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成功海归被迫归海 吐苦水(图)


现在中国戴口罩的老百姓不要太多(图片来源: pixabay)

【看中国2017年4月8日讯】回到美国很开心,尤其是这次恰好赶在覆盖了17个省,造成京津冀严重污染的超级雾霾之前回到美国,仰望蓝天白云,畅快地呼吸着PM2.5等于零的空气,心中有难以言表的愉悦感。昨天外出办事路过郊外一片大林地,灿烂的阳光下,几十只候鸟排成人字形,映衬着湛蓝的天空从头顶上空掠过,十分震撼。这样的时刻总会感慨,美国人民在这里享受着天堂般的自然环境,蓝天白云习以为常,还整天对政客指手画脚,不论是Hilary,Trump还是Obama,都有一群人站出来对他们横竖不满意,几十年前的丑事都能揭出来,经常把政客损得灰头土脸。大洋的那一边,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在欢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GPD赶英超日成为世界第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神州飞船上天,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可如果我们经济发展得连老百姓的呼吸都成问题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微信朋友圈里,身在北京的同学们纷纷晒出雾霾天的街景,那灰蒙蒙日月无光的景象,跟灾难片里面的镜头一模一样。一位有着两岁小女儿的朋友转发了一片文章,文中说“这是深深的伤感,但我们没有办法对孩子们言说。我们在后面跟着她们,看她们带着口罩,依然在前面叽叽喳喳的笑着奔跑。我媳妇跟我说,她们那么大声的叫,大口的呼吸啊,我真想让她们闭上嘴。可你能对孩子们那么说吗?"一个父亲的痛苦跃然纸上。国内的网民现在也是够厉害的,某人晒出了1999年3月9日的北京晚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副标题是"国务院将专门审议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目标和对策”。17年过去了,一方面我们的报纸电视不断地报导环境形势总体向好、污染天数稳步下降,一方面每年的雾霾越来越严重,这次石家庄居然出现了PM2.5,PM10双双破千的记录,这个地方还适合人类生存吗?我曾写过十多年前某市长在电视上说过”我们要让北京的天更蓝,水更清"。这里可以告诉大家,这位市长已经于几年前死于癌症。这恐怕是我见过的中国当代雾霾故事里最无语的黑色幽默。

由此引申出国内社会生态里面一个估计大家都不陌生的潜规则,所谓打左灯向右转。基本上可以这样来归纳,越是政府极力渲染的结构性改革成果,越是说明大家都意识到这里面的问题大,其结果呢,往往就是越来越糟糕。换句话说,政府越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向左改,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我们在向右滑。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过去十五年,政府一轮一轮的调控,结果如何?温总理在2012年曾经说过,“群众说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我听到了感到十分痛心”,“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铮铮话语犹在耳边,而现在的房价比温总理那会可能又翻了两倍了。

我不知道身在海外的同学们现在怎么看待国内的经济状况,但据我的观察,身边的生意圈和朋友圈里,最近一两年来抱有“极度看空"观点的人越来越多。生意圈里,对国内营商环境满腹牢骚的大有人在。上周去参加一个行业年会,圆桌会议时身边坐着某公司的老板,大家只是客气地在寒暄,随口聊起各自公司的情况,对方就是一顿倒苦水。素昧平生的人,见面才10分钟就说这样的话,这牢骚真是够大的。朋友圈子呢,忙着向海外转移资产。我的一位朋友,某公司的董事,几个月前在温哥华买了一套近200万加元的宅子,为了把钱转出去,动用了几十个亲戚朋友为他购汇,结果被银行查出来了,几十号人的购汇额度全部被封,朋友为此还愤愤不平地说,国家法律没有规定我不能去国外买房子呀,凭什么说我恶意购汇?另一个朋友,某著名公司合伙人,显然手法更高明一些,在过去一年里完成了移民加拿大、在温哥华买宅子、把大量人民币资产换汇转移到加拿大的一系列动作。据朋友自己说,目前任处于把人民币资产源源不断转成加元输送到温哥华的状态,至今未被银行监管到,看来操作方法必有独到之处。说起这位朋友,年薪300万,在国内生意场打拼多年,是许多典礼、年会、研讨会的常客,人脉颇丰。这样的人物铁了心把资产往海外转,对周围的朋友有很大的心理震撼。这些人是水里游泳的鸭子,水暖水冷,只需看他们在做什么。

再来说一个打左灯向右转的例子吧。大家可能都知道政府这几年一直在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以我熟悉的行业为例,把原先5%按销售额计征的营业税,改成17%以增值部分计征的增值税。国内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一个常见的标题是“营改增等减税措施释放发展新活力”,给人的感觉是,营改增的目的是为企业减税。李克强总理也曾多次讲到,我们实行营改增的过程中,要求做到企业的宏观税负只减不增。财政部甚至明确提出了营改增减税5000亿的目标,一切听上去都很美好。现在全面实施营改增大半年了,坦率地说,直到几天前我还十分地困惑,这税负到底是减了还是增了?公司每个月的例会,我能看到一些数字,听到一些报告,总觉得忙活了半天这交的税没减呀。几个朋友是经营企业的,一起聊天的时候,甚至听他们说实际税负还是增加了。原因是以前营业税的时候,企业总能搞一些发票什么的来冲费用,现在增值税发票是一环扣一环,没有漏洞可钻了。我还一直天真地想,或许是我的接触面太窄了,经济面的总体税负应该是减的,只是我接触的企业运气不好而已。前几天看到哇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先生在2017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的讲话,恍然大悟,原来这营改增以后企业实际税负增加是普遍现象啊。宗总的原话摘录如下:“最近我们一天到晚说降低税费改革,我们最近也汇总了一下,今年的费跟去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说税下滑了5000亿,我看是收税收不下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如今社会也只有像宗总这样的人,德高望重,才敢说这样的大实话呀!

