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造假不是品德问题，是逼良为娼的结果(图)
近日又有百篇中国造假论文被撤销。（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4月25日讯】近日，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史无前例地决定撤稿《肿瘤生物学》杂志的107篇造假论文，这些论文发表于2012-2016年之间，全部来自中国学者之手。撤稿原因称是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
换言之，论文作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曝出医学论文丑闻，仅在2016年9月，《医学界》就曾发文曝光一起中国最大医学论文造假案。
当然，这也不是最后一次。
严格来说，论文造假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国内所谓的那些学术期刊，制造的东西80%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奥，实际上，我说的很保守了。
这还真不能怪中国人的品德地下，要怪就要怪这个万恶的论文机制。各种提升、评级，都和论文挂钩，好好坐下来进行科研是不行的，会永无出头之日。
一句话，逼良为娼。甚至中学老师评职称，都要求在学术期刊或国家级媒体上发表文章。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管理机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整个管理体制，就是一个劣胜优汰的过程，就是逼迫人造假的机制。君不见，淘宝上，从写论文到发表论文，是全套的服务。
可能有人说，你说这些不合适，给点儿建议啊。我的建议很直接了当，让工作的评价体系回归正常，不要领导和一堆外行进行各种评级和评定。
教师的职责是教学生，医生的职责是给病人看病，作家的职责就是写出好作品，这些，和发表多少论文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具体而言，取消职称，从而取消和职称挂钩的论文机制。中国的职称，就是个折腾人的工具，是扼杀创造的工具，也是那个逼良为娼的工具。
重要的话要重复三遍：取消职称，取消职称，取消职称。
为此写篇论文？得了吧，体制内的人，对职称的弊病，全都一清二楚。只是，大家要么从中受益，要么还指望着从中受益，不敢说而已。
我不能在反对论文造假的情况下，拼凑一篇论文，对吧？
就拿2011年给《中国青年报》写的一篇文章来给大家看看论文造假的轰轰烈烈吧：
2011年3月28日，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说，中国在国际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已跃居全球第二位。
数据显示，中国的科研论文1999年至2003年间位居第六(占总数的4.4%)，2004年至2008年间超过日本，跃居第二(占总数的10.2%)，仅次于美国。报告预计，到2013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发表科研论文最多的国家。
这个消息当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法新社说，中国在科研论文产出上以火箭速度上升至第二；BBC惊呼，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国内有网站迅速跟上，说科研论文第二“是中国崛起的新信号”，这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比数量，中国在大多数领域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世界前三，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是民族创造力的结晶，并非纯粹以数量取胜。
法新社说，数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提高。衡量科研论文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引用率，尽管在这方面中国也有所上升，却落后于其研发投入率和论文产出率。中国的科研论文要追上西方的质量标准，还需很多年。
《卫报》也称，美国在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这两个时期引用率都名列榜首，分别为36%和30%。英国居第二位。中国的引用率则从实际上的零上升为4%。
引用率为4%，意味着大多数论文是“垃圾”，这其实和专利一样，前几年外媒报道说中国人的专利数量虽然很多，但很多是“垃圾”专利。
2010年1月，《纽约时报》曾邀请一批专家探讨中国能否成为科技领导者。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约翰・高认为，中国要想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持续不断的进步，有赖于其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的能力。在现有体制下，本土人才和外来人才如何融合，将是一个难点。
华人科学家、美国布朗大学纳米科学与软物质研究中心主任肖钢认为，在内部和地方的评估程序当中、在资源分配和资金申请方面，主观因素往往会压过客观标准。在地方政府和大学这一级，在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方面，在履行科研资金承诺方面，都可能会有延迟。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也刊发题为《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的文章说，中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一系列重大学术造假事件凸显中国的学术评价系统过于强调发表论文，这促使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官僚干预学术活动。中国的大多数学术评估——人员聘用、晋升、资金分配等——是由非该领域内专家的官僚主义者执行的，结果，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评价研究的质量，成了评估的标准。
委内瑞拉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的观察最为深入、透彻。他今年3月初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撰文称，既看到了中国争当世界技术领袖的意愿，也看到了阻力和困难所在。
他认为，中国缺乏批评性和个性化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受铁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丧失了自由飞翔的能力。这样一个社会似乎更适合于在明确指令下的繁荣，即精英负责思考，其他人负责追随，而不太有利于鼓励个人的创造力。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中国永远不能产生像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创意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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