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杀伐的前奏响起!“四清”运动(图)


1963年5月,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网络图片)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了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后果,而且使中国经济遭遇重重困难。中共党内对此出现了纷争,并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变得白热化。彭德怀等人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各种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并将上述问题的产生归结于毛泽东。而毛却拒不承认错误,并以另组建军队相威胁,打倒了彭德怀等人。

在意识到来自党内的挑战后,毛为了确保自己党内最高地位,消灭异见,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和反苏修。在毛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势在必行。不过,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各地负责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上,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而且也缺乏阶级斗争的色彩。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个省,发现大多数省份并未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展社教运动,是以十分不满。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以后,毛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于是,在5月2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份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再次召开了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并于20日颁发。

《前十条》颁布及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后,1963年5月,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四清”和“五反”最初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总称“四清运动”。

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挂帅,指导“四清”。“四清”运动期间,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无数工人和农民被迫参与其中,积极回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

城市中的“五反”或“四清”试点主要集中在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而在农村也出现了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中共相关部门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又出台了由邓小平等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问题,并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干部。这毫无疑问触怒了毛。

《后十条》出台后,四清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出现了打击范围扩大的现象。而在农村,因运动的扩大化,各地均出现了自杀事件。

然而,毛泽东对此依旧不满意,他强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

1964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此后,中共开始了大兵团作战搞“四清”,即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了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

如此搞运动,再次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采用暴力手段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则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撞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而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毛和刘少奇在运动中的矛盾、具体作法等问题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开,当然根本分歧还是权力之争。比如刘少奇曾在南下考察时说:“现在调查研究,按毛泽东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这些说法让毛十分不满。

毛与刘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毛废除了《后十条》,而代之以《二十三条》,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刘少奇的许多重要意见。《二十三条》最重要的部份是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

《二十三条》颁布后,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流行。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经完全被神化。毛对此洋洋得意,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产,而且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就在各地继续开展“大四清”运动之际,文革于1966年5月爆发。此时,毛泽东早已丧失了对“四清运动”的兴趣,正如其在1967年2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时所言:“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于是,无法开展下去的四清运动就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四年之久的“四清”运动就这样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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