类似打左灯向右转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两年大小官员口口声声说“人民币没有贬值的基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人民币汇率愣是从6.2贬到了6.95,完全不给官员留任何面子;“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有更大的获得感”是另外一个口号,听上去颇有调动大家积极性的意思,可实际中呢?房价调控得大家一会离婚一会复婚,普罗大众为房子操碎了心,哪里来的获得感?最近国内媒体就美日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炒得沸沸扬扬,说世贸组织下80多个国家都承认了,你们有什么资格不承认我们?可实际情况呢?我们进口汽车的关税居高不下,我们国内的汽油居然还设地板价,国家财政依然大量补贴低效的国企,这是市场经济吗?这些比比皆是的打左灯向右转的现象,我认为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这个臃肿庞大的行政机制,已经完全无法适应社会的要求和当代日新月异的新经济,面对各种变革中的问题,已经力不从心。15年前加入WTO时一个雄心勃勃充满活力的国家,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黑客帝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科幻电影,里面那个英气逼人的女船长Niobe在历经千辛万苦回到Zion后,跟前来迎接她的Morpheus有一段深情的对话,记忆犹新,Niobe说“Some things never change,some things do".同样的话可以用来总结中国社会。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是有目共睹的,不需要太多说明。同时,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还有很多事情跟15年前一模一样,完全没有丝毫变化。你去仔细地想一下,哪些事情变了,哪些事情没有变,然后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变了,而那些一点都没变,你就大致明白了中国体制内在的价值取向,明白了他们在想什么,要做什么。是的,就像我几年前写过的,太阳下面没有什么新鲜事,中国的事情,从来就禁不住连问3个问题。我等小民能做的,只能是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求多福。

2个月前我预测了年底人民币汇率会跌到6.9,当时还有人反驳,现在看来6.9已轻松越过,7的关口岌岌可危。人民币汇率比我当初预测的贬得还要快,经济形势非常不乐观啊。现在,我依然坚持对未来两年的预测,即2017年贬到7.5,2018年贬到8.3,但隐隐中感觉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糟糕一些。汇率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信心。在人民币严重超发的情况下,一旦民众对币值没有信心,那接下来的一定是暴贬。委内瑞拉的换钞,印度的废钞,给我们指明了无锚印钞的后果,我真心希望中国不要走到这一步,否则,又是百姓苦啊。尽管如此,国内一些新的举措还是让我看到了不好的苗子,比如政府最近强调电子货币,可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说得不好听一些,在政府需要的时候,电子货币可以用来充当隐形换币的手段。这里面的制衡,完全在于金融监管,而我们国家金融监管的水平,可能也不需要我多写了。

大约从两年前,我就开始对身边的朋友们说该换美元了。在人民币货币超发的年代,国家出于某些考量又在维持人民币过高的币值,此时最好的保全财产的方法之一就是换硬通货,或者就是常说的所谓“资产在外,负债在内”。在中国,我一直信奉大家不要听信媒体的宣传,而要密切观察太子党们在干什么,并尽可能地在小量级模拟他们的操作,这是一定不会错的。安邦保险在海外大肆购买酒店集团的时候,我就对身边的朋友说,咱们要赶紧换美元了,看这些公子哥们都在逃了呀。是的,在这个年代,手持人民币的,就是在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来掩护换美元的同志们胜利撤退,咱们小老百姓的基础差底子薄,挣点钱不容易,咱就别掩护安邦的陈公子之流了,咱先撤吧。过去两年听从我的劝告的朋友都赚了,对我的话深信不疑。也有一些朋友始终不肯换美元,对于他们,我也是无语了。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国内的人民币资产已经9成以上胜利着陆,平均换汇汇率为6.5。

马光远是我比较敬重的当代经济学家,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他的文章理性客观,有理有据,从不奉承拍马,值得一读。限于篇幅,本文的很多内容无法展开细写。出于对马光远先生的敬意,让我来引用他的一段的论述,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绝不是经济数据的下滑,而是我们对危机的反思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对危机的应对导致政府干预主义的再次勃兴。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市场理念极其匮乏的国度,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有时是致命的。其实,平心而论,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放到全球并不差,可是为什么企业和企业家的精气神为什么如此?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下滑比经济数据下滑更为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很多30多年来的共识被颠覆。特别是,政府为了稳增长而扭曲市场,企业家的作用被弱化,企业家越来越不知道应该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这是核心和关键所在。这是一个干预主义横行的极其平庸的时代,我们的确不配拥有伟大的思想和未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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