禁的人员进行人道救济。

李净瑜相信,中国正是为了取得这个组织的名单才羁押了李明哲,但并不能因此就合理化他“被失踪”。她表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李明哲的下场是自找麻烦,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但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台湾人会慷慨解囊援助灾民,何以面对中国的政治难民便无动于衷?

李净瑜认为,李明哲做的工作无非是启蒙,同时在合法的情况下对遭受政治迫害的的人伸出援手,到底何罪之有?

“中国逮到了一对好傻好天真的人,我们就好傻好天真的走下去”

谈到丈夫的仗义之举,李净瑜直言她很骄傲,语气中有认同,更有崇拜,也正因为彼此相知相惜,她知道李明哲不会接受因强权的压迫而有所退让。她表示,她今天大可以带着李明哲的电脑到对岸去赎人,但那绝对不是李明哲想要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李净瑜顿了顿说,“如果李明哲到那一边,什么料都爆了,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

事件发生后,李净瑜选择用“正道”的方式正面迎击,排除使用非正式的管道,也不打算交出中国政府想要的资料。然而她清楚知道不愿妥协的后果,将可能为丈夫增添皮肉上的苦痛。

“我知道他在撑,”她说。“我没有天真的认为李明哲被关进去会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近日,前年被中国政府收押的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终于获释(注九),两年的牢狱生活令他身材削瘦、白发苍苍,像足足老了 20 岁,更让李净瑜忧心李明哲的处境,但她不能因此弃守丈夫的尊严和信仰。

“我不能用任何违反他想法的方式营救他!”她说。对于外界的不解,甚至质疑她藏有政治意图,李净瑜只淡淡的说,他们不是比较勇敢,只是对人权、自由和民主有更强烈的信仰,换句话说就是更傻、更天真。“(如果)我们(NGO工作者)都做不到的话,台湾怎么办?”她用一种半自嘲的口吻说,“中国逮到了一对好傻好天真的人,我们就好傻好天真的走下去。”

最后,我问她这么做是希望得到丈夫的肯定吗?李净瑜回答,“这不是一种取悦,他在做他相信的事情,我在做我相信的事情。他不需要肯定我。我懂他,他懂我。(如果)两个不是傻子,不会在一起,早就断了。我当然知道他在里面每一刻都是煎熬,我也得加快我(寻找)国际援救的脚步。无论是哪一个地方,我都必须赶紧行动。”夹在救援和守护丈夫中间,李净瑜明显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

周日上午,我收到李净瑜的来电,除了不断叮咛我不能在文章中透露“公益积金”的细节(虽然她实际上没有跟我说太多),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连累中国的维权人士之外,她告诉我她即将启程前往美国,寻求美国国会的支持与帮助。

我试图安慰、鼓励她,但支吾其词,一时在脑海中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字眼,我感到无能为力,只能祝福她一切好运。再过 3 天,李明哲就“被失踪”满 60 天了。

冯崇义回家了,但有更多人在等待,被看见

4 月 2 日,雪梨国际机场的入境大门,有不少媒体翘首等候,他们巴望着走道尽头,等待主角出现。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名发线略高的华人推着行李车走入他们的目光。历经一周的软禁,冯崇义终于安全返抵澳洲国门。他兴奋的朝媒体挥手,与朋友们拥抱,享受重获自由的滋味。

也许是受惠于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才结束访问澳洲的行程,或是当真受到国际舆论压力的影响,冯崇义很幸运的在短时间内就获得释放。当然,具体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强权可以毫无理由的羁押,自然也可以毫无理由的释放。透过电话,我问冯崇义被国安人员问了哪些问题,他不愿透露,表示他已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保密协议,仅强调中国的维权活动面临新一波的困境,此次遭到软禁更印证了他原来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开倒车。

“不过,有没有可能只是当地的国安人员为了抢功而鲁莽行动呢?”我问。

冯崇义表示,此次事件确实有可能是低阶国安人员为了立功而为,但这样的结果是由上而下的,尤其中国政府近年来强化了管制政策(包括去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和年初刚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都在在显示政府欲打击维权活动的态度,而国安人员的高压手段正是来自于这些法律基础。

而面对越来越压缩的环境,我问冯崇义是否感到害怕。对此,冯崇义表示,他确实会担心,但没有任何事情改变,他依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依然坚持学术自由,他也计划在不久的将来重返中国继续他的学术访问。

“我不会感到害怕,因为相较于我访问过的中国人权律师,我的经验根本是小巫见大巫。”

具有澳洲永久居民的身份,冯崇义比其他人更幸运,能获得更多的国际注目,取得与中国政府更大的谈判空间,然而在中国境内,许多人没有这么多资源,只能与当局硬碰硬。他们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在中国的假面之下,耐心的等待,被看见。

注一:冯崇义(2016)。震动世界的“709大抓捕”一周年感言。
注二:斯坦‧林根(2017)。完美的独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北市:左岸文化,p.137。
注三:Gabriel Wildau, Tom Mitchell (2016, January).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world’s worst. Financial Times. 
注四:维权,特指中国2000年代威权体制改革开放下形成的,为公众利益及个人权利进行诉讼的文化,范围可能包括人身损害、土地纠纷、医疗事故等民事纠纷(见注六),所进行的行政及司法诉讼。维权也包括对政治异见者的基本司法诉讼权利辩护及行使。
注五: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7).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16/17. p.15.
注六: Human Rights Watch (2017). World Report 2017:China. 
注七: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因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去年遭中国国安人员秘密拘捕达三周,最后释放并驱逐出境。
注八:台商钟鼎邦因协助中国境内法轮功学员,于2012年遭到中国关押长达两个月,最后获释。
注九:李和平,中国知名人权律师,曾在 2007 年为法轮功案件辩护,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遭中国公安部逮捕,已于今年 5 月 9 日获释。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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