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时代的人生悲歌 “戏剧天才”曹禺(组图)


曹禺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维基百科)

曹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极具神奇色彩的天才剧作家,本名万家宝,字小石。他的每一部剧作都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打动着读者和观众,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戏剧界的天才

曹禺出生于官宦家庭,幼年时的他常被继母带去看戏曲和文明戏,这为他日后演戏和写戏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直到现在,他天津的祖宅里,还有一面墙上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曹禺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脸谱汇集:高兴、愤怒、甜蜜、遐想、鄙视……。

1933年,曹禺一夜成名。他的作品《雷雨》一发表便造成轰动,不但被搬上舞台,在各地巡演,迄今,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各地,仍然被一代又一代的表演着,甚至还被改编成电影。


《雷雨》与《日出》合集。(维基百科)

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发表时,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家,进行了两次集体的讨论,可说是盛况空前。

曹禺自此成为中国戏剧界的“天才”,当时甚至有作家为他写下“一时海上惊雷雨”的赞诗,而他的巨著《雷雨》迄今还是中国文坛上无人能超越的“百年一戏”。

“诛心”的伤痛

1940年,中共开始了“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发起“诛身”、“诛心”运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敢讲真话的作家就会遭受残酷的杀害。

而比“诛身”更可怕的是,中共对受蒙骗奔赴延安的所有作家祭出杀手锏:统一用工农兵的大白话创作。曹禺自幼家学修养深厚,练就的是古朴典雅、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因而,尽管他经受了无数次的洗脑,在他的笔下却怎么都流不出通俗的文字。

更为荒诞的是,在中共发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按当时运动的潮流,对《雷雨》进行改写,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是左……舞台上的演员也被要求要带着“阶级感情”去表现所饰演的角色。

曹禺在“文革”期间还被迫写一些表态文章,每每过不了关,不得不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才算过场,但回到家里却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晚年的曹禺犹如断臂之人。一切都明白了,但人却残废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精神残废”了。


曹禺全家福,女儿万方说:“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网络图片)

他的女儿万方曾表示:“我父亲被扭曲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不能不写的渴望与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

1966年,曹禺开完作家会议刚回到北京,一走进他担任院长的“北京人艺”的大门,他大吃一惊,院子的黑板上、墙上到处都贴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字标语。之后,写不完的检查,没完没了的恐吓电话,让他的精神完全崩溃。

一个冬天的夜里,一帮“造反派”突然冲进他的家门将他带走,被带走之后,他被关在牛棚里劳动改造,每天扫大街、清厕所、被批斗。军宣队要求他写认罪检查书,“写得好”才能过关,但经常是修改了七、八次仍不能通过。

多年后,曹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他曾经很羡慕在胡同里遇见的一个扫地的老太太,可以苟全性命。他说:“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精神残废的晚年

晚年的曹禺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睡眠时必须依赖安眠药。有一天清早醒来,他满脸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模样骇人。原来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地,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吃药后的他,有时会将潜意识里的话语一一浮现出来: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着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

“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

他的女儿万方说,她亲眼看到父亲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的那个曹禺了。1996年,这位中国戏剧界的天才在饱受身心的双重折磨下黯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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