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杀伐的前奏响起！“四清”运动(图)
1963年5月，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网络图片）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了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后果，而且使中国经济遭遇重重困难。中共党内对此出现了纷争，并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变得白热化。彭德怀等人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各种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并将上述问题的产生归结于毛泽东。而毛却拒不承认错误，并以另组建军队相威胁，打倒了彭德怀等人。
在意识到来自党内的挑战后，毛为了确保自己党内最高地位，消灭异见，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和反苏修。在毛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势在必行。不过，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各地负责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上，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而且也缺乏阶级斗争的色彩。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个省，发现大多数省份并未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展社教运动，是以十分不满。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以后，毛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于是，在5月2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份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再次召开了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并于20日颁发。
《前十条》颁布及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后，1963年5月，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四清”和“五反”最初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总称“四清运动”。
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挂帅，指导“四清”。“四清”运动期间，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无数工人和农民被迫参与其中，积极回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
城市中的“五反”或“四清”试点主要集中在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而在农村也出现了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中共相关部门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又出台了由邓小平等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问题，并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干部。这毫无疑问触怒了毛。
《后十条》出台后，四清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出现了打击范围扩大的现象。而在农村，因运动的扩大化，各地均出现了自杀事件。
然而，毛泽东对此依旧不满意，他强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
1964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此后，中共开始了大兵团作战搞“四清”，即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了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
如此搞运动，再次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采用暴力手段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则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撞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而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毛和刘少奇在运动中的矛盾、具体作法等问题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开，当然根本分歧还是权力之争。比如刘少奇曾在南下考察时说：“现在调查研究，按毛泽东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这些说法让毛十分不满。
毛与刘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毛废除了《后十条》，而代之以《二十三条》，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刘少奇的许多重要意见。《二十三条》最重要的部份是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
《二十三条》颁布后，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流行。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经完全被神化。毛对此洋洋得意，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产，而且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就在各地继续开展“大四清”运动之际，文革于1966年5月爆发。此时，毛泽东早已丧失了对“四清运动”的兴趣，正如其在1967年2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时所言：“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于是，无法开展下去的四清运动就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四年之久的“四清”运动就这样谢